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综观河西当代小说，其地方性书写丰富多样，其中，民俗文化书写、生态文化书写、历史文化书写和道德文化书写最具代表性。
绪论
第一节 农耕民俗风情的叙写
虽然河西文化比较驳杂，但农耕文化仍然是这里的主要文化形态。因此，这两个地区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乡土小说，是河西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力量。从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推进和西部大开发的开展，河西作家群首先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书写河西大地，其代表作有何生祖《洁白的羽毛》、傅开虎《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等。借助现代先进文化，改变落后、封闭的现状，摆脱土地的羁绊，成为当时河西人共同的追求。但是很快，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于是河西作家开始自觉审视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正负效应与河西文化的优劣。承载着乡土信息的农耕民俗，自然受到作家们的强烈关注和书写。通过书写代表性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河西作家展现了河西儿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也为他者走近、理解河西农民提供了窗口，具有一定的地域风情。
一、农耕物质民俗书写
物质民俗可以分为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两类。在物质生产民俗方面,“丝绸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维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种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1，因此土地在河西当代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土地是乡土小说中的常见意象，但河西走廊的土地比较特殊。它是在中原移民不断垦荒种植的过程中形成的绿洲连缀体。可以说，河西走廊移民化的过程，就是绿洲面积不断扩大的过程。这固然在很长时间里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却也在很大程度上耗费了地力。绿洲整体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越来越差，绿洲边缘和沙漠相接处的环境甚至可以用恶劣来形容。在传统社会，河西的农民们感觉到了生活越来越艰难，却没有能够主动求变，或者说大多数人向土地之外索取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当时土地就等同于农民的生命。潘竟万自 1950 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业余文艺创作以来，笔耕不辍三十余年，被称为“从大漠走来”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丝路风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 1950 年代地处河西北部的民勤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热爱。小说中，沙金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两亩薄田，也传承了父辈生命深处对土地的爱恋。哪怕风沙一再埋压土地，他也始终坚信：养育了世代祖先的肥沃的土地不会辜负他们这一代人。
第三章 河西当代小说的历史文化书写
第一节 地方历史文化的书写——民族交流、马文化挖掘和战史重述
“河西虽在沙漠的南侧，风沙大，但它宜牧、宜农、宜林，确为系在沙漠腰身上的一条苍翠欲滴的秀美林带”。在河西走廊，氐与羌、月氏、匈奴等都曾留下活动的痕迹。自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纳入王朝版图以来，大量的汉族人进入河西走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河西社会的文化面貌。到了隋唐，河西基本形成了以汉民族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地域共同体。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几百年间，河西走廊战争连续不断，这对河西民众的心理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河西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两不管”的微妙处境，河西民众的思想观念也日趋传统和落后。河西的历史也就是河西的文明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交流、马和战争构成了河西历史文化的核心要素。对此，河西作家在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从文学层面进行了个性化的思考和探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骊靬”是我国古代对古罗马的称谓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媒体、地方政府与诸多文化工作者合力建构了浪漫传奇的“骊靬文化”。尽管以“罗马军团东归骊靬”假说为核心的“骊靬文化”目前已经被考古界证伪，但是在历史叙事的研究视域下承载“骊靬文化”的文学作品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研究价值。一方面，“骊靬文化”不仅在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通过骊靬古城的修建和相关旅游业的发展成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永昌民众所共享的历史记忆。王萌鲜的《骊靬书》、张弛《漂泊的狼旗》等作品包含着这一记忆，可以影响个体认知，具有凝聚人心的功能。另一方面，“罗马军团东归骊靬”假说之所以会背离历史事实，是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历史结构”1。从作家的心理构图出发，探讨作家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这一假说，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河西小说中历史书写的建构性。
第四章 河西当代小说的道德文化书写
第一节：传统美德的肯定和颂扬
传统美德是平淡生活中的一抹阳光。弘扬传统美德，可以帮助个人走出精神困境，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也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御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人们始终保持着对人情美德的期盼。河西当代作家将自己的这一期盼寄托在小说作品中。他们的小说立足河西大地，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三个方面，挖掘河西人豁达、温厚的心灵世界，塑造了许多道德高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
个人品德是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基础，直接影响着后两种道德的形成。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关于个人的道德规范，例如勇敢、正直、本分等。这些优良传统始终是河西当代作家书写的对象。在《“土匪”的儿子》中，李田夫塑造了一个爱打抱不平、敢于反抗、既机智又狡黠的农村青年形象，令人感到欣喜。小说开篇以三言两语介绍了主人公苦瓜的“土匪”父亲“葸大贼”。他身高力大、双目有神，因为护送三个红军到延安而遭到国民党马家军的搜捕，不得已上山当了“土匪”。尽管如此，他也从不骚扰老百姓，甚至还帮助过揭不开锅的人家。在儿子苦瓜出事前，“葸大贼”被马家军杀死，老人们都说他死得壮烈。虽然父子二人没有见过面，但“葸大贼”的外貌和性格都遗传给了苦瓜。苦瓜长大成人后，不仅“身架、眼睛、鼻子、嘴巴，跟他老子一般般像”1，还继承了父亲的急公好义、刚毅勇敢。他不害怕各种传统势力的压迫，执着地和他们进行斗争。在窑上背煤时，苦瓜看不惯负责人赖狮子对背煤人的拳打脚踢，站出来质问赖狮子；在生产队长肖二明偷暗拿，队上农民忍气吞声时，苦瓜抢先割了肖二留给他老婆的地，还捉到并报告了肖二老婆偷粮一事；在段局长下乡喝酒吃肉时，苦瓜更是当场奚落了他。
第二节：道德失范的追问和反思
“道德失范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1。从严格意义上说，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历史时期中都存在着道德失范现象。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济行为价值被过度推广，由此所造成的物化感、疏离感也深深影响着河西社会人际关系的变迁。河西当代作家从生存和道德、利益和家庭关系、正义和功利等角度，书写了现代人的越轨行为和浮躁心灵，并在书写中传达出知识分子的焦虑、忧思和质疑。不过，不同作家的道德评判力度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大多数作家道德评判的力度是比较明确的，他们在批判传统道德观念的愚昧和落后的同时，揭示了现代文明中的负面因素，表现出较强的启蒙意识；极少数作家有意弱化自己的道德评判力度，其目的是展现生活的本真和人性的私密复杂。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制约。许文郁敏锐洞察了这一点。在《西部风情与西部魂魄》中，她从西北独特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出发，总结出西北人复杂的心态，那便是“贫穷艰窘需要的伦理观、道德观的松弛——一切服从生存的需要；中原儒文化的濡染，又使他们带有罪恶感和羞耻心的反省”2。在阎强国的《女人秋》中，顺子妈和小叔文元发生了不伦的关系。尽管二人是因为孤单寂寞才在一起，但顺子妈之所以感到寂寞，是因为丈夫在采药挣钱的过程中意外去世。也就是说，造成二人不伦关系的根源仍然是贫穷。对此顺子是仇恨的，可他说不出，甚至不敢表示出对母亲和二叔的不乐意。当顺子碰到二人在一起，他就感到愤怒和恶心、想要离开，但离开时又扭过头来看二叔和母亲。“有时他还用心地注意一下二叔的裤裆下，他恨那一切，他想狠狠砸一下什么像肉体一样软绵的东西，想铲除些什么”。他甚至会想象母亲的裸体，而且，“他的意识里即刻是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那男人就是他的生身之父，坚强而有力量，在向他的母亲走近贴紧，父亲首先用他巨大的手覆盖住母亲的小腹，然后像小孩一样吮吸母亲饱挺的乳房，并不停地发出咀嚼的清响”。
结语
随着河西社会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河西文化日渐凋零衰败。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应该怎样认识河西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重建乡土社会的“精神脊梁”，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如何呈现和建构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又如何影响当代文学的样貌和发展，成为众多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
综观河西当代小说，其地方性书写丰富多样，其中，民俗文化书写、生态文化书写、历史文化书写和道德文化书写最具代表性。第一章集中探讨了作家对河西农耕民俗和游牧民俗风情的描写，突显了河西民俗文化的多元共生。同时，河西作家也定格了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异化或消失的河西民俗，表现了河西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第二章着重分析了作家对河西生态文化的挖掘和描写，勾勒出河西人在环境保护方面所走过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河西人民的群体智慧和顽强精神。第三章阐释了作家对河西历史文化的认识和思考。作家们带着浓厚的兴趣深入过去，并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和思考，找到了地域认同和国族认同的契合点，有助于重建河西人的精神家园，增强河西人的归属感和文化自信。第四章阐述了作家对道德文化的书写。一方面，河西作家通过对河西人情美德的书写，表现了河西人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作家们也反思了河西的道德失范现象，揭示了道德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深思。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