新闻媒体论文哪里有？本文在媒介生态学“社会生态”、“群落生态”以及“内部生态”的理论框架指导下，以云南省文山、弥勒、澄江三地的融媒体中心作为调研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层面审视当前云南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原则提出相应对策。
绪论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学派，其一是以伊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其二是以芒福德、波兹曼为代表的纽约学派。国外关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旨在考察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媒介时空论、媒介人体论、媒介场所论、媒介容器论、媒介情景论等丰富的理论成果。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以邵培仁、崔保国等学者为代表的媒介生态论论者主要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共生，致力于在社会环境中考察媒介的生存环境及发展策略。以何道宽、李明伟等学者为代表的媒介环境论论者主要针对北美媒介环境学者的著作和研究进行梳理和译介。媒介生态学发端于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其研究主体是媒介，主要考察媒介内部、媒介与媒介以及媒介与环境的关系。1而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主体是人，主要探讨媒介技术对人的影响。当前国内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介生态环境、媒介融合、媒介生态系统、传播生态、媒体生态位几大方面。
第三章云南县级融媒体中心整体建设概况及调研点选择
第一节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历程
一、先行试点，中央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标准根据中央对于县融建设的部署安排，2018年先行启动了全国范围内600家县融的建设，2018年9月，昆明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了全市县融建设现场推进会，会上率先启动了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以及呈贡区的县融试点建设，拉开了云南县融建设的序幕。在全国县融的试点建设和探索中，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于2019年1月联合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下文简称为《规范》），对县融的定义、分类、功能架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关于县融的部署模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省级搭台模式，即最大限度利用省级媒体平台的技术资源完成县融平台的搭建；其二是省县共建模式，即省级媒体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县级发挥能动性打造具有县级特色的融媒体平台。其三是县域自主模式，即单纯依靠县域资源打造自主平台。
第五章云南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
第一节宏观层面：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适应社会生态的发展
一、整体优化：内容与服务有机结合
媒体资源过于向城市倾斜使得县融在乡村议题的内容生产上存在不足，不能及时跟进乡村舆情的变化发展，从而影响到县融在乡村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媒介生态学整体优化的原则认为，媒介的信息传播、经营管理和社会系统的生态需求应当保持一致1。县融的主要传播范围集中在县域，乡村有限的信息资源限制了县融的内容生产，换句话说，县域范围内乡村信息数量较少，新闻价值不高使得县融的内容生产动力受到打击。因此，在县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仅强调深耕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唯独依靠较为匮乏的乡村新闻内容产出难以使县融在乡村舆论场中站稳脚跟，县融应当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了解乡村用户的所需所求，根据用户需求在乡村服务的开发上多下功夫，加快内容与服务的融合，通过优质的内容吸引用户关注账号，再通过本地化的便民服务留住用户，增强用户黏性和忠诚度。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笨重的APP，县融可以考虑将服务功能迁移到使用更加便捷的小程序上。在此过程中，县融还需考虑到多元主体的参与，即利用县融的资源汇聚优势，发挥好穿针引线的作用，通过内容生产将企业、政府机关、商户、创业者、游客等多元主体汇聚到乡村，利用多方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鸿军所言：“县融不能简单地围绕新闻媒体开展业务，而应该围绕大媒体的范畴，与县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主体业务勾连起来，通过更大的媒体事业展开业务拓展，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节中观层面：维持县级融媒体中心群落生态的良性运转
一、激励机制促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持续发展
在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下，不仅强调的是媒介生态各要素间的和谐平衡，还要重视建立使诸要素产生良性循环的机制。文山、弥勒和澄江三家融媒体中心较早确立了人才培养和相关的激励机制，其发展出的经验可供借鉴：
文山融媒整合人力资源，成立了新闻中心，在新闻中心内部分设了没有物理界限的两个组，一个偏重民生，另一个偏重时政，两个组别的人员不固定，可以随意调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小编全员轮岗、主编末位淘汰”的竞争激励机制。具体而言，文山融媒将编辑团队作为中心的核心团队，薪酬待遇相对较高，通过素质、业务、作风等多方面的考核竞争上岗，确定主编人选后，主编将与剩余的记者、编辑之间实行双向选择，组成“1+3”编辑团队（一个主编+三个小编）。团队组合完成后，中心将以一个月作为一个竞赛单元，每周由不同的4人团队负责所有平台的编发工作，每月四组团队结束工作后将按照传播效果进行排名，得分最低团队的主编就要被淘汰回到原岗做回记者，等所有人轮完之后，被淘汰的主编才有机会重新参与竞争。这样一来，既锻炼了中心每一位采编人员适应不同融媒体产品的生产规则，也激励员工不断学习进步。
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成为当下媒体融合工作的重点，县融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架构的托底工程，是连接传播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通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结构发生改变，逐渐由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会，社会原子化趋势明显，农民虽能通过自媒体表达自身意见诉求，但由于商业媒体平台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难以为公众提供和谐有序的协商共治空间，商业媒体的过度入侵使得官方媒体的话语空间大大受到挤压，主流媒体在基层社会中的影响力减弱，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加强县融的建设势在必行。
针对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云南地区，目前关于县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调查资料还较为缺乏，笔者在对云南文山、弥勒、澄江三地全国优秀县融案例的考察中发现，其探索出了一些县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相对适用于经济较为缺乏的地区，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对于一些自我营收较为可观的县融可以通过半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将一部分业务外包给传媒公司代理运营，通过与公司建立平行合作的关系来开发如助农直播、乡村活动等助力乡村振兴。
第二，对于营收相对较为欠缺的县融应当在内容生产上多下功夫，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是提升媒体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以及引导力的关键。内容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与用户间形成良性互动，能够密切县融与乡村的连接、吸引优质人才、提升县融竞争力、促进技术研发、经济造血等。因此，内容的生产关系到县融与各媒介生态因子的互动，县融需要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内容生产中，如多渠道的融媒矩阵播发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助力农产品打通滞销渠道；典型报道的方式促进村民生产观念转变，弘扬向上向善乡风；开办相关节目，监督乡村治理主体作为，并通过挖掘当地手工艺人的传统技艺，助力文化传承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