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论文总结张楚小说欲望书写的特点，指出张楚小说的欲望书写超出以往欲望书写的独特之处，同时简单叙述其欲望书写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欲望小城：城镇经验与叙事时空
第一节欲望书写中的城镇经验
在谈到《樱桃记》与《刹那记》的创作时，张楚曾坦言：“在刚开始写作那些年，小镇上平朴的人们成为了我小说里的主人公。”①张楚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下的一个小镇，后又在滦南县国税局供职二十余年，他的小说创作也是在此期间发端，直到近年他才辞去公务员职位，转而全职写作。滦南县北靠燕山、南接渤海、东邻滦河、西临京津，坐落于华北平原，境内平原连野，曾经水运发达，且境内居住人口除了土著外，也有不少明初时迁移来的山西人、安徽人和江苏人，元初时蒙古人也曾南迁至此，并将滦南县命名为倴城。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小城，滦南县内很少商贾巨富和名门望族，多为勤劳谋生的普通百姓②。可以说，小说中的小城或小镇就是张楚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家乡，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或来自他在家乡报纸上的见闻、或来自身边亲朋的经历，他将其杂糅重造、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后加入一篇篇小说。小城镇的熟悉环境与这些熟稔的亲朋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立足点和现实经验，其个人经验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舒展，但他同时又超越这些经验，超越对具体某个人的书写，专注展开身而为人所独有的广大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探索。
在张楚的60余篇中短篇小说中，只有少数小说的发生地位于乡村，如《良宵》《旅行》《水仙》《雨天书》《赵素娥》《一棵独立行走的草》等，个别篇目混杂大城市背景，如中篇小说《过香河》涉及北京，《你喜欢夏威夷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当代都市女性，其余大多数小说的发生地都位于小城镇。在张楚最早发表的几篇小说中，如分别发表于2002年和2003年的《关于雪的部分说法》和《曲别针》，已经可以看到他将笔尖对准小城镇上的普通人的尝试。在发表于2002年的《一棵独立行走的草》中，张楚在写到具体的地点时，就已开始使用桃源镇这个符号。在最初五年（即2002—2007年）发表的小说中，以桃源镇为代表的小镇人物是张楚书写的重点，如《樱桃记》《长发》《因恶之名》等篇。
第三章欲望书写的叙事策略
第一节日常的逻辑：对他者欲望的尊重
张楚的小说充满了生活细节，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被用来填满小说的角落，显示出生活的真实肌理。2013年，孟繁华和张清华等评论家曾主编出版“70”后作家系列图书，在对“70”后作家的评论《“70”后的身份之“迷”与文学处境》中，两人曾对张楚小说中的非虚构和虚构特质做出过精准的评论：“他的每篇作品，在生活的层面几乎都无可挑剔，生活的质感、细节和真实性几乎达到了‘非虚构’的程度，但是整体来看，其虚构性甚至诗性又都一目了然。在亦真亦幻、真假难辨之间，张楚的小说像幽灵一般在我们眼前飘过。”①张楚的小说还有种奇异的抒情性，这种抒情由奇特的想象和怪异的叙述组成。如《骆驼到底有几个驼峰》中周丽朵毫无章法的想象：“你说，这些新疆人怎么来的啊？我想肯定不是坐火车来的。骆驼的脖子那么长，会把火车的顶棚撑破的。”②这些奇特的想象和张楚小说中的细节相辅相成，使得张楚的小说既具有非虚构的特质，又充满奇特的想象力和虚构性。
张楚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年龄、背景都与他本人相似，有些小说中的人物甚至直接采用“张楚”这个名字，如《过香河》中的叙述者是一位近五十岁的文艺工作者，以前当过公务员；《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叙述者是一名在县城做税务工作的名叫张楚的小公务员等等。人物的经历往往也能和张楚本人的某些经历一一对应，如张楚曾在访谈中谈及自己身处县城却怀抱文学梦想，组织过县城内的读书会，这一经历也被他写进《简买丽决定要疯掉》这篇小说中；曾经经历过的痛失女儿的心情也被他写进《安葬蔷薇》。还有些作品则取材于张楚的亲朋好友，《伊丽莎白的礼帽》取材于张楚的姨妈，《旅行》的灵感来源于张楚自己的爷爷奶奶等等。由于从与张楚本人类似的身份和视角出发，张楚的许多小说有其特定的书写人群——小城镇中的中年饮食男女。
第四章欲望书写的流变与突围
第一节“大胆谈欲”的前提
正如前文所述，张楚在小说中践行对身体的解绑这一理念，大胆书写和探索人的身体与内心欲望，从日常生活和人类情感抵达宇宙和生命的深处。但“大胆谈欲”并将其与多种主题结合后进行深入探索这一理念及行为并非凭空而生，创新总来自于继承，它既需要宽容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思潮等适宜的外部环境，也需要继承和挪用前几代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内部资源。
一文化视野下欲望书写的流变
中国古代的宗教思想中，有许多与欲望有关的论述。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所确立的文化机制和欲望话语，是通过建构一套“仁”与“礼”学说来构建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孔孟学说通过建立一系列君子与小人之别的规则来激励每个人做君子和圣人的强烈欲望，通过此种方式重塑和引导人的欲望，这种话语体系塑造的欲望话语长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欲望叙述模式。以王安忆《小鲍庄》为代表的一脉寻根文学、《白鹿原》等当代经典之作明显继承了儒家的此种欲望叙述模式并引起当代批评家对“仁义”的多面讨论。儒家试图建构乱世中的社会秩序，而道家给个人安身立命提供了一种抵达心灵平静的路径，为儒家治世下的失败者和疏离者提供道路。老子认为人们之所以失德，是因为欲望和知识太多，而反者道之动，即物极必反，因此老子强调以寡欲来修德。当代文学中，以阿城《棋王》为代表的小说体现出一定的道家思想，同样引起学界对于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道家文化内涵及价值评估的讨论。佛教在“苦集灭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四圣谛说”，其中苦谛（八苦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和集谛（集孽障，痴贪执）揭示人的痛苦，灭谛与道谛（八正道）用以许诺幸福，灭谛的核心是“去欲”以完成“涅槃”。唐代后三教合流，到两宋之际理学诞生。在程朱理学中，欲望被分为两种：天理和人欲，天理指人的基本欲望，如渴和饿等，人欲（或称私欲）则是超出基本范畴的欲望，如要求食物美味。“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继承孔孟名教思想后对其的改造。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思想体系都将欲望视为人的恶之源，强调欲望的消极方面，希望人能够“静”下来，控制自己的欲望，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第二节张楚小说中欲望书写的突围
一打破二元对立叙事
从现代文学作品肇始，肉体与精神总是作为对立面存在，郁达夫笔下“零余人”用肉体的沉沦表达煎熬的处境；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灵与肉”的纠缠、冲突、对抗成为文学作品中一脉相承的主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声色犬马的生活被视作堕落的象征；1930年代成仿吾等人笔下的革命爱情小说则剥离肉体，人物一心只谈革命与爱情；1940年代的小说中救亡主题压倒其他主题，从问题小说时即作为主题的人生的苦闷、爱情等都成为救亡主题的陪衬，或者完全消失；新中国成立后，新文艺的标准把控了文学作品的发展倾向，《青春之歌》中肉体几乎隐遁，显性的是政治与爱情的缠绕，林道静面对爱情的选择几乎完全影射了她在政治上的摇摆与选择，而到了《创业史》中，爱情完全让位于人物的政治觉悟，梁生宝为了更好地投入合作化运动而拒绝心爱的徐改霞；新时期以来，肉体逐渐恢复其在文学作品中所占的篇幅，甚至到了以棉棉、卫慧、翟永明、朱文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诗人笔下，人的肉体和欲望得到大篇幅的描写，肉体承载了许多意义，如反抗宏大、推翻崇高、承载性别意识等意义。1980年代张贤亮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90年代贾平凹的《废都》等作品，仍是在书写肉体与精神的纠缠、对抗中反映社会和人的变化。但直到这时，肉体与精神仍然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存在，但对二者的讨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刻，新世纪以来，新的肉体——精神观出现，这种新的观念超越肉体与精神的二分法。
结语
在世纪之交时，张楚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此时纯文学正处于日渐边缘化的境地，张楚却逆市场潮流，以一名税务局公务员的身份坚持进行写作，并始终让自己的作品保持纯文学的品格与追求，其小说重拾中国文人书写风物的传统，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书写中呈现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的肉体与心理的双重挣扎，呈现他对于“灰扑扑”的普通人的观察和理解，表达他对于现实世界、人的欲望、人生意义的思考。
张楚小说中欲望书写的独特之处在于，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大潮下，张楚的小说与狂欢化、世俗化、物质化的生活保持距离，深入挖掘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人之欲”这一主题，在立足小城镇的基础上书写他对于人性与欲望的理解。在《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出生小说家的创作》中，张莉对于“70”后作家的总体评价为：他们普遍进行日常生活书写及“合时宜”的书写，以“个人化”的写作姿态不自觉落入金钱社会的大网，“70后”作家的写作应承担更多社会意义和公共意识，与历史和社会现实进行结合①。虽然张楚的小说同样属于日常生活叙事与个人化写作，但其小说并不止步于此，张楚的小说在对日常生活与个人欲望的书写中侧面展现人的忏悔意识、上一辈的历史遭遇、宇宙视角下的人类自省、人与现实相碰撞时的挣扎痛苦等等主题，并且通过人物的遭际表达对于命运、宗教、生命的思考，其小说补充了当代文学中有关新时代小城镇书写与欲望书写的部分，丰富了“70”后作家作品的书写主题，拓宽了“70”后作家作品的书写边界。但张楚的小说也有其缺憾之处，其小说中对于人物性关系与性行为的描写有助于表达人物在现实中的受压抑状态以及他们的破坏倾向，但其小说中的性书写却有一定的同质化倾向，这无益于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同时，张楚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包含许多生活细节，这使得他的小说既有坚实的地基又有飞扬的想象，但这些细节有时过于琐碎且无用，削减了小说的凝练之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