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在阎连科笔下，生活的苦难与抗争孕育着生命的真实。面对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固化，阎连科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致力于寻找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突破，以“神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形式为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激发了文学界探索文学新出路的热情，激活了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多种可能，完成了对左翼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突围。
第一章 绪论
1.2 阎连科“神实主义”小说研究现状
自阎连科发表中篇小说《年月日》开始转型后，他的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等国内外各类奖项十余次，阎连科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作家，他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重要评论家的笔下，他的作品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关于阎连科作品研究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对阎连科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提高。陈英群编写的《阎连科小说创作论》是国内第一部专论阎连科文学创作的学术著作，全书以阎连科三十余年的创作经历为基础，探讨了其四个小说系列的内容和叙事风格及作家的创作心理定势和审美经验。林建法主编的《阎连科文学研究》以四个系列小说为分类基础，将对阎连科的研究文章精选、分类、归纳集结出版，是对阎连科研究与争论的精粹汇编。林源主编的《说阎连科》以“阎连科说”和“说阎连科”两个向度，收录了阎连科的部分文学随笔和公开演讲，并汇编了评论界论述其代表作品的文章，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阎连科大有裨益。之后方志红主编的《阎连科研究》在汇编阎连科研究文章的基础上，按照年代顺序辑录了阎连科的作品年表及研究资料索引。同年梁鸿编写的《阎连科文学年谱》出版，更加详尽地考证了阎连科的个人际遇及作品发表获奖情况，将阎连科生平及作品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此外，阎连科文学对谈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和《巫婆的红筷子》的相继出版，勾勒出阎连科更加立体的文学世界。
关于阎连科“耙耧系列”小说研究的期刊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大约有上千余篇，大多是对阎连科单篇作品的讨论，以“耙耧系列”小说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主要是从创作观、主题思想、问题及语言等几个方面进行阐释。丁临一是较早对阎连科的创作进行宏观把握的作家，他的文章《阎连科小说创作散论》在对阎连科几个系列作品鸟瞰式点评的基础上，指出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命运变迁与生存状态是阎连科始终关注的问题。
第三章 “神实主义”的桥梁——“神”的表达
3.1 多样化的文体追求
自在中篇小说《寻找土地》中开始尝试亡灵叙事后，阎连科就开启了一条文体创新之路。在创作《日光流年》后谈及小说的文体时，阎连科说，“毫无疑问，新鲜、独到、个性的文体，会如灯塔一样，使一部作品闪闪发光。倘若这样的文体又正好遇到了寻找它的故事，连腐朽的故事也可能会焕发青春，获得生命，甚至长生不老。可惜的是，故事可以道听途说，而文体却永远只能依赖创造”③。由此，阎连科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进行了多种文体尝试，《日光流年》的“索源体”、《受活》的“絮言体”、《四书》以不同声音对同一历史现场的描述及《炸裂志》的“方志体”等都能体现出阎连科对文体的多样化追求，不同的文体形式是“神实主义”小说抵达现实的有效途径。
3.1.1 索源体的叙述结构
小说《日光流年》在文体上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以类似倒放录像带的形式，首先讲述最后发生的事情，再依次逐步回溯过去的事情。不同于通常倒叙小说只在开头讲述结尾之后再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从头开始讲述的叙述方式，这部小说的叙述顺序完全是一种依次倒放的形式，将故事的发展顺序完全倒置，王一川将《日光流年》的这种叙述方式命名为“索源体”。“索源”一词取自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的“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一句，“所谓索源体，就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地倒叙故事直到显示其原初状况的文体，索源体的特征是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来结构，依次地倒叙故事，其目的是要追索事物的原初状况”①。《日光流年》中由司马蓝的死亡回溯到他的出生的叙述方式赋予了小说独特的生命意义。
第五章 “神实主义”小说的价值与局限
5.1 “神实主义”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创作时期，但直至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被梁启超等学者引入中国后，现实主义在中国才形成一种系统的文学理论与方法。在五四时期，“写实主义”是知识分子揭露弊病、启迪蒙昧的普遍选择，是抨击封建文化、追求个性解放进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五四时期承载着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到了 30 年代，因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苏联文艺思想的传入，现实主义创作受政治思想的侵染，继承了现实主义写作的传统，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强调典型化的写作方式，追求对现实本质的反映，并要求文学为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而创作。此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主席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之后近四十年的发展走向，《讲话》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成为 40 年文学的指导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彻底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指导纲领及批评标准，极左政治控制下的中国文学彻底被政治所遮蔽，在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是文学发展的主潮。期间虽有一些作家勇于为现实主义发声，如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观点，但这些言论也招致许多批判，在当时胡风被定性为“宗派主义”，甚至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因此，他们的声音也并未撼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统治地位。回顾新时期之前的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从五四时期的“为人生的艺术”到三十年代为政治服务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再到为无产阶级写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越发紧密与具体，并通过对胡风等人的斗争与批判，更加坚定了毛主席文艺思想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位置。
5.2 “神实主义”小说的困境与局限
阎连科以“神实主义”小说独特的创作方式完成了对左翼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突围，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但“神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阎连科在探索新的创作方式的过程中，极致化的苦难书写是“神实主义”小说刻画劳苦人反抗精神的通道，但在长久的文学创作中，阎连科最近的作品常常陷入主题惯性化的重复中，导致他的作品内容往往缺少新意。其次，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小说为了追求极致的荒诞叙事，作品大多沉迷于露骨的写实，失控的叙事使他的作品陷入混乱之中，有卖弄之嫌。最后，“神实主义”小说为了追求写作的普遍意义导致人物塑造符号化，人物形象扁平不够丰满。这些问题都是“神实主义”小说的目前存在的创作困境与局限。
其一，主题的重复。极致的苦难书写是阎连科探求生命原初意义的方式之一，极端生存环境的设置有助于展现底层农民生存的艰难与疼痛，有力地突出了劳动人民面对生存困境所表现出的毅力与韧性，同时，极致的苦难书写也是阎连科考验人性以及反思乡村权力结构的有效方式。在早期的“瑶沟系列”小说中，苦难与权力就是阎连科竭力表现的主题，苦难就是阎连科试图审视乡村社会的一个着眼点。在之后的创作中，阎连科虽一直在进行文学观念的探索，但与乡村有着深厚感情的阎连科在刻画乡村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写作惯性，苦难与权力依然是阎连科写作的惯有主题，并逐渐走向极致化。在早期的作品《两程故里》中，对乡村权力的追逐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封建伦理与城市文明对峙中的农民境遇在作品中也有突出表现。但在“神实主义”小说中，极致化的书写方式是抵达“实”的彼岸的方式之一，作品中的苦难叙事与权力叙事逐渐走向极端化，导致作品中的乡土叙事视野相对更为狭窄，逐渐失去作品内涵的丰富性。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中，反抗宿命是三姓村几代人的生存使命，几代村长也是乡村权力的渴望者与追求者，但极端的苦难叙事消解了乡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反抗苦难是小说单一的叙事主题，这样难免造成长篇小说内涵的单薄。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当代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潮流风起云涌，而阎连科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精神立场，牢牢地扎根于故乡耙耧山脉深处，以近四十年的创作历程书写当代中国的内在精神。在文学市场化的当代社会，阎连科的文学创作如同文坛上的一股逆流，任凭市场的喧闹及意识形态的束缚，他埋头深耕于书桌前的一亩三分地，以自己的残弱之躯坚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底线，以强劲笔触对当代人的生活及精神状态进行着无情的剖析，直面现实的荒诞与人性的堕落。在阎连科笔下，生活的苦难与抗争孕育着生命的真实。面对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固化，阎连科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致力于寻找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突破，以“神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形式为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激发了文学界探索文学新出路的热情，激活了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多种可能，完成了对左翼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突围。尽管“神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还存在很多问题，它是否能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第三条路”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其中蕴含着阎连科突破现实重围的强大精神力量，寄寓着他心怀劳苦大众的悲悯情怀，“神实主义”小说因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颠覆及对主观现实主义的承继所产生的文学史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如阎连科所说，“以最个性、最独有的方式去写作、表达看到和洞察到的在光明和黑暗交替频繁中大扭曲的中国现实和现实中大扭曲的人的灵魂”①是“神实主义”小说的最终之选择。总之，对于阎连科来说，“神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仍是一个有待继续实践的旅程，其中的创作局限还需进一步修改与完善；作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一种可能，“神实主义”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不容忽视，这种创作方式的成熟还需更多的作家和学者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