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作为从黑暗“文革”中走过来的人，蒋韵难以接受这种逃避罪责的懦夫行为。于她而言，过往的历史能审视、反思、和解，但决不能轻易遗忘。因此，她痛苦而又执拗地做着时代的清醒者，坚持召唤渺小个体生命中的罪感意识，希望借此对抗这宏大的遗忘。
第一章 蒋韵小说中的罪感写作缘起
第一节 复杂时代的影响
对于 50 年代生人，人们通常用“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来形容。这一代人从出生起就接受党的红色教育，把自己喻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对新中国充满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段崇轩认为：“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十五年间，是共和国最晴朗的一段时光，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人们的心是兴旺的，极左思潮不断滋生，但人们却虔诚地信奉它。似乎一个美丽的‘天堂’就高耸在眼前。”②特殊的时代文化语境孕育了 50 年代生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纯真的人文理想主义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蒋韵的回忆性散文《马缨花》碎片化地记录了“我”在这样的时代教育下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我”的印象中，做好事是一件光荣的大事。为了得到作文素材和老师的嘉奖，“我”经常去火车站打扫卫生，在上坡的地方帮人推车，帮人抱小孩等等，在此过程中从不管别人是否真正需要帮助。于“我”而言，在一个流行做好事的年代里，善行不仅仅是荣耀，也是生活本身。理想型、教条型的文化教育促成了蒋韵对人性的神圣性期盼。蒋韵用“干干净净”来形容当时的自己：“我始终是一个不懂事的傻乎乎的孩子。这和我受的严格的正面教育有关，也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宿舍院儿的缘故……从那里走出来的孩子，干干净净，就像一些被修剪得很整齐的无根的树。”③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蒋韵常常表现出一种“蒙昧的浪漫④”，成长为一个诗意的精神守护者。
随着极左思潮进一步泛滥，十年浩劫接踵而至，政治、经济、价值观念都陷入了混乱。十三四岁年纪的青少年们被大字报、批斗、大串联、破四旧运动包围，真善美的精神世界与假恶丑的现实激烈碰撞，诗意的世界瞬间被毁成一片废墟。对成长于“干净”的蒋韵来说，虽然“12 岁时突遇时代的大变动，原有的价值体系崩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但蒋韵对外界的各种感受却永远地定格在 12 岁的纯净上。”
第三章 无上帝审判的忏悔——自罚与自我救赎
第一节 灵与肉的鞭笞——自罚姿态的凄美呈现
为了纾解心中的罪感，人做出承受苦难和自我惩罚等赎罪举动便变得不足为奇。蒋韵笔下的“犯罪者”承受着沉重的罪感，因此渴望通过灵与肉的自惩来换取心灵的片刻安宁。他们的自罚自觉主动，遵从本心，呈现着一股痛苦又决绝的悲剧韵味。总体而言，忏悔者的自罚行为可以分为拼命自证人格、甘愿承受恶疾、自愿放弃爱情、忍让他人伤害四种模式，这些行为于负罪者而言虽充满痛苦，但却有效舒缓了他们心中的罪感。
一、清白品格的拼命自证：林萍、耕香
《圣经》明言，人一生下来就身负“原罪”，所以人的一生要不断经历苦难来偿还罪孽，死后才能到达天堂。蒋韵笔下的人物同样拥有这种遗传下来的罪孽，他们的“原罪”虽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有所区别，但同样要历经尘世的苦难来偿还。蒋韵笔下那些身负“原罪”之人为排解“原罪”焦虑，一生始终在自证清白的道路上奋斗。但他们的努力大多徒劳无功，最终导致迷失自我，把自己陷入无尽的苦难中。
林萍作为革命的狂热分子，在父亲被揭发为“逃亡地主”时就决心要洗刷“原罪”的污血。首先，她严正声明与家庭决裂，坚决地回到城市独自生活，试图斩断“身份”血缘。其次，她更以“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更应该经受磨练②”来说服自己，义无反顾地参与革命，尝试着把“原罪”带来的羞愧、自疚、自卑化为一腔孤勇，表明自己对革命的坚决和热忱。因此林萍鼓动“我”一起走长征，虽然“我”临阵脱逃了，但林萍却真的跟着红卫兵们走到了延安。最后，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和证明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林萍甚至与红卫兵中最激进的分子去越南参战，立下“用血洗涤出身带给她的耻辱①”的誓言，并觉得“此刻自己非常幸福②”。可见，洗刷身份“原罪”对林萍来说早已成为一股可怕的执念，她渴望用革命的热血填补“原罪”带来的精神恐慌，期盼能重新拥有清白人格。
第四章 罪感书写的深刻意蕴
第一节 历史现实的反思
蒋韵在采访中说道:“对我而言，历史其实并没有过去，它是决定我成为今天这个‘我’的根源，我是在它的土壤上长成的植物。所以，在我看来，历史是过去，也是现在……我选取了一个回望的姿态来表现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从没忘记，我是一个现在的、今天的人。在我的小说中，历史也常常是和现实相遇而产生意义的。”对于蒋韵而言，历史与时代塑造了她的“根”，给予了她反思历史责任、思考生命价值和追求诗意精神的养分。
在蒋韵眼里，没有人能从一场巨大的历史浩劫中逃脱，也没有人可以全然扮演历史受害者的角色。面对伤痛的历史记忆，蒋韵认为每个人都负有时代责任，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这才不失“生而为人”。蒋韵在《抒写一个时代的挽歌》中诉说了自己抒写罪感的目的：“之所以触及这个话题，是觉得，活在当下的人们，我们，包括我自己，怎么那么容易忘却……我开始塑造那些隐藏的、渺小的小人物，她们因为自己曾经在童年、在少年、在青春期犯下的过错或者说罪孽，始终不肯原谅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她们用整个余生来记住那罪，不开脱，不宽恕，不赦免，用一生来惩罚自己的罪愈，直至面对灵魂的‘最后的审判’……渺小的她们，对抗的，恰恰是这宏大的遗忘。”②在审视人性的维度下，蒋韵执着而坚定地对抗着那些遗忘己罪并混迹在受害者角色里的懦弱者。她创造一个个用余生忏悔的悲壮人物，认真地追寻人的负罪意识，时刻提醒历经过混乱时代的未亡人铭记自我的时代罪责。
除了对负罪、忏悔的深思，蒋韵始终表达着她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旧盟》中的方怡和谢萤同为文艺女青年，性格、才情都极为相似。但面对“文革”的迫害，两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谢萤选择保护尊严而死，方怡决定忍辱负重苟活。谢萤的死展现了人性的极致尊严，但在世人眼里却毫无意义，众人指责她“太软弱”，连闺蜜方怡也觉得她死得太脆弱。
第二节 爱与良知的讴歌
蒋韵是温情的作家，罪感描绘鲜少辛辣讽刺，更多是爱和良知的感知。她表示自己“要写的也不仅是那个时代，还要写人性中曾经有过的至暗时刻，至暗时刻的闪光点。”①对蒋韵而言，恶念是每个人都会闪现的，但重要的是在恶念闪现后人性善念的回归。蒋韵从来不把写作停留在罪的批判上，她总习惯追寻人性闪现的美好之处，构筑起爱与良知的世界。
通过考究蒋韵笔下的罪感意识，我们不难发现蒋韵对博爱世界的诗意构建。在蒋韵塑造的罪感人物中，几近所有忏悔者都是“爱的天才”。安娜罪感的出发点基于对彭的情人之爱，陈雀替罪感的出发点基于对母亲的母女之爱，耕夫罪感的出发点基于对中日的民族之爱，陈香罪感的出发点基于母子之爱，素心罪感的出发点基于朋友之爱和暗恋之爱，冯明伦罪感的出发点是父女之爱。他们的爱有多深沉，罪感就有多真挚。当他们踏上赎罪的路途时，爱给予了他们强大的忏悔力量，让他们能承受磨难，甚至舍生取义。蒋韵用温情的眼光从罪中提炼弥足珍贵的人性之爱，对人的品格进行讴歌，这打造出了蒋韵特有的罪感书写。
负罪的世界下，恶念闪现是一种生活常态。蒋韵对游离于忏悔和不忏悔之间的“凡俗”者也进行了细致描绘。她并不对这些渺小普通个体进行声嘶力竭地批判，而是以温柔的笔触探寻他们生命体验中残留的良知和爱善。拿小说《栎树的囚徒》中的人物举例：温柔忧郁的耕香虽然在血统论喧嚣尘土的时刻懦弱地把舅妈贺莲东当成陌路人，但回到家中仍会为贺莲东放声大哭，为自己的行为自责羞愧；少奶奶关莨玉因为妒恨画家带芬子私奔，向范先琴进行了举报。但冷静过后的关莨玉也会心生愧疚，固执地相信两人在巴黎过上幸福生活并把这一美好祈愿当成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坐牢后为保全自己而揭发狱友 704 的范苏柳虽然看起来毫无人格底线，但仍然会对 704 的去向担心忧惧。
结语
蒋韵的罪感写作是一个独特而富有研究意义的主题。她以女性敏感、细腻的视角，真切地描绘了负罪的一代人。在她笔下，生命个体具有各种不同的负罪方式，但相同的是“犯罪者”们都无一例外地对罪有着深入灵魂的体认。在沉重的罪感缠绕下，这些“犯罪者”决绝地放弃了幸福的权利，主动地将人生变成血泪的苦难史，以此来对罪感进行消解。
由于犯罪之人永远难逃罪感的束缚，所以蒋韵的罪感创作充满悲剧的色调。但蒋韵的目的并不在于描绘负罪的悲郁，而在于弘扬善的本质。她借罪感看人性深处，从人的赎罪行为中追寻人性失落的尊严、价值和良知。她默默关注这些渺小的生命个体在赎罪过程中呈现的生命意志，由此对平凡生活里坚持高贵品格的个体进行赞叹。
时光如同洪流轻易将过往冲散，也将人在历史里犯下的罪恶随意湮没。处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罪感存在与否对现代人的现实生活确实毫无影响。人们泰然自若地面对过去，有意无意地忘却自己的时代责任和赎罪责任。作为从黑暗“文革”中走过来的人，蒋韵难以接受这种逃避罪责的懦夫行为。于她而言，过往的历史能审视、反思、和解，但决不能轻易遗忘。因此，她痛苦而又执拗地做着时代的清醒者，坚持召唤渺小个体生命中的罪感意识，希望借此对抗这宏大的遗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