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变化中的乡村和农民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过程中成为新的写作资源。陈应松关注并努力表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乡土中国的现代性阵痛，考察乡村女性在此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冲突、价值归依以及信任个性的艰难长成。
第一章 神龙架系列小说中乡村女性生存困境的表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新世纪以来，陈应松以关注底层人物为视角在当代文坛独具特色。早年，他以诗歌进入当代文坛，而后在新世纪转向小说创作。学术界对陈应松的研究自新世纪以来持续攀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为止共有相关文献 300 篇以上，一本研究专著，其中硕博论文 30 篇以上，期刊 260 篇左右，以神龙架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硕士论文的为 30 篇左右，研究成果趋向成熟。经过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分析，发现目前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研究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陈应松小说中的主题研究论文约有 10 篇，研究的角度主要有苦难、悲剧、生命意识、死亡等方面。通过对这些论文的分析笔者得出，陈应松作为当代文坛的代表作家，他热衷于书写苦难，但是又不沉溺苦难。他通过营造一个充满信仰的空间，援引信念突围苦难。这种建立跨越维度、对话现实的批评方法，对于深陷当今 “苦大仇深”的底层文学是一种拓展。
2.叙事学研究
从叙事学角度对陈应松的小说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也较为丰富，研究层面主要集中在地域叙事、动物叙事、底层叙事、民间叙事、生态叙事、神秘主义叙事、暴力叙事、寓言化叙事等层面。关于此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已经达到了 29 篇，占据了研究陈应松论文的大部分。这些角度极大的丰富了陈应松作品中的叙事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也由于叙事理论纷杂，对其可挖掘的潜力依然较大。
第二章 神龙架系列小说中乡村女性生存困境溯源
一、神秘的神龙架地域文化空间
“区域化是由地域性限定的文化，而所谓地域，也是由一种文化所涵盖的地域。” 但是，由于‘文化的模糊性’往往使‘区域’很难有个准确的界定。” [1]对此，国内学者大多采取了两种划分区域文化的方式，一为形式文化区，另一种为机能文化区。周振鹤先生曾在《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肯定了机能文化的研究价值：“一是，……因为行政机能的作用，使得这个行政区有同一文化的基础。而且，有的省区已经出现机能文化区和形式文化区重合的现象。而且，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便于将研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
从现实角度看，神龙架地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三大保护制度共同录入的“三冠王”名录遗产地。神龙架还是殷商文化、秦汉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源源不断汇集地，地域民俗文化资源蕴藏丰富，门类繁多。神龙架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中荆楚文化源远流长，以屈原的《离骚》为源头。神龙架地域文化就是在这种多种文化交融的孕育中产生。
“在人类文化史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是多种力所构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3]陈国和评价陈应松的小说时认为“陈应松的神龙架系列小说在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上不断超越自我，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有鲜明的巫楚文化特点……”
第三章 神龙架系列小说中乡村女性生存困境的文化意蕴
一、弱势者形象的多面传达
与其他作家相比，陈应松在书写神龙架系列小说中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是独特的。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细腻的笔触，而是以群像似的勾勒描绘出一幅幅乡村女性生存现状。她们是乡村世界真善美的象征，是作家作品黑暗现实的一盏明灯。当代作家中以乡村女性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家并不少见，孙慧芬就是以乡村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女性形象，孙慧芬在《歇马山庄里的两个女人》这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留守女性孤独而又寂寞的生活，乡村女性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消耗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三部曲》中也十分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玉米三姐妹受到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她们对权力的渴望简直达到了痴狂的地步，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只为获得权利；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又以我“奶奶”这样有血气、有胆量的女性作为叙述对象，让读者看到了北方女性的刚强和勇敢。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以乡村女性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家并不少见。但是陈应松以他题材特有的真实性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使读者对小说中的乡村女性充满了同情与怜悯。陈应松将乡村女性视为底层文学的一个维度，通过对乡村女性生存困境的描写与刻画，展示了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又一个层面。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写道，“新时期乡土小说，随着理性精神的恢复，人性、人道主义成为农民生态状况评价的价值尺度，农民在过去一段时间实际生活中文化人格的严重变异，忽然鲜明地凸现正在乡土小说家的艺术视野里。”[1]而在陈应松的作品中，即使贫穷占据了乡村的生活，但依旧没有丢失乡村世界中最美好的人道主义和人性。
二、神龙架独特地域文化的展示
“对于小说而言，再宏大的意义，再深奥的哲理，都必须植根于具体的生活场景、具体的故事与情节之中。”陈应松神龙架系列小说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文本中贯穿的神龙架地域文化。鲁迅曾对青年木刻家陈烟桥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陈应松的神龙架系列小说中对神龙架的地域文化表现出了鲜明的主观性，即此时的神龙架已不是地理版图上的神龙架而是陈应松心目中的神龙架；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能力，即神龙架迷人的自然风光和变幻的天气；以及贯穿其中的物质民俗。
陈应松对神龙架地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前文中写道神龙架地区是荆州水乡文化、楚文化的汇集地，因此，陈应松在写作过程中杂糅了多个地域的文化风格。楚地好巫蛊，民风彪悍，陈应松将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场景带入小说中，与小说中的内容混合其中不仅没有让人产生陌生之感反而让读者产生了猎奇心理。
对一个小说的欣赏者而言，作品中活生生的细节、场景与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人生意味同样重要，许多时候，甚至首先是前者吸引了读者，带给了读者回味无穷的审美享受。故事、人物、环境是作为叙述问题的小说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龙架的地域文化为陈应松的小说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
结语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变化中的乡村和农民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过程中成为新的写作资源。陈应松关注并努力表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乡土中国的现代性阵痛，考察乡村女性在此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冲突、价值归依以及信任个性的艰难长成。而女性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符号，在这两种文明长期对峙的跌宕起伏中，展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她们承受着苦难的生活，在艰难中努力的“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陈应松笔下的乡村女性不仅脆弱敏感，更多的是在给我展示一种活着的生命力，面对苦难的生活永不放弃的精神。
李敬泽曾这样评价陈应松神龙架系列作品：经过了这么多年，像应松这样的作家非常自觉的立足于本土资源和本土经验，做出这样的书写，有他自身非常独特的特点，值得认真探讨。我想这也是陈应松神龙架系列小说大获成功的原因。神龙架系列小说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作家敏锐的文学嗅觉和对乡村世界的人们悲悯的情怀共同构成的。
当然，作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底层作家，陈应松的小说也有不足之处，创作题材的重复和情节上的单调，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位成熟的作家一定会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期待陈应松会给当代文坛带来更加深刻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