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通过对当代文学中的唐山、汶川地震书写研究，笔者发现，面对地震，国人“生命意识”“灾难意识”与“反思意识”的觉醒并非呈直线上升趋势，而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文化氛围下呈现迂回曲折态势。
第一章 地震中的人性书写彰显生命意识
1.2 卑劣与高尚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结构。“本我”由人的天性与欲望构成，其遵从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原则。“自我”从“本我”中产生，奉行的是现实原则，基本职责就是保存自身，其大部分时间是用理性与常识来压制“本我”的非理性冲动。受德行标准与精神约束的“超我”是理想的自我，可被看作是人格的“管制者”和“模范代表”。野性的“本我”与道德的“超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冲突，而“自我”则成为了它们之间的调节机制，需要协调“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三者间背道而驰且互不相容的要求与需要。佛罗伊德关于人格结构的划分及相关理论为本文分析人性在地震中的种种表现提供了依据。
地震毫无征兆的爆发，伴随着屠灭生灵的毁灭性使人们陷入恐慌与不安。多少人就此死去，而那些为了活下去的羸弱人们，努力从灾难中增强生命的韧性，伴随人性中的卑劣与高尚一并呈现于众。地震中，有人“死去却依然活着”完成超越；有人“活着却已经死去”就此沉沦。
从“本我”角度出发，沦陷于地震的恐惧，人性暴露出脆弱、卑劣的一面。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当中提到的“抢劫风潮”，最初为了存活与救急,人们占据了非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但随着混乱的持续不断，一些人的私欲开始释放，“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47]。关于再现“抢劫风潮”，除了钱钢外，李润平在《四天四夜——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中描述了从受难同胞身上敛财的事情，“这种抢和最初的为遮体、充饥不是一个性质。后来，索性把贵重物品作为攫取的主要目标”[48]。1976 年 8 月，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了最高峰，人类从最初被饥渴驱使去“借”生存物资到后来受“欲望”驱使去“抢”国家财产，甚至卑劣到在死人身上发“国难财”，更甚者还伤害同胞，欺凌弱小。关仁山和王家惠所著的《唐山大地震》中记叙了地震办主任郭朝东抢劫银行金库的事情，地震后郭朝东为了抢劫金库而伤害了阻止他的银行职员和七岁小女孩，随后更为逃避惩罚又想嫁祸给他人，甚至企图杀害盲女小冰。
第三章 对地震的哲学思考呈现反思意识
3.1 天灾与人祸
当代文学中的唐山、汶川地震书写，对于地震的种种特征及人类应对时的种种态度与行为都有详细描写和深入探讨，映照出人类只有面临生死攸关时刻、遭受死亡磨难后，反思意识才得以觉醒。如何在灾难中成长与学习？地震书写将难以言表的现实苦难以文字的形式直抵人心，唤起心底的痛苦记忆，使人类不忘悲痛，砥砺前行。
地震被称作“天灾”，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阿来的《云中记》、秦岭的《透明的废墟》等一系列作品中对地震的监测、预报和规律、震前异常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震中诸如地裂、地光、地声等种种表象及震后诸多情况的叙写，不仅是聚焦于地震自然属性基础上的深度刻画与探索，还印证了地震是天灾的说法。但由地震所引发的伤亡人数之多、毁灭力之大、挽救结果之不如人意、教训认识之浅薄、经验累积之欠佳等问题，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人祸”？值得探讨。从唐山地震书写到汶川地震书写，文学创作者们并未满足于承认“地震是天灾”这一断定，而是积极努力探索这惨绝人寰事实背后的“人祸”因素。当“天灾”与“人祸”并向而行，往往会导致更加惨痛的结果，要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唯有真实地、深入地、理性地正视和反思地震背后的“人祸”，才能以史为镜，避免重蹈覆辙。譬如，为何没有公开的地震预报？为何自然界和动物的异常现象和行为没有引起人类重视？抗震救灾中为何会出现常识性错误？房屋为何会使灾难变本加厉？
第五章 地震书写的价值、缺憾及建议
5.1 价值
当代文学中的唐山、汶川地震书写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民精神价值，地震书写在“意识觉醒”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引导读者从不同维度客观理解和体悟灾难，深切呼唤关注生命、正视灾难、尊重自然。二是民族文化价值，地震书写中蕴含着灾难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过程，展现出人们对灾难认识从“经历灾难”到“正视苦难”再到“顿悟与反思”的路径变化和层次升级。个体之“痛”上升为民族之“痛”，人们最终完成对“灾难与苦难”的超越与升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得以实现。三是史料价值，地震书写中的很多素材都来源于创作者们长年累月的调查、深入实地的采访与搜集，是记录与再现地震历史，追问与思考地震事件的重要文字材料，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5.1.1 公民精神价值
当代文学中的唐山、汶川地震书写在真实记录灾难的同时，通过书写地震之下人们对待生命、灾难、苦难、重生、反思等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对极端环境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进行了哲学的思考。文学创作者试图通过对地震中人们不同求生方式的书写，展现人性的复杂，以此唤醒人们对生命的重新考量和审视；通过对地震中种种问题、真相的追问，引导人们在摧毁中正视灾难，在渴生中唤醒灾难意识；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对天灾与人祸、人与自然、灾难记忆如何转化为文化记忆等方面的诠释，呼吁人们对地震及灾难的哲学反思。关于“生命”“灾难”和“反思”的“意识觉醒”论述，在本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均有具体阐述，这里就不再赘叙。
5.2 缺憾
5.2.1 内容模式化和书写单一化
记录灾难现场绝不仅是唐山、汶川地震书写的意义所在，通过真实书写引领人们深沉哲思达到意识觉醒之目的，此乃其使命。灾难意识通过灾难文学中“人类与外界的冲突对抗形式”得以凸显，它是自突变的灾祸事件中生发而出的对人生、世界的新理解、新把握[105]。因此，仅仅记录地震表象的文学往往会陷入内容模式化和书写单一化的局面，从而忽视了从哲学层面去反思灾难，难以引导人们认识灾难、理解苦难。唐山地震、汶川地震中的很多瞬间都被文学创作者汇编成文，感染着每一个人。总体来看，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1）灾区：主要讲述唐山、汶川当地的自然、人文、传统、政治、历史等。（2）灾难：主要讲述灾难现场的所见所闻，有亲身经历也有转述。（3）救灾：主要讲述各级政府和解放军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以及受灾群体自救的故事。（4）灾后：主要讲述灾难后期受灾者的生活和灾区的变化。（5）奇迹：主要讲述灾难中的救援奇迹。（6）国际：主要讲述国际救援。（7）追问：主要对地震局的追问。
大多数地震文学作品在对主体的刻画和精神意蕴的颂赞上，都展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凸显出统一的主旨：缅怀逝者，鼓舞生者。例如对人性至善至美的描写传递了一个现象：人类在遭遇毫无征兆爆发的灾难时，一面表现出对不可知灾祸的无法抗拒，一面表现出人性种种高贵与高尚，而这“闪光”的人性也成为了地震书写赞扬人类超越灾难的写照。例如地震诗歌，很多都将创作视角聚焦于为学生而牺牲的老师、为孩子而牺牲的母亲、以身犯险的解放军、无私互助的邻居、捐钱捐物捐血的普通民众等等，彰显“高尚人性”光辉。
结论
“地震文学”属于灾难文学范畴，亦是苦难文学。它不仅记录灾难和叙述苦难，更是在超越灾难、跨越苦难的基础上，成为人类审视生命、思考灾难和懂得反思的契机。
关于当代文学中的唐山、汶川地震书写，本文的研究范围涉及创作概况、研究现状、文学表现、创作共性与差异性、精神意蕴、规律性、价值、不足与改善等方面。唐山、汶川地震文学作品多以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小说等为主，报告文学记录灾难现场、关注灾民灾情，对地震进行写真纪实的书写；诗歌和散文从美学出发，以强大的感染力歌颂地震中积极一面，富有审美韵味；小说经过创作者的艺术加工，从地震的现实灾难中升华主题，提炼人文情怀和哲理思考。地震书写通过描述与挖掘地震中人们的种种行为和心理活动，展现人性的脆弱与坚韧、卑劣与高尚、禁锢与自由，彰显“生命意识”；通过对地震预报、震中破坏、震后救灾等的不懈追问昭示“灾难意识”；通过哲学思考天灾与人祸、人与自然以及灾难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唤醒“反思意识”。
纵观当代文学中的唐山、汶川地震书写，表现出“纪实性书写与地震时效性”“虚构式创作与灾难现实性”和“抒情式表达与情感审美性”的创作共性，在“文学体裁”“情感表达”和“写作手法”上显露出较大的差异性。从唐山到汶川，不同阶段的地震文学作品在“写作维度”“创作主题”和“精神意蕴”上呈现出“曲折式发展”的规律性。就“写作维度”而言，唐山地震书写具有“回忆式”特点，汶川地震书写则表现出“即时式”特点。就“创作主题”而言，唐山、汶川地震书写均对人们的生理生命和精神生命予以关注，但汶川地震书写更加尊重个体感受、更加关注自我情感的复归。就“精神意蕴”而言，地震书写中的“生命意义”与“民主精神”在“自救”“互救”“他救”的过程中更加明晰与深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