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文着眼于韩松构建的“异托邦”世界，紧扣技术文明发展带来的深切影响，从“异托邦”的生成、主题面向、建构方式三个角度对韩松小说的文本内涵进行解读，并挖掘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深层次文化心理。
第一章“异托邦”的生成
第一节封闭空间：双重话语下的民族寓言
2011年，韩松的代表作《地铁》出版，封面上赫然写着“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诚然，此宣传语是出版商的一种噱头，但韩松所描绘的技术时代下封闭的日常生活空间，的确可以用“电子囚笼”来形容。韩松的小说书写了诸多生活中的幽闭空间：城市中，装满乘客向前行驶却永不到站的地铁（《地铁》）；出了事故却仍旧保持高速运行，甚至在内部为伤者建立了医院的高铁（《高铁》）；一旦进入就无法离开，只能周而复始回到原点的忧山（《逃出忧山》）；圈养着吸食人脑的怪兽的中式庭园（《进化的腥膻》）；按照乘客的财富等级划出为不同客舱，人终其一生生活于其间的7X7飞机（《乘客与创造者》）；污染严重，人却无法逃离的海洋（《红色海洋》）。不论是地铁、高铁等极具科技感的现代交通工具，还是医院、机场等现代建筑，这些权力管控下的纪律森严的现实空间，常常在文本中发生着形态或功能上的变异，进而成为一个无法逃脱的“异托邦”，指涉了一个西方文明和技术文明双重话语权力笼罩下的现实社会。
在福柯的定义中，封闭性是“异托邦”的特征之一，同时空间中的个体也被权力所约束：“异托邦”总是假定了一个开放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使其本身孤立起来，并具有可渗透性，一般人们被禁止进入这些空间（如军营和监狱），如需进入则要获得准许，并且在进入之后被管制或监视。①这种封闭性直观地在《乘客与创造者》中体现出来。小说中，“我”从出生开始便一直生活在一架名为“7X7”的波音飞机中，这座飞机由自动驾驶技术控制，搭载了三百多名乘客，始终在无垠的黑暗中绕地球循环飞行，而乘客几乎都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谁是飞机的创造者，也不知道在飞机以外还有更大的世界。
第二章“异托邦”的多重主题面向
第一节国民性批判和对“启蒙”的重审
晚清以来，在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成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迫切的启蒙目标，也成为了文学的价值旨归。而当时基于贫弱的中国现状，人们将这种人文精神的启蒙寄托于科学和理性，认为技术文明的进步最终能够引导社会走向光明。这种科技乐观主义的心态也普遍存在于国民内心，也反映在诸多早期科幻小说中，如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描绘了一幅科技向善的未来图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成效初显，然而随着工业现代化以及商业化发展，诸多社会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等）也同时席卷而来，人们终于有机会开始反思现代性带来的后果，重新审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启蒙现代性：技术文明发展是否真的能够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实现人的解放？
如前文所述，韩松在科幻小说中始终瞄准的就是技术进步引发的新型权力关系和人性异化，从而意识到科学技术解放人性不过是虚妄。在韩松的小说中，当国人落后的观念与高度的技术文明同时存在时，技术并没有改善人的被奴役状态，恰恰相反，物统治人、人成为非人的悲剧进一步加重，“地铁”“医院”等封闭空间联合巨型控制器或超级智能生命，成为禁锢个体精神和灵魂的“电子囚笼”。而人们自“五四”以来始终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依旧存在。一百多年前，“铁屋”牢笼内的知识分子用文学的力量发出呐喊，意欲唤醒昏睡的众人；一百多年后，看客的麻木与人心的隔膜尚存，吃人的恐怖犹在，民众的愚昧不但未消除，反而与科技联手进化出了“新愚昧”。这一切说明，由“五四”开创的启蒙现代性依旧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涌入，这场现代性反思变得越发复杂和纠缠，因而需要被重新审视。国民性批判继续在韩松的笔下延宕开来，并通过“异托邦”表征出其在当今时代呈现出的新的面貌。
第三章“异托邦”的建构方式
第一节非线性的叙事时间
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写道：“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即‘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而叙事时间则通常是线性的，可以说，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在此种线性时间中还原一个多维的空间。自中国古代小说始，对时间的设置就成为了作者叙事的策略之一，只不过大部分都没有跳出为情节服务的藩篱而选取了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连贯叙述，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能自觉地设置过去与现在两个时间系统来表现主人公的思绪。从连贯叙述到打破自然时序，小说家有意识地将时间设置作为一种叙述方法渗透到小说中，将其作为结构小说的重要方法传承下来并寻求突破。
如果说小说家通过在有限的小说空间里合理调度时间要素体现了其谋篇布局的能力，那么在繁复多样的时间观中选取何种作为小说的底色则反映了小说家对个体生命、社会、文化的理解。韩松采用非线性叙事，将传统线性叙事那种强调情节、人物的“故事性”悬置，转而书写各种荒谬而又真实的生存体验。
福柯认为，“异托邦”的时间与传统的线性时间呈现出断裂的姿态，因而“异托邦”中的时间能够并置或叠加，而人们能够从现实中进入“异托邦”，并在这个无限延展时间的“异托邦”中穿行①。韩松通过时间的倒置、循环、错置等方式建构“异托邦”，从而凸显出这个空间异于现实、异于常态的特征，并揭示韩松对技术文明发展的警惕和反思。
第二节不可靠叙述
美国文艺评论家韦恩·布斯（Wayne C.Booth)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1961）中将叙述者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他认为两者的区分主要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来评判：“倘若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①。后来詹姆斯·费伦发展了布斯的理论，将不可靠性发展到了三大类型：在“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在“价值/判断轴”的错误判断或不充分判断、在“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或不充分解读。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可以在上述维度中任意表现出来，一个叙述者有可能在一个轴上可靠，而在另一个轴上不可靠。因此，叙述者的叙述策略使故事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也使文本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
通过不可靠的叙述，小说的真实性被怀疑，因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在现实的绝对真实面前，一个不可信的“异托邦”被构造出来，而通过这个“异托邦”，韩松表达了对现实自我存在的怀疑和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可能性的积极探寻。《2066年之西行漫记》是韩松的第一人称叙述作品，他借用科幻想象将中美位置互换，批判性地揭露两国文化的差异，表达了对现实的讽喻。然而就叙述的可靠性而言，文本显现出复杂的情况。
结语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科幻感”、“未来感”，是打开韩松小说世界的一把钥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呈现多元混杂的局面，诸多矛盾对立的理念并置，这在韩松看来颇具科幻气质。中国迅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同时，国民文化心理却依然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因此，韩松向这样的现代化中国提出疑问：那些潜藏着的集体无意识与技术理性的博弈会怎样表现于我们的身体和思想？
从充满浪漫的宇宙想象的《宇宙墓碑》，到更趋近现实题材的《独唱者》、“医院”三部曲，韩松越来越倾向于书写现实，并从隐藏于现实表象之下的异质性存在中发掘出真相。面对着“比科幻还科幻”的现实，韩松用纪实的笔，调转了现实与科幻两个世界，建构了表征现实的“异托邦”世界。通过挖掘被人忽视的现实的危机与偏离，表现思维依旧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人，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情感、价值、认知等多方面的冲击时，内心深层次的焦虑与异变。
在中国科幻作家中，韩松被视作“软科幻”的代表，更加注重科技带给人类或社会的影响，这使得小说的思维方式更逼近严肃文学。韩松拥有着独树一帜的书写方式，他用诡异、晦涩的语言消解了故事性，也用鬼魅的修辞与含混的意象带给小说更丰富的可阐释性。更多时候，韩松在夜晚写小说，而他的小说也充斥着黑暗，如同望见深渊，不仅无法寻找到答案，连自身也会陷入迷惑之中。韩松是一位具有“幽暗意识”的作家，而这种对未来的警惕性埋藏在小说抽象的意象上，怪异的修辞上，以及异质的空间上。尽管晦涩的语言和铺张的写作风格使其受到诸多诟病，但韩松意欲告诉读者的或许是宇宙本身的难以理解和神秘，正如他所说，“幽闭才是世界的本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