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山花》还积极适应时代之变，以先锋的姿态，走在文学理论最前沿，并引入视觉人文，打造了独特的“双重文本”，积累了全新的办刊经验。通过十年的不懈耕耘，《山花》真正让自己成长为当代纯文学生长的一片圣地。
第一章 《山花》的文学生产变革
第一节 《山花》文学生产变革的背景
一、1994的困境:双重边缘
1994年于《山花》而言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山花》已经走到了第44个年头，与新中国几乎同岁的《山花》完整见证了当代文学的曲折发展，却没有完整参与其中。提到《山花》，业界几乎只会将它与贵州文学联系在一起，偏于一隅的先天地理位置让它与其他省级刊物相比显得默默无闻。1994年《山花》第1期首页的《卷首漫语》这样写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山花》步履艰难然而却坚忍不拔地又迎来一个新的年头了。试看当今商海大潮汹涌，大有席卷神州之势，下海弄潮者有如赶场，感染了多少文人学士搁笔罢写，纷纷为孔方兄拼搏去也。全国多少文学刊物或靠岸，或搁浅，或掉转航向，随波逐流而去。《山花》这叶小舟尚能苦苦撑持，不能谓之不艰，不能谓之不难。”[1]这段无奈又辛酸的话语道出了纯文学刊物们共同面临的历史困境。
具体来说，1994年的《山花》面临的困境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山花》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其中一重是其与生俱来的地域边缘。偏僻的地理环境给《山花》带来了与生俱来的边缘命运，《山花》错过了热闹非凡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囿于一方天地是《山花》发展一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花》因为自身地域特点，较为重视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主要发表民歌、叙事诗、传记故事等作品，还曾出版民族文学专号，有着鲜明的地方性刊物特色。1979年后，新时期的《山花》逐渐淡化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作品，开始转变为以刊发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为主的纯文学期刊。但是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山花》很难吸引外省优秀作家作品来稿，这导致《山花》实质上只能继续以地方性刊物自居，成为专为本地作家提供成长机会的文学园地。
第二章 文坛新锐——《山花》的文学生产重心
第一节 联网四重奏与“新生代”
“联网四重奏”是《山花》以文坛新锐为中心的文学生产活动开办的一个重要栏目。“联网四重奏”指的是文学刊物发表作家作品的一种方式，同一时间内，四家不同的刊物发表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形成“重奏效应”，“利用时空关系的组合来获取巨大的阅读值”[1]，以达到迅速将文学新人推上舞台中心的目的。“大约不会有什么词典会收它”[2]，王干这样表述“联网四重奏”这一文学生产活动已被遗忘的事实，但实际上，“联网四重奏”却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的成长搭建了至关重要的桥梁。
“新生代”们何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李洁非看来，“‘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从整体上取得对于先前的其他作家群的抗衡，以至于渐渐形成观念、题材和手法上的一定优势，是在1994年之后。”[3]而1995年正是“联网四重奏”栏目创立的那一年，这并不是巧合。在“联网四重奏”存在的八年时间里，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新生代”(包括新生代作家与评论家)们都曾在这一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其中许多作品是他们的处女作，也有许多作品是他们的代表作。可以说，“联网四重奏”完整见证了1990年代文坛新锐的成长历程，因此，考察“新生代”们绕不开“联网四重奏”这一栏目。
第三章 传统与先锋并行——《山花》的文学生产观
第一节 坚守纯文学传统
一、文学性是第一标准
20世纪90年代，大众媒体的流行文化很快就占据了以往文学所无法触及的普通受众区域。因此，90年代中后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些报纸副刊以及文学期刊纷纷推出迎合大众文化市场的文学作品，开辟了诸如“都市时尚”、“美女作家”、“新新人类”等专栏。这些栏目刊登的作品一味地迎合市场大众的消费需求，脱离了文学本体的价值，将目光转移到与文学之外毫不相关的事物上去。这样的办刊追求是《山花》不认可的,《山花》一心坚守着纯文学传统。在《山花》看来，“在一个文学泛化的时代，对纯文学的坚持或许更为困难，因而似乎更有必要”[1]。
《山花》努力维持着纯文学刊物作品应有的艺术水准。作为纯文学期刊，它始终坚持选稿、用稿的唯一标准是作品较强的文学性。《山花》编辑部对于稿件的审核十分严格，文学性是《山花》选稿的首要标准。不论作家的创作风格，名气高低，只要其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都有可能得到《山花》编辑部的青睐。在办刊实践中，《山花》意识到自己不是名家名作的首要选择后，它就很快地转变了选稿策略。如果一味追求名家效应，发表名家的“边角料”，会大大降低刊物质量，这就不能很好地履行文学期刊的责任，而采用新人精心打磨的艺术品，可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除在改版初期开设“名家新作”栏目(1995-1996)，以及2001年开设“域外选家”栏目，《山花》其他栏目基本以新人作品为主。文学新人的作品有着无穷的可能性，其中不乏佳作，《山花》尽可能地扩大审稿范围，不断发现有潜力的作家，发表了许多新生代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很多都成为新生代作家早期的代表作。《山花》不以作者的专长或名气来衡量是否留用一份稿件，文学性才是它选稿的唯一标准所在。
第二节 树立先锋立场
“先锋”一词源自法语，最初是一个军事术语，意为作战中的先头部队。“先锋”被用在文学领域是在19世纪之后，一开始指代的是19世纪中叶法国与俄国具有政治性的激进艺术家，后来用来指称各个时期具有革新精神的文学或是艺术家。[1]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先锋”所指代的含义虽然有所差别，但同时也有着共同的特性，即反叛性、前卫性、革新性。对于一个文学期刊来说，它发表具有实验性、反叛性、创新性的文学创作，用前瞻性的眼光包容最新的文学方向，以及做大胆的、具有探索精神的办刊尝试……这些行为都意味着它所树立的“先锋”立场。
《山花》从改版伊始就标举“开放、兼容、前卫”，开放必然意味着兼容，兼容的实现则依赖于前卫的理念与行动。《山花》一直认为，文学性与先锋性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脱离了先锋性的文学性，会缺乏创造力。《山花》标举的前卫，即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在延续80年代先锋文学的基础之上，《山花》一直渴望探索新时代文学的先锋潜力，以缓解1990年代文学以及文学期刊的疲软状态。为了在以文学性为宗旨的基础上，树立先锋的办刊立场，《山花》不仅开辟充足的版面来讨论最前沿的理论，而且在世纪之交之时，大胆地引入视觉文化，为刊物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十年间，《山花》跨出的每一步都少不了先锋的色彩，这也成为《山花》最可贵的一点。
结语
文学期刊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文学期刊研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就像黄发有所说：“如果说文学期刊是颜色各异、形式不同的篮子，那么，篮子里的作家作品就好像是花花绿绿的蔬菜和水果，研究文学传媒不仅要研究篮子里的东西，还要研究篮子本身，尤其要研究将蔬菜和水果拣选到篮子里的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1]随着现代传媒手段的发展，文学期刊在文学生产环节的重要作用更是不断凸显。盘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回溯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可以发现1990年代纯文学期刊的改版潮，不仅对文学出版体制来说是一次深层次的变革，更是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4-2003年，这十年时间无疑是《山花》七十多年历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段。面对世纪之交社会的大变革，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山花》适时而变、乘势而上的“弄潮儿”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新世纪前后，《山花》进行的文学生产变革不只是单纯的个体“自救”行为，还是在商业化、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多重冲击下当代文学期刊自觉改革的缩影。“刊企联姻”的路子让《山花》率先开启了文学期刊市场化的进程，走到了时代前列。走出“边缘”处境，不忘“边缘”心境。多年来，《山花》充分发挥期刊的“边缘”优势，用实际证明“边缘并非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完全匮乏的状态”[2]，边缘也可以是一种新的精神优势。《山花》秉承的文学性与先锋性“不仅是一种写作姿态，更是一种严肃的精神立场”[3]。在浮躁的年代，《山花》与边缘化的纯文学共进退，为当代纯文学创作厚植沃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