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原型批评立足于以《圣经》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体系，在欧美文学中有其普适性，就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言，确实包含着与其他文明对话的连贯、一致，但无法忽视的是交际间的特殊性，即索绪尔所言的语言与言语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今天后者包含着“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解。
一、张承志小说中的共性民间
（一）张承志小说中的母亲原型
长期以来，很多批评家认为张承志的自我表现建立在一种病态的基础之上，张承志的说中充满了病理性的离奇与吊诡，甚至有人以批判的态度称之为“张承志现象”1。当张承志直言“他”创造的不仅是一部作品而是一个作家时，这种迷狂感尤为突显，作家有创造自己的伟力吗？若结合他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崇拜与体认便可知，这里“他”与民间世界的潜在结构是作家形成后知后觉认识的推力，因此意义的获得不仅是原意的追问，深入追寻作者的无意识层才能丰富文本的意义。这在张承志的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就有所显露，“骑手”在歌唱中对“母亲”的表情直白浅显，作品除了表达简明的亲子关系外更多地集中表述了“骑手”的身份认同与根性意识，作家急切地融入文化的母体，更是想回归童年记忆中无忧无虑的心理状态。作为走向民间的作家，张承志的坦露与直白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震撼，但作为民间中的作家，无论是“寻母”还是“歌唱”，在包罗万象的民间社会都毫无新意，因为当张承志以“大陆之子、草原义子和回民长子”等文辞来限定自我时，他势必要彻底地求诸民间，原始经验覆盖了“骑手”的创造力。
二、张承志小说中的本土民间
（一）《金牧场》与“桃花源”
张承志早期的游牧笔调一贯纯情致臻，民间世界被美化为诗的世界。到了后期他清醒地认识到从民间乡土脱离出来的人们再也无法回退，那么在文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之间，张承志选择了纯粹的精神寄托。在《北方的河》《金牧场》等作品中作家主张逃离现代都市去追求“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这显然不同于其早期书写中对民间诸相的向往与留恋。《金牧场》一书明显的结构意识将“自然/现代”的隐笔托盘而出，张承志借“桃花源”之名进入到了现代文明反思的深度。中国古代文人将桃花源比附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寄寓，用以表明对现实的不满，张承志个人所主张的不与主流文坛“合污”的心声将他推往东乌珠穆沁草原、西海固、新疆大坂等异域化的民间，作家笔下的精神预置与桃花源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有论者认为《桃花源记》具有民间故事、传说的特点，构成了民间文化记忆在中国文学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实际上，这类故事广泛存在于民间文本中，根据丁乃通的记载这一文学类型最早出现于汉魏3，例如陶渊明在《搜神后记》中的《仙馆玉浆》。此类故事在中国有众多大同小异的形式，其叙述情节大致为（一）乡民入山（二）遇仙女配为夫妻（或遇仙人）（三）复归，已过很长的时光。钟敬文先生一语中的地抓住其核心“仙乡时间的超自然的经过”并将其定义为“仙乡淹留”型故事4。弗莱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词语结构，那么作为民间原型文本的桃花源故事必然与张承志的文学作品存在内在的符号结构关联。普罗普的功能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解民间故事结构的方法，格雷马斯认为功能依赖于对立面的意义才能存在5，这就在普罗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挖掘了文本中的“交换”模式，即言明其中的肯定部分与否定部分，并突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这无疑与张承志的诸多小说之主题不谋而合。
三、张承志小说中的个人化民间
（一）精神追求与民间书写
正如南帆所言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叙述为激情燃烧的日子，从而鄙视 90 年代之后市侩气对于人文精神的侵蚀”3。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作家从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出发继承了“五四”小说中愤懑的人文情绪，后来他们纷纷向世俗化、感性化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发出质疑。在延续民族魂魄的意义上他们继承了“五四”的人文精神，他们攻击的箭埵转移到了追求语言快感而放弃价值追求的文学现象。虽然“二张”（张承志、张炜）在书写中也强调个人叙事风格，但他们却能在个体心灵与广大民间世界的结合中不丧失现实社会的责任感，并突出对底层关怀和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如果说张承志的文化姿态是在寻觅民间淳朴、自由的积极内涵的话，那么他所批判的对象则是人性鄙陋的一面，这本是知识分子的当责，但反常的是多数作家们没有在精神性失落中表达惶恐与不安，反而摇身一变主动与市场、资本合流，转成“经济型文化人”。这看似是非分明的问题讨论却产生截然相反的响应，并且持不同立场的讨论者据理力争，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背后已然超越了一般的文学道德性，更体现出在现代性价值中意味深长的文化象征。知识分子被日益壮大的“民间社会”挤到了无人问津的角落，他们无力充当民众代言人，以“二张”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张承志书写的民间不是温情消闲的循环往复，它还肩负着重新整合社会价值重任。
（二）理想浪漫与民间书写
创作者借用民间时或多或少的带有摆脱主流价值形态之意与突破时代“共名”的期盼，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民间书写不免带有镇痛与愤慨而有意无意地将真实的民间情感遮盖起来。例如《土牢情话》中的石在无论如何辜负乔安萍的善良，他都能将一切归罪于坏的时代，张贤亮以“我”代名的反思、忏悔实际止步于时代的控诉，当民间与伤痕结为一体时，它成了政治的控诉。张承志对民间资源的利用与此不同，他更乐于挖掘民间隐性的积极的文化形态。正如韩少功所说的那样，“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2，这或许是一代“寻根”作家对待民间的态度。从张炜《丑行与浪漫》的题名中就可以看出粗鄙的民间生活中潜藏着巨大的历史温情，张承志的《黑骏马》即典型地表明了这一书写特征，从文明意识出发感受文化遗风，以获取“丑行”的生命活力，文化主体离开都市去寻找文本资源。
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寄托于文化异邦，民间中温暖传奇的大地、仁慈纯朴的乡亲不仅是包含原型意义的想象，更是令寻根作家所钟情的自然造化。民间的个异性让张承志看到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西海固、新疆、蒙古的不同文化书写），在其小说中除了文化关切外，更容易将永恒的理想、超然的浪漫寄于民间，由此构成了张承志与大多数民间书写的不同之处。后者牢牢寄托于民间审美文化一题，反之张承志将人物、环境放到了首位，他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性，他笔下的文学形象与北方的自然、崇高的理想是同构的，因此他们往往不受民间故律约束而浪漫率性。
结论
文学因传统观念、接受者的需求而规范了自身的秩序并形成一个系统，张承志作为具有影响力的作家无疑遵循着这一规律。当然，张承志本人时常谈及自己作为“闯入民间”的皈依者的超越性而不主动承认自己对传统的继承，他用华丽的语言、波折的情节、撼人的精神装点文学中的民间，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掩饰母亲原型的光彩，他对母亲由衷、诚恳的爱意总是不加修饰就得到丰富、深化，神话原型中的母亲原型得到了彰显，因此，张承志塑造的额吉形象可以归入人类文学谱系。张承志为了凸显“恋母”而表达“仇父”，在民间伦理意识上他的言辞多少有些叛逆，在荣格看来这种强调一种效果的方法无非是为了缓和另一种效果1，在此母亲形象已经超越了作家个人的心灵而面向全人类说话。由此也可以理解张承志小说中那些突出个人理想的神话。英雄用不可战胜的主体性在广袤的民间取得再生，当自然成为民间的情感中介时，这种追求超越的个性与人类心灵深处某种共性相吻合，只有一个谨遵“类意识”的作家才能创作出英雄再生的快意。但张承志不追求片面的个体超越性，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脱离民间之后选择回归，并不断地践行西西弗斯式的往复，形成了在神话与文学上共通的叙事结构，他企图在此阐明民间的意义就是一种“意义原型”，他的民间是精神自由的家园，张承志将意义深化并付诸于有形。韦勒克认为“往往正是那些他们不愿意讨论的部分反映或折射了他们的本质”2，这有力地阐释了淡然背后的深刻，张承志使深刻的东西浅表化、民间化，能够在大范围的读者中产生共鸣。其小说受到瞩目的原因在于其文学态度与书写对象的普适性，虽然他的书写中带有异文化之色，但在文学、文化的整体性视野中我们还是消除了异己化之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