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论文哪里有？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背景下深入研究《民铎》杂志，可以看出《民铎》杂志背后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特殊性。《民铎》杂志创办之时，中国内外交困，局势动荡。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创办的《民铎》杂志必然是复杂的。《民铎》杂志也是多变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民铎》杂志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由“抵抗”到“介入”再到“调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十字街头”徘徊：《民铎》及其同人群体
1.1 《民铎》的创办环境
民国初年，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北洋军阀权倾一时，社会风云变幻，国人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虽带来了短暂的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解放，但革命的果实终被袁世凯窃取。革命党人与知识分子们都陷入了彷徨苦闷之中，对于这一场如镜花水月般的民主革命万念俱灰，曾经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共和政体也繁华落尽，只剩下了一个空名。袁世凯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并大肆宣扬尊孔复古，一时间满城风雨。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更是公开出卖国家主权，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也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面对这一岌岌可危的形势，学生罢课，四处演讲，工人罢工，抵制日货。广大群众纷纷自发地掀起了反抗的斗争，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呐喊，像炽热的火山岩浆一样迸发出源源不断的能量。身在日本留学的李石岑深感国内局势之恶化，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爱国活动中，同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学术研究会，并创办了《民铎》杂志，决心要揭露政治乱象，唤醒国人民族意识。与此同时，国内蛰伏的春雷隆隆作响，新文化运动已蓬勃发展。《民铎》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创办的。
1.1.1 政治局势之动荡：内受军阀威胁
外受日本压制 民国初年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其内部饱受来自北洋军阀的威胁，外部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中国在双重压力之下举步维艰。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土失陷、山河破碎、民生疾苦，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甲午战败更是给了清政府当头一棒。除却割地赔款，这次战争还使中国卷入了更为惨痛的漩涡之中。新一轮的侵略战争蓄谋已久，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其自身贪婪的欲望，纷纷加入掠夺中国的激烈战争中，不断扩大侵略范围，企图瓜分中国，深入中国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这一局面引起了爱国人士对清政府的强烈愤懑。1895 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联名“公车上书”，恳请光绪帝“变法成天下之治”，期望能够“设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①在多次上书遭清政府拒绝后，康有为等人仍契而不舍，先后在多地创办报刊，定期演讲，介绍西学，制造舆论。
3 介入与关怀：《民铎》中期对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响应
3.1 走出“象牙塔”：《民铎》同人之觉醒
《民铎》同人是一群带有浓烈学者底色与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早期《民铎》的同人以杂志为武器口诛笔伐，声色俱厉地探讨时弊，分析时局，揭露列强阴谋，驳斥当局腐败，对于国家之未来建设提出了大量的建议与措施。但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只是在政治改良层面上缝补与完善，并没有思考到问题的根源。在国内高谈思想文化变革之时，《民铎》与之背道而驰，甚至公开对抗新文化运动的主导阵营。但终因力量较为薄弱，未能溅起水花，因此有些“门庭冷落车马稀”之感。《民铎》同人醉心于政治，将理想寄托在政治改良上，固执地认为将政治之乱象、社会之黑暗公之于众，可以唤醒国人合力挽救国家，并为改造社会出谋划策。他们困于“象牙塔”之中，不愿走出封闭的堡垒，也不愿接受外部的声音，这在《民铎》早期的内容上都深有体现。1918 年《民铎》迁至上海，在上海文化的熏陶、主编思想的影响以及“五四”新思潮的感染下，《民铎》同人逐渐觉醒。同时《民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逐步向新文化运动靠拢。
3.1.1 “一座十里洋场”：上海文化土壤之孕育
《民铎》同人的觉醒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响。上海这座城市极具文化包容性与多样性。透过上海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色彩。近代以来，有着“东方魔都”之称的上海就充分展现了它的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文化上。近代以前，上海仅仅是一座普通城市。当时中国实行闭关锁国，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还较为落后。从其他方面来看，上海也与中国的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差异。而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上海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声闻全球，悄然地显现出与中国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特点，并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城市，这与当时上海被列为通商五口岸之一密不可分。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国门，上海被列为了通商口岸。1843 年上海正式开埠，一时间外国商人纷至沓来，西方文明与科学技术纷纷涌进，这成为了上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上海在后来迅速发展成为知识分子办刊重要阵地的原因之一。开埠之后的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4 扬弃与超越：《民铎》后期对于东西文化论战的调和折中
4.1 旧派中的新派：中国传统与西方新潮的叠合
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有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就已若隐若现。当时《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展开争论，双方僵持不下。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主张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积极吸收西方文化，而辜鸿铭、刘师培等旧派学者极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随着运动逐步推进，东西文化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越了之前，论战范围不断扩大，论战人数持续增加，胡适、梁漱溟、瞿秋白、冯友兰等学者也加入到了这一论战中，论战的焦点从东西文化的优劣问题延伸至东西方文化如何结合到实践中去。1920 年，梁启超从欧洲游学归国后出版了《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紧随其后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二者就东西方文化再次展开争论，并将这一论战推向至高潮。这一阶段，《民铎》看似沉寂，实则暗流涌动。在这场论战中，《民铎》逐渐向“旧派中的新派”靠拢，从多方面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
4.1.1 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之反思
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东西文化的争论一直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不同思想派别、不同报刊阵营的学者们唇枪舌战，激烈交锋。陈独秀、胡适等“激进派”认为应该彻底根除国民心中的旧道德、旧思想，以西方文化代替，章士钊、林琴南等“保守派”则坚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报刊上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大肆的攻击。刘师培等封建顽固派文人创办的《国故》月刊更是言辞激烈，污蔑《新青年》等报刊，并暗示反动军阀势力动用武力压倒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快刀斩乱麻，亦不失为痛快之举。”①而夹杂在这其中的杜亚泉、张东荪等“旧派中的新派”对于西方思潮的认知不在其对手陈独秀、傅斯年之下，只是他们不赞同全盘推倒传统②。此时，面对东西文化论战，《民铎》表现出的是一种调和折中的态度，不仅深入分析东西方文化之利弊，更努力地吸收东西方文化之精华。
4.2 理性的情感：弥合新旧文化断裂之尝试
在西方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尤为明显的裂痕。这种裂痕就是探寻现代化路径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新式的现代主义与古典的人文主义之间的裂痕，且这一裂痕有愈来愈扩大的趋势。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衍生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抗争也非常明显。随着争斗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的裂痕逐渐呈难以弥合的态势。一些知识分子们面对这一文化断裂做出了一些的反应，如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等。《民铎》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出一种理性的情感，这种理性的情感主要表现在弥合新旧文化的断裂上。在新与旧之间《民铎》并未将二者毅然决然地对立起来，既不坚持固守传统，也并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努力弥合新旧文化的裂缝。在东西文化论战的高潮期，《民铎》植入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与古代思想，深入分析其中可取的部分，同时又客观、理性地批判了现代思潮与西方学理，并尝试将中国古典佛学与西方科学进行融合来缝补这一文化断裂。
4.2.1 传统文化与古代思想的植入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为阵地，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派”极力主张完全抛弃中国旧有的文化，声称要以西方思想文化来冲刷传统文化之阴霾，进而改善国民性，唤醒国人。在这一种趋势下，不少知识分子猛烈抨击传统文化，言辞激烈，稍有些极端化。这引起了顽固守旧派的不满，他们对于封建旧文化不仅有着深刻的传承责任，更认为传统文化才是拯救中国的根本之路。《新青年》同人与旧派势力唇枪舌战，争论哪一种文化更具优越性。此时，报刊、学者们纷纷站队，也有一小部分学者注意到融合这两种文化的实践问题。在早期对于社会改造之路的探索中，多次失败都归根于封建专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要剔除一切与封建相关的，以西洋文化取代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种激进的观点并非单枪匹马地奔涌而出，而是知识分子们不断总结过往多次失败的经验所产生的。然而“激进派”这种对于旧文化过于偏激的态度引起了社会的热议。
结束语
一战期间，欧洲战场战事激烈，炮火连天。日本费劲心思向德国宣战，实则谋划另一阴谋。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这一场深刻的以机器运作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革命浪潮很快席卷而来，各个国家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而此时的大清王朝正沉浸在“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必与外夷互通有无”的美梦中，闭关锁国，与世隔绝，逐渐与世界脱轨。同时统治者独裁专断，固步自封。在清王朝还在酣睡如泥之时，帝国主义为了贪婪的资本需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疯狂的瓜分与掠夺行动。在这之后，统治者未曾想到，这一令人沉痛的灾难在往后的数十年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使得中国坠入了苦难的深渊之中。1914 年世界第一次大战爆发，帝国主义等国家忙于激烈应战，无暇顾及中国。而当时的中国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危机重重。日本瞄准德国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占领的青岛一地，打着对德国宣战的借口，向青岛发动进攻。此时国内已结束辛亥革命，袁世凯登上政治舞台。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袁世凯不断向日本妥协，以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这一行径的支持。尽管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多次受阻，但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放弃社会改革道路的探索。在早期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知识分子们不再闭门造车，而是主动追赶时代思潮，逐步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逐渐挣脱封建专制的禁锢。辛亥革命的失败给知识分子敲醒了警钟，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道德树大根深、盘根错节，若不能将其连根拔起，那必然会重蹈覆辙。1915 年，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建立在思想变革的基础之上，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民铎》杂志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民铎》杂志初期讨论了有关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农业等内容，并深度分析国内外局势。同时作为一份中国留日学生群体创办的刊物，《民铎》杂志曾言辞激烈地声讨日本的罪恶行径，多次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后被迫迁至上海。迁至上海后的《民铎》杂志在主编李石岑的引领下逐步转变方向，开始承担着传播西方思潮的重要责任。东西文化论战的高潮期，《民铎》杂志再次发生转变。对于知识分子所激烈争论的东西文化优劣问题，《民铎》杂志及其同人开始进行深刻反思。研究《民铎》杂志的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认识媒介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把握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期刊形势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