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赵树理文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经验，经典就在于新的时代语境下一再被重读仍能发现新的作品价值。
第一章新文学土壤和现实土壤共生的创作动力与价值谱系
第一节幸福的在地写作——有别于文人系统的土地的良心叙事者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水县尉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赵树理谈到创作时常说他比别的作家幸福，这幸福在于“家乡恰好在革命势力可以达到的敌后，接近劳动人民更有保障”①，他的小说也再现了四五十年代当地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农民生活，同时也展示了晋东南一隅农村的社会缩影。从联合抗日的农民战争到细枝末节的农村生活，赵树理提供了极为真实的文学文本。在作品创作的背后，赵树理有着在地的文学创作经验。他的家庭受高利贷的压迫，接受过教育，上过村塾和小学，担任过小学教师，在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接受中学教育，继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着科学理性的光芒照耀进他的人生历程中。后又历经被捕，释放，于3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流浪和“逃亡”生活。如贝尔登所说：“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奇特的经历”。②赵树理所熟悉的农村也就是他小说中创作的地域所在。他小说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也正是由于他对农村变迁、农民生活、社会颠覆的亲身体认。
一、外部环境与个人：赵树理的创作经验来源
赵树理所“流亡”的30年代，农村在众多因素的合力下导致矛盾爆发、社会秩序混乱、经济破产。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粮价上涨，在阎锡山的军阀统治下，乡村凋敝，农民生活困苦，“他的村政，亦是向村民要钱的村政”③。赵树理的文学家和普通农民的身份属性，无疑说在赵树理的创作中是相互作用的体现。赵树理对他的父亲说：“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家运才能好转，不然咱家就得穷下去。”赵树理把对家的想象寄托在对国与社会的想象之上。而投射在在作品中，正是赵树理文学作品中指导现实的意义。
第三章赵树理式的“轻喜剧”文风
第一节轻喜剧风格的生成语境与创作缘由
一、时代意义下的悲剧至大团圆结局的转变
不同时代对作家有着外在或内在的不同要求。四五十年代中国结束了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在新生政权的带领下，一个崭新的具有希望的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国家萌生并随之建立，一个极富亮丽色彩的举国同庆的伟大画面一洗从前炮火笼罩下的灰暗时代。时代要求对一时一地的转折后的社会环境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这个时期就连向来极富悲剧精神的诗歌这一题材，都显得极其与众不同，诗人创作出了带有歌颂，充满着极乐观的向上情绪的意味和昂扬的基调。五四时期以来的文学，虽创作与发表文学的空间极为封闭，刊物一度遭停办。然而，在乱世中的新文学却依然多半意义上带有自发性的意味，在身兼社会责任感和对自我找寻的鲁迅等知识分子间，激情而又克制的表达欲成为时代最富代表性的响亮之音。进入40年代，对文学的标准做了明确的方向性规定，文艺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①，反对“自私的功利主义”，拒绝隐晦的表达，要让人民看得懂。表现光明的一面，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局面下，歌颂的乐观基调自然而然的弥散于整个革命地区的文学界中。从文学色彩和书写农民的视点来看，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急切、无奈、愤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可怜而又无奈的，精神和思想经受双重奴隶的劳苦大众意想转变是如此之难。30年代，萧红的《生死场》在冷静而又残忍的克制的情绪中叙述着农民的苦难一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透出了作家对农民的共情和悲悯。茅盾的“农村三部曲”，都给人以冷冽的阅读氛围，给读者以切实的悲剧体验，也正是在这悲剧感的促发之下，时过境迁之后，依然能感受到作家对人的关注与同情。三四十年代在对日抗战和国内内战的社会动荡之下，社会气氛带来的文学气氛也一度压抑。
第四章当代作家对“赵树理传统”的理解
第一节葛水平：扎根于故乡与民间的创作起点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故乡成就了作家文学的精神世界。故乡这一熟悉的空间，存放着说不尽或是欲言又止的表达欲。有特点的人物被作家安插在小说适合的位置。每一个人都流淌着故乡滋养的脾气、性格、爱憎，使得作品中普遍性的人又极具个性，故乡始终粘连着作家的思想和行为，不论时间走到了哪，却始终有种挥散不去的爱意，不用刻意回头打量也能成为信手拈来的文学创作素材。文学史上，从鲁迅到当代作家，故乡是故事的集结地，构成了文学史上丰富多样的地域性创作。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东北故乡，赵树理的山西沁水，莫言的高密，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葛水平的山神凹，梁鸿的梁庄、等等。作家用文字传达着乡村的文化与思想，诉诸了对人和现实的深切思考。故乡是一个极富感情意义色彩的词，正因为是故乡，作家才在书写乡土的小说中寄予了亦悲亦悦的情绪，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人，尤其对社会边缘中的底层人给予了更多的生存和思想上的关注。
一、苍凉中见温暖：时代洪流中对底层书写的坚守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作家往往透着对农民的同情，往往从善意温暖的眼光出发去启迪农民，从关注生存到关注思想，赵树理在创作时无疑是和农民的思想、情感方式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影子式的创作足可见赵树理对农民的熟悉。进入到当代，山西作家葛水平在放眼故乡并在扎根于此的创作中表达了对乡村形态的认可与理解。同为山西太行山区晋东南的作家，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作家对女性关注，抑或是说作家对人的生命的状态与追求的形而上的缺失在另一个时代下得到了呼应。赵树理受之于时代的因素和作家“为农民写作”的纯粹的创作追求使得他最先关注到了时代之下农民最根本的问题。半个世纪过去，依然是写底层，依然是太行山里对真真切切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葛水平对底层女性的关注，同样诉诸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怀。
第二节“三农”小说:务实哲学的延续
20世纪中期的农村题材叙事更多囿于在时代要求之内，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赵树理在遵循原则和标准的创作下，带着他独特的创作影响了农村题材这一领域的创作叙事。赵树理无疑是务实的，他的问题小说是带着与农民、与社会生活切实相关的问题之上的艺术表达，在对农民、农村新的期望的想象之下寄予着更高更大的想象，显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而赵树理朴素的良心叙事，也给文学史带来了新的面貌，影响了新时代的农村农民文学题材的小说创作。然而，在看到带来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艺术呈现作家胸怀的“问题意识”，“问题”又是否是假大空的无关痛痒的书写。之于此，作家的农民经验和理应行走地更远些的现实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问题意识下对农民生存境况的揭示
20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民间”立场的写作时，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为“底层”这一群体叙述的声音，而无疑，“农民”成为“底层”这一极为庞大又占有重要地位的群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城乡改革，80年代后期城乡差距日益加大，随之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文学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表现转型时期的农村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得到最多呈现的，无疑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对农民的苦难书写。首先是20世纪末期文学史上对许多关于农民工进城这一现象的关注。从20世纪末开始的日益严重的农民工进城衍生出的农民生存状况与思想状况的关注。
结语
从20世纪中期到迄今，属于赵树理的时代早已渐渐陌生，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中，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却依然在不同的时代烛照着和底层有关的农民农村等乡土题材的创作上。赵树理文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经验，经典就在于新的时代语境下一再被重读仍能发现新的作品价值。把赵树理放在新文学这一文学发展史的历史视野中来看，他的小说创作上承五四时期对“人”的关注，对“问题”的承续与变革书写，在承续五四时期的文学精神内核之中，通过个性化的叙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良心叙事，成为20世纪中期有影响力的方向作家。他极具个性化的创作显现出了与以往乡土、农村题材不同的轻喜剧的幽默风格。赵树理扎根于民间立场的朴素自然的文学底色和以往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文学叙事风貌。我们已经看到，其为当代文学创作，尤其以农村题材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经验。从纵向的视野出发，给予我们重新关注赵树理文学的角度：在“赵树理传统”的研究之下，思考“赵树理传统”当代意义。
当代文学史中，在纵向对国民性的扩展、横向对赋有时代意义的底层书写之上，开始了新时代的底层书写。在“赵树理传统”这一角度的研究和启发之下，我们不由思考，底层书写中，作者如何在文学中拉近与底层，尤其以农民这一群体为代表的底层人物的距离？作家的底层经验和叙述态度在这一视角中极为重要，由此来看，“赵树理传统”的研究渗透了一定的参照意义。赵树理作品透出的轻喜剧的幽默文风给农民题材的书写注入了别样的风气。作家始终用善意同情的态度和笔下的农民融入到一起，真正用自己的切身经验和底层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当代以来的“三农”题材的小说创作，更需要作家关注时代变革下农民精神和生存的方方面面，以此使艺术创作在艺术表现的层面上兼具真实感人的朴素底色。在创作的艺术力表现之上，赵树理日常叙事的碎片组合给小说添加了浓浓的“土”气，在通向宏大叙事的道路上，作家在微观的层面仍然贴近于生活的创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