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文围绕《东北文艺》组织的三次讨论，包括“什么是典型人物”、“暴露还是歌颂”、方言土语的运用与语言大众化的关系，探讨作家的创作困境及在具有强制性的文学制度的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应对困境的解决方法。由此，更为严密的文学规范逐渐建构。
第一章时代交替与《东北文艺》的创刊
第一节东北解放区文艺转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对世界及中国革命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研判之后，充分意识到东北地区的战略位置，在获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革命建国大业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最为关键的重要战略。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明确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在这一战略指引下，党随即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全面开展党在东北地区的工作。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与部署的指示》，将革命中心转移到东北地区，迅速派出苏北、华北、西北的数十万大军进入东北，同时派遣了二十一名近三分之一的七届中央委员和两万多名干部。1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强调党现时在东北的重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而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配合军事战争，中共中央东北局集结了干部人才优势和物资优势，在继承陕甘宁边区文学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东北解放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文学文化制度的设计与实践，建立起与军事战线同样重要的“文艺战线”，以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确立党的领导权。
第二章文化启蒙与“新人”形象的浮显
第一节模糊的农民序列
普林斯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俄国文学时，提出了“功能”[1]概念，认为一个文本中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叙事过程中某种成分的功能。格雷马斯则根据文本中的不同功能，将叙事作品区分出六种角色：主角和对象，支使者和承受者，助手和对头[2]。也就是说，从叙事文本的结构来看，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角色设置中，看似不同的叙事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内在逻辑，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往往会呈现出群体化的类型序列。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毫无疑问，农民在文学作品中充当了绝对主角，并以主人翁地位和崭新的精神面貌进入到文学舞台。不同于五四时期鲁迅笔下愚昧病态的农民形象，也不同于柳青笔下光洁无暇的农民英雄梁生宝，解放区农村题材的作品以主人公的“成长”为线索，呈现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3]，“成长”是这一时期农民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解放区成长中的农民群体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形象，而是在革命的历练中经历着艰难的现代性转换，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接受了革命意识的新农民。这种农民角色的“对象”就是在革命激荡中成长并获得解放。值得注意的是，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的工业刚刚开始恢复，很多工人的思想与农民类似还处于落后阶段，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形象并未产生，故本论文将这类翻身主题的工人形象纳入农民形象的翻身转变中来谈。
第三章组织讨论与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第一节什么是“典型人物”——《夏红秋》单行本的修改
小说《夏红秋》以主人公夏红秋的革命成长为线索，真实反映了东北知识青年特别是学生青年的思想转变历程，具有现实教育意义，也为东北知识青年的成长指明了道路：只有在党的领导和工农兵群众的教育下，清除自身的盲目正统观念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投身于革命、献身于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出路。《夏红秋》一经发表，就受到了东北广大知识青年的喜爱，他们纷纷阅读、讨论，夏红秋的成长与转变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很多人也和夏红秋一样，盼望着在新的时代里能成长起来，并投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然而，尽管作者在文学创作上追求与时代同步的话语，着力表现当时东北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进程及成功，但小说中作者对于东北知识青年的真实与典型的考量，使其文本呈现出了一定的裂隙，引起读者热议。为此，《东北文艺》紧紧围绕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性”问题组织了对小说《夏红秋》的讨论。1947年，范政在第二卷第二期、第三期的《东北文艺》上连载了小说《夏红秋》，紧随其后《东北文艺》就展开讨论，分别在1947年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和1948年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相关文章。此外，与《东北文艺》相配合，1946年由东北书店创办于长春，舒群担任主编，以教育东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宗旨的刊物《知识》在1948年第六卷第二期、第三期对《夏红秋》也展开了讨论。总体上，对于《夏红秋》中知识分子形象“典型性”的意见分为基本肯定和否定两种，但批评、否定的文章数量较多，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强，显然讨论在于呈现偏颇、毛病，进而以探讨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问题为目的。
第二节暴露还是歌颂——对《网和地和鱼》的批评
马双翼，原名郝维廉，1919年出生于辽宁沈阳。30年代流亡到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并多次往返于东北和北平两地，在此期间发表了很多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小说。1945年马双翼赴晋察冀解放区，后回到东北。1946年，在东北局的号召下干部们纷纷下乡参加土地改革，马双翼经冯仲云介绍参加了东安、密山一带的土改工作团。1947年，马双翼被分配到《哈尔滨日报》社负责文艺副刊工作，开始酝酿创作短篇小说《网和地和鱼》，发表在《东北文艺》1947年第二卷第六期。小说刻画了土改翻身队伍中的一个“渔民”形象，写渔民谭元亭在分地之后面对胜利感到无所适从、迷惑茫然，对于土地“又仇恨又稀罕”，不知道是继续当渔民还是改当农民。他爱上了农民的女儿魏素英，却遭到其父亲反对。后来又被孙把头的女儿引诱，终于在痛苦纠结之后，将孙把头女儿留下的包袱交给魏素英父亲，最终和魏素英一起过上幸福的农民生活。小说发表之后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了文艺界的批评[1]。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周立波在1948年刊载于《文学战线》第一卷第一期上的文章《庄严的现实不容许歪曲——评<网和地和鱼>》。全文从小说的内容、人物形象、作家的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批判。首先，周立波批判“《网和地和鱼》是一篇用土地改革做幌子的颓废腐朽的三角恋爱的小说。从这篇小说里，人们呼吸不到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农民斗争的健康的空气，感受不到斗争中的农民的正常的情感。”[2]甚至批判作者继承了张资平的衣钵，认为作者不过是在借土改的幌子来宣扬腐朽颓唐的、倒退的兽性的文艺。其次，关于谭元亭的人物形象，周立波认为其是“对于现实，对于翻身农民的歪曲的写法”[3]。
结语
对于当代文学的起源，孟繁华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指出，“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1]应该说，延安整风后的陕甘宁根据地和各解放区文学作为资源进入当代文学，是当代文学的制度雏形。但是，由于延安整风后抗战形式严峻、随后到来的解放战争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陕甘宁边区的文学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完善和较充分的实践。“将红色文学制度继承并发展完善、且成为当代文学制度资源与雏形的，应该说是东北解放区文学。”[2]东北解放区文学在陕甘宁边区文学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调整，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系统的文学、文化制度的设计与实践，参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旧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建构起一套崭新的意识形态，夺取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东北解放区文学是对新中国文学制度建设的一次大规模实践和预演，是此后文学制度的雏形，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当代文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北解放区文学作为延安文学向新中国文学过渡转型的重要一环，不仅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还拥有自己独立的意义。
在文学的生产机制中，文学媒介是重要的一环。本雅明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品格与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以报纸、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构成了政治体制之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和所谓的‘文学性’。”[3]中国现代文学也一直贯穿着一条由报刊、书店和出版机构等组成的媒介线索，形成了新文学存在的重要场域，亲身参与并推动着文学的发展与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的生产传播有着不同的生存语境与样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依靠参与者共同的文学立场、艺术追求或以商业价值为主要目标。四十年代，文学生产传播机制依托“延安模式”，迅速发展成为主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东北解放区形成的新文学场域和媒介，展现出基于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及建构意识下新的文化与话语表征。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