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铁西三剑客”的文学创作显然无法全数纳入地域文学或下岗题材的概念领域，因此我将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但也很难说在研究过程中彻底规避了管中窥豹、削足适履的危险；而在另一方面，“艺术定义之所以困难，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家等着你定义出来，你定义出来艺术家就突破他”。
一、现实之维：“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主题内容
(二) 研究现状概述
目前学界对“铁西三剑客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作家群视角下的综论式研究 黄平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①是有关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小说创作的第一篇综论式文章，作者在论文中使用了“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从他们的出场方式、主题风格、以及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等方面展开论述，并强调了“新东北作家群”的出现给当代文学带来的变局意义。丛治辰则将“铁西三剑客”及近年来围绕他们的诸多讨论视为一个文学事件，对围绕他们展开的种种言说进行梳理和阐释②。刘岩在《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故事综论》③中从反自动化的现实主义、媒介环境反讽与底层经验表达、自反的“东北性”与作为文学语言的“东北话”、有机城市的文学纪念碑四个方面分析“铁西三剑客”笔下的沈阳故事，认为悬疑罪案是当下市场和媒介环境中的东北青年文化生产者讲述自身成长经验的形式。
此外，有关“铁西三剑客”的综论文章还有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④，丛治辰《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 ——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⑤，陈若谷《东北书写中的语言、知识与现代危机》⑥，乔世华、赵雨彤《“铁西三剑客”：触摸东北人的生存状态》⑦，王娅姝《重写“东北”：当代沈阳青年作家的集体创作》⑧，刘巍、王亭绣月《沈阳籍“80 后”作家的“铁西叙事”——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例》⑨，江怡《论“子一代”的东北书写——以董宝石和“新东北作家群”为例》⑩，万国欣、黄育聪《青春创伤与工人形象书写——论“80 后东北作家群”的写作》①等。
二、形式之魅：“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叙事策略
（一）现代小说的形式实验
20 世纪 80 年代先锋潮流褪去之后,先锋文学已然以文学传统的方式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后续创作当中。“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虽然有着鲜明的写实意识，但师承马原、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并且有着相当丰富的西方现代文学阅读史的他们在文本实践中所提供的显然并非传统的现实主义范本，而是广泛吸纳了各种艺术经验和表达手段的现代小说，在时间意识、叙事手法、小说结构和情节描写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某种先锋性和实验意味。
1.开放的时间：过去与当下的联结
本雅明提醒人们：“每一个不能被现在关注而加以辨识的过去的形象都可能无可挽回地消失”。①在某种意义上，“铁西三剑客”是作为面向过去的“历史天使”的身份开始写作的。因此他们的父辈故事作为追忆性叙事必然会涉及两个时间维度——过去与当下。正如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在《普鲁斯特和小说》中将小说的时间作为形式来探讨，指出“在作品中重新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也是想象力的胜利”②。作为经过技术改装的现代小说，时间在“铁西三剑客”的笔下不再以线性时序推进，而是不断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循环往返，呈现出曲折迂回的运动轨迹。
郑执在《仙症》中首先回到过去，以王战团指挥刺猬的情节作为小说开场，随后又转回当下，交待了故事被讲述的场景——“跟妻子 Jade 订婚当晚，我于席间向她一家人讲起这件事”，然后才正式进入整个文本的主体部分，即对王战团传奇人生的讲述。然而正在王战团的故事以线性模式推进之际，叙事时间又再次以“我”与 Jade 商议去斯里兰卡度蜜月的场景切回了当下，对过去的追溯接连被来自当下的叙述插入语打断，使整个小说在蒙太奇式的场景拼接中呈现出一种立体交叉的时间结构。
三、文学之变：“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价值与困局
（一）当代文学的多维变革
“铁西三剑客”的集束性出场使得东北文学继 30 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之后再次成为中国文坛一道醒目的风景，但他们的文学意义显然并不仅限于地域文学的范畴。从文学的生产机制来看，新的媒介环境使得“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在生产、流通与接受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相异的特质，成为把握当下文学发展态势的典型案例；就具体创作而言，“铁西三剑客” 以对传统题材的异质书写和作为“80 后”作家的自我转型实现了对固有写作模式的颠覆，并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启示与可能。
1.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案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媒介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工具和载体,而是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介入到了文学生产和传播中。2009 年,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坛“三分天下”的观点：“几十年来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①在十年后的今天，这一论断依然未失去有效性。只是上述三种文学力量在分庭抗礼的博弈过程中互动融合的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纸媒的数字化即是当下媒介融合态势的主要表现之一。从2013年开始《，小说月报》、《收获》等纯文学期刊为保证自身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相继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创设微信专稿栏目。如果说《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低谷时期的文学放低自家身段而从社会文化基层突围自救求生的一个成功策略②，那么如今各大纸媒期刊借助大众网络媒介的力量加强和读者之间的互动的策略性举措已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业共识。
（二）“东北”标签下的焦虑与困惑
“铁西三剑客”所受到的关注和肯定，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他们集中于东北的地域书写、指涉下岗潮的历史表达，与之相关的批评也一度习惯于在地域与阶级的阐释框架中锚定其文学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洞见与盲视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旦某种文学标签的修辞效果过于强烈，往往会产生负面效应，或在符号价值的透支中迷失意义，或在发现之余造成某种遮蔽。如果说“铁西三剑客”或“新东北作家群”等概念的提出更多是区域文艺从业者出于推动地方文艺建设的有意建构和同籍批评家在共情与怀旧情感下的鼎力推举，那么就置身于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作家个人而言，如何规避外界捆绑下个性模糊的可能，如何解决处理集体经验时的同质化倾向，就成了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铁西三剑客”新近发表的作品来看，“去东北化”已然成为他们摆脱上述困境的共同选择。双雪涛 2019 年出版的小说集《猎人》收录的 11 篇作品中，严格意义上的东北故事只有《杨广义》一篇，其他如《女儿》、《起夜》、《火星》等作品中故事发生场所已从东北变为作家本人的现居地——北京。而《武术家》、《Sen》更是将叙事时空设置为民国，全然不见东北痕迹。郑执《仙症》收录的《霹雳》一文也从父辈的东北故事中退身而出，开始讲述同代人的都市生存体验，从而显示出某种变局的端倪。
同样的例子还有班宇发表于 2020 年第 5 期《小说界》杂志的《液体》，此作虽然延续了班宇以往东北书写以口语为主的语言特色，但故事的时空背景却随着小说人物的行踪从东北腾挪至北京，且在充满未来感的离奇想象中呈现出与以往作品相异的风格质地。关于这种转变，班宇在《液体》一文后的“自我自答”栏目中回应：“偶尔听见两种声音：第一是，东北经验用尽之后，该怎么去继续？第二是，抛开地域、方言等相关因素，你的小说里还有什么？事实上，它们指涉同一命题，我用亚历克斯·罗斯的书名来作答：余下只有噪音”①。如何理解班宇所说的“噪音”恐怕并不容易——它可能是向外的观察，可能是向内的叩问，也可能是在两者间彳亍的心灵足音。但能够确定是班宇所言及的那两种声音不止是来自外界的质疑，同样也是作家内心的某种焦虑。
结语
从同乡读者起步的“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研究其实携带着我的一种私愿，那就是对理解的祈望。但正如程光炜教授指出：“所有的批评都声称是对文本最真实、客观和贴切的体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它们对作品这一部分的夸大，和对另一部分的简缩；选择有利于批评基点的例证，或是作品本来突出的优点反而被稍微降低。”①无论是出于研究主旨的确定性，还是文章篇幅的有限性，一篇论文显然无法提供对作家作品的全方面把握和探析，并且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生硬的解读、刻意的误认、仓促的圈定。
“铁西三剑客”的文学创作显然无法全数纳入地域文学或下岗题材的概念领域，因此我将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但也很难说在研究过程中彻底规避了管中窥豹、削足适履的危险；而在另一方面，“艺术定义之所以困难，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家等着你定义出来，你定义出来艺术家就突破他”②。无论是对外部既定范式的背离，还是对自我写作风格的颠覆，很多时候文学的成长恰恰来自某种突破成规的叛逆意识。在“铁西三剑客”作为成长中作家，其文学创作不断呈现新变的情况下，文学批评要对其做出盖棺定论的阐释实属不易。
但在对批评之有效性表示怀疑的另一面，是对批评之必要性的迫切召唤。正如韦勒克、沃伦提出的：“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存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现在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存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不利的因素”③。“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作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新兴热点和典型个案，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昭示着“文学与现实，技法与道德，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④。他们的东北故事即是对过去历史的追忆，同时也是面向当下的回应。无论是着眼于文本内部，还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学事件进行解读，对“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深入研究和持续追踪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