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本文研究的仅仅只是整个女性发展史上短短的一环，它承载着左翼时期的革命女性的书写而来，也对后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女性仍然还在两性关系和社会发展中寻求真正的自我，望这种探寻能尽早如愿。
第一章 土改小说女性形象书写类型
第一节 典型化女性形象书写
土改小说中位于叙述边缘的女性人物形象和其他人物一样，基本处在“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设置模式中。作家按阶级对立的方式将女性划分成地主女眷和贫雇农妇两种典型类型，并对其衣着与身体等外在层面和行为品德等内在层面进行二元对立的书写：地主女眷在外在上被“丑化”，内在被“污名化”1，她们毫无主见，不事生产的同时又是男性地主的传声筒和应声虫，自私自利地用尽小伎俩为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服务。如《暴风骤雨》的 “大枣核”、韩爱贞、江秀英、杜大善人老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李子俊老婆、钱文贵老婆，马加《江山村十日》里的高福彬老婆，陈残云《山村的早晨》中的马二娘，《春回地暖》中罗佩珠、箭大嫂等。
贫雇农妇在外在上由于能劳动而拥有健美的身体，同时拥有大公无私、吃苦耐劳等美好品德，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董桂花、周月英、赵得禄老婆，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刘桂兰、白大嫂子、赵大嫂子，王西彦《春回地暖》的甘彩凤、恩土婶婶、李香红等。
一、外在层面的二元对立
为了揭示地主阶级本质的罪恶与丑陋，较为年老的地主女眷们在外貌描写上与男性地主一样也是被丑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钱文贵老婆“快五十岁的婆婆，已经落了两三颗牙齿，还梳上一个假髻，常常簪一朵鲜花在上边”1，江世荣老婆则是“这个妖精一样的女人，又瘦又小，吊着一双老睡不醒的眼睛，脊背上披着一绺长发”2；马加《江山村十日》中地主高福彬的老婆同样丑陋“晃着牛粪盘头，长着白瓜瓤脸”；《暴风骤雨》韩老六的老婆在初登场时便以“大枣核”的形象出现：“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尖的枣核样的胖女人，穿一件青绸子大褂，衔一根青玉烟嘴的长烟袋。”3 这些地主女眷一登场，作者便对她们的外貌进行了“丑化”，这种“脸谱化”的描述很好地表明了人物的阶级身份，在尚未展开叙述了解人物性格前，便让读者对这些女性有了初步的判断，为后文阶级对立叙述提供便利。
第二章 土改小说女性形象流变
第一节 正统土改小说女性形象流变
一、家庭关系的流变
从“五四”、左联到延安时期，革命似乎给女性指出了一条出走的“娜拉”之路，“走出家庭”成为了女性参与革命建设的必经之路。传统的家庭结构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带有浓厚的家长制特征。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1，早在五四时期，知识女性便纷纷要求走出家庭，与封建父权与夫权抗争，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封建潮流，然而这种潮流仅限于城市，乡村里的妇女仍然遵守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关系。由解放区小说到土改小说，再到合作化小说，动员妇女参与公共建设经历了“走出家庭”——“走出家庭”与“回到家庭”合谋——“非家庭化”的过程。
正如蔡翔所说，“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献中，‘动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同时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构成了‘动员——改造’的小说叙事结构”2，普通的农村妇女想要进入革命参与国家建设，往往需要干部的“动员与改造”。实际上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解放区小说中即可看出“动员——改造”结构的雏形，此时期对农村妇女动员改造进行描写的典型作品有梁彦的《磨麦女》与温馨的《凤仙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解放区小说中，与封建家庭决裂而无处安身的“娜拉”们得到了指引，她们通过参与革命得到了自身价值的体现与解放，成为土改小说中的“引路人”，出走的“娜拉”们进入革命成长为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这两部小说都描述了革命女干部下乡去动员（甚至拯救）底层农村妇女，在女干部的帮助下，普通农妇们反抗父权走出狭小的封建家庭，最终加入八路军。
第三章 土改小说女性形象的意义与局限
第一节 女性形象与妇女解放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社会解放程度与女性的解放程度息息相关，女性不解放，那么所谓社会进步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以翻身解放为叙事主题的土改小说中，所谓的妇女解放总是与打倒地主阶级联系在一起，正如贺桂梅所说“不仅是延安新政策，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中国革命实践，都倾向于把妇女解放作为整个民族解放和阶级运动的现代化议程的统合而非分离的部分”2。土改小说中的妇女通过诉苦、斗争、分地、走出家庭与男人一起劳动等方式参与土改运动，在作家们极力描写土改运动对妇女的解放作用时，妇女解放话语需杂糅在阶级革命话语之中才得以体现。
一、“诉苦”：妇女阶级话语的习得
在传统乡村中，妇女是家庭面对各种灾难时首先牺牲的对象，她们经历了各种不公平待遇，妇女们对自己经受的苦难往往都归根于“命苦”。传统的宿命论思想使她们默默承受降临在她们身上的不幸，把苦难归为时运不济，正如陶钝《庄户牛》里的老妈妈说“穷是命里该”；那么，土改是如何将妇女承受的苦难由宿命论归结于阶级压迫呢？
对于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苦难构成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从人们的讲述中体验这种苦涩可以发现这种种痛苦是弥散于生命之中的，因而通常是无从归因的，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有先赋和宿命论色彩。将个体的身体之苦和精神之苦转变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从而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意识，是在革命政权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才发生的，正是通过“诉苦”、“挖苦根”等方法的引导，农民才产生了“阶级意识”，从而使苦难得以归因。
第二节 女性形象书写的局限
在正统土改小说书写中，女性的生命体验被同一化，成为历史的载体。作家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背负的是指导现实、书写革命正义性的使命，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被政治话语所束缚，个体的生命意识和独特体验被集体话语所淹没。时而出现的多质性思想也常常被主流话语规约，女性形象更是成为阶级斗争的符号。
在作家书写的过程中，涉及“暴露”与“歌颂”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更是强调了：“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都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2。在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毛泽东明确规定了暴露的内容只能是“黑暗势力”，而这种“黑暗势力”前还加上了定语“危害人民群众的”，意味着这种暴露必须是符合阶级斗争需要的，是能够符合人民群众诉求的，实际上即是变相地剥夺了作家们暴露黑暗的权利，只允许暴露地主阶级的黑暗，及歌颂人民。因此一切不符合此标准的“暴露”与“歌颂”都将会被批判。
周立波曾指出自己在创作《暴风骤雨》时“借了东北日报登载土改消息最多的几本合订本，把半年多的二版上的文章和消息全部阅读了，把构思中的人物和故事，又加上一回修正，稀奇的删削，典型的留存”3，丁玲也提及她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如何克服写人物时的困难：“这一次的土地改革却比现实中的土地改革更困难，因为我比较那个时候要清醒些，我走入到人们的心里面也比较深些，我更不能犯错误，我反复去，反复来，又读了些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资料，我对于我的人物选择得更严格些”1。通过阅读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资料来筛选小说人物，不断地剔除不符合规范的“异质”使其“典型化”，是否符合政策要求成为当时作家们首要考虑的人物塑造标准。
同样是政治话语规约下的写作，不同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仍是有较大差距的。陈顺馨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一书中，总结出了“男性”视点与“女性”视点中女性形象的差异性2：
结语
在正统土改小说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似乎总能看到民族国家主体的规约，她们被认为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就算是妇女的传统美德也必须依附在民族主体性上才能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叙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也处在不断地去除女性身上“情感化”、“私人化”的性别特征，避免对意识形态造成“逾越”。二元对立的阶级关系，在土改小说众多人物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阶级关系实际上遮蔽了女性与其他人物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两性关系、婆媳关系等也被简单地以阶级话语一概而论。性别话语隐没于政治话语背后。
苦难的正面女性形象和丑化的反面女性形象设置虽然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二元对立的女性形象的展现也会给读者带来认知上的障碍，无法切实感受人物的命运和独特个性。
在正统土改小说的创作中，作家们（尤其是女作家）也并没有一律成为政治的附庸。即使在模式化的写作中，她们也努力地去思考女性的位置。对于女作家（女性视点）而言，解放是对个人有意义的，她们重视的也是土改运动给女性带来的内部精神的解放。而对于男性作家来说，妇女解放是作为社会群体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叙述的。
在革命与性别的描述中，作家融合了集体意志与个人欲望的表达方式，产生了一种文本的模糊性。女性形象并非完全在政治话语的规约下形成，她同样受到传统伦理等的规约，承载着政治话语外的多质性内容。在中国语境中，性别在实践层面上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息息相关的，它和体制之间往往彼此依赖和相互利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用体制来壮大自己，是一种依存关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