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文学视野下的战争势必是史实与审美的复合，而所有的战争书写实际上都是反战书写，和平年代的战争叙事更近似于立足于历史、民族、人性之上的精神史诗，在结合时代特色、经济状况、社会空间、集体心理等当代问题域的过程中实现艺术转化，达成一种多声部的审美流变。在国际局势暗涌的当下，创作领域与研究领域对战争叙事的关注日渐高涨，战争及其精神内核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仍在深入，对战争书写流变的考察将是可持续的研究问题。
绪论
二、国外研究状况
战争文学在西方由来已久，早在《荷马史诗》《奥德赛》等篇目中已出现战争叙事主题，发展到当代文学研究，对战争叙事的整体性关注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诸多学者对战争观念、战争与文学的互涉、战争书写的修辞与文艺理论借鉴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凯瑟琳·萨维奇·布罗斯南（Brosman Catharine Savage）曾在《战争文学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War Literature）中开篇强调战争叙事的起源，认为“从希腊人、罗马人和希伯来编年史家的时代起，史诗、戏剧和历史记载就不断受到战争的启发，而且常常围绕战争展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即使现代作家试图否认战争的有效性、荣耀和它作为性格熔炉的持久形象，战争仍然是一个持久的文化神话，也是一种持续的人类经历，因此仍然是文学的首要主题。”①发展到 21 世纪，凯特·麦克劳格林（Kate McLoughlin）所作的《剑桥指南之战争书写》（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r Writing），同样肯定了战争写作作为古老叙事体裁的当代意义，并对历史上的主要战事做以梳理，认为危机时代将文学推向了极限，这也要求作家在应对极端事件时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表达的潜能，该研究成果对关于“战争”的历史、文学、文化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②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书写战争》（Writings on War）中观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历史，认为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在战争期间阻碍了欧洲的自相残杀，在对战争观念变迁的考察中，提出“当今世界大国有充分的理由在战争与真正的和平之间寻求临时的术语与观念。”③保罗•富瑟尔（Paul Fussell）的《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更为关注战壕体验本身的文学维度，作者善于关注文学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同步、互动发展，认为在叙事层面上战争与神话有着传承关系，又在物质生活中创造了新的神话，对后世政治、修辞、艺术产生无限影响。
第三章 离散境遇中的身份追寻：欧美华文文学战争叙事的情感意识
第一节 错位处境中的身份追寻
在战争造成的极端离散场域中，人为的“错位”更为试图辨析身份的个体蒙上来自历史的迷离面纱，这种“错位”可能是离散叙事的最初面貌，即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异国进行身份追寻，也可能是其他族裔由于侵略、避难等原因寄居在中国领土，甚至是主动与被动选择下的个体身份调换现象。当我们意识到这一趋向并非某一作家的偶然选择，而是体现在严歌苓的《寄居者》《小姨多鹤》，赵毅衡的《居士林的阿辽沙》《少将与中尉》，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等诸多作家的多篇作品中，成为共性现象之时，我们有必要追问这一特质的书写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海外作家们亲历的事件，与穿梭于世界各国的行踪，或许不失为这一问题的注解，文本中产生身份迷失的错位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源于写作者们的异域生存，暗合着作家各自感受中的痛点。如赵毅衡1981 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后，作为“富布赖特”学者游学北美，1988年获得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前往伦敦大学任教，成为继老舍之后第二位在此任教的华人教授。同样因留学前往国外生活的，还有江苏南京的袁劲梅，她先后取得河海大学、南京大学的本硕学位，后于 1993 年赴美留学，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留任，现就职于美国克瑞顿大学。接受过东西方教育并在西方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学者们，由海外生活体验的直观感受为自己增加了写作者的新一重身份，也由于具有着学术视野与现实体悟两种经验的影响，他们对离散的感知更为抽象、深刻，甚至带有各自的学术基因。以赵毅衡为例，作为学贯中西的符号学、叙述学研究者，他认为“古代中国的确是个符号学大国，因为《易》是全世界第一个用来解释世间万物的符号体系。”
第五章 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典型叙事策略
第一节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调和
在作家的创作中如何处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关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将“宏大叙事”具象化地表述为“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①，具有启蒙叙事、理想伦理、政治终端等话语意义。体现在中国文学中，可以视为“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由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性叙述方式。”②传统观点中的战争叙事自然具有史诗性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抗战文学为主体的战争叙事展现的是国家、族裔、阶级间的冲突，涵盖了时代性的国族命运，这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战争书写更近似于一种宏大共名文化状态下的产物。但到了当代文坛，革命历史小说逐渐步形成热潮，对文学价值与私人写作价值的追求，让写作者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是对宏大叙事的漠然与对个人书写的过度崇尚。谢有顺在评点当代大陆谍战小说时曾表达了对微观叙事这种小格局书写的担忧：“中国小说仍然普遍沉迷于一己之私，一己之悲欢，还没有从一种小情绪、小格局里走出来，进而关注更大的精神母题。文学固然关乎于个人，但是，当个人泛滥成千人一面的、公共话语中的个人，当欲望和身体成为新一代作家写作的主题词，小说很可能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精神专制：从过去的被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所奴役，发展到现在的被身体和欲望所奴役——二者的内容虽不一样，思想路径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①在消费主义喧嚣尘上的当下，越来越多文学、影视中的战争叙事一度出现网络化、娱乐化的趋势，但在一时的快感得到满足并再次麻木之后，大众的期待视野也会回归于对宏大叙事的期望。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发生，战争书写中的宏大叙事势必需要区别于战时岁月的书写模式，转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加入更多个人化微观视角的调和，呈现出响应当下且具有思考深度和独创性的叙事作品。
第二节 主动暴露作者意识的写作手法
在华文作家将战争作为叙事对象或主要叙事背景时，以战争为主体的半虚构叙事空间，与作者身处的当下社会的现实空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写作者需要借战争叙事传递和平年代的省思。在明知战争走向与战争结果的全知视角下，作者却要为了叙事节奏部分地隐瞒已知事实，这不仅涉及到叙事视角的调节，也促动着创作者进一步探索如何在文本中摆放自己位置的问题，因此有的作家采取了借用元小说策略，在隐藏自身的同时又时而实现作者意识裸露的叙事手法。
元小说（Metafiction）可以被视为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①这一术语最早于 1970 年出现在威廉·盖斯（William H.Gass）的评论文章中，1984 年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在《元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Metafiction: The Thero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中提出：“元小说是通过严肃的自我探索来探讨的问题，它借鉴利用了将世界视为一本书的传统比喻，但又经常运用当代哲学、语言或文学理论来重新定义。如果作为个体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角色’而不是‘自我’，那么对小说人物的研究可以为一种理解小说之外世界的主体性建构的有用模式。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现在被认为是通过语言作为中介的，那么文学作品（完全由语言构建的世界）就成为了学习构建现实本身的有用模型。”②帕特里夏·沃不仅从语言学角度辨析文本空间介入现实的可能，也认为作为写作技法的“元小说”是小说与生俱来的属性，是在“元小说”以概念形式被人感知之前就长久存在的，所有有意识地在虚构作品中探讨文本本身作为虚构作品地位的创作都可视为广义上的元小说写作，体现在叙事特色上突出呈现为“作者的有意识写作”（self-conscious writing）与“文本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20 世纪 90 年代初，“元小说”概念传入中国，江宁康作为国内较早关注“元小说”的学者之一，认为散布在欧美各地的“元小说”写作者虽然没有形成统领性的创作纲领，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学组织，但其作品却表现出了相近的创作特质，即可以挣脱文本空间的束缚，对小说结构的连续性发起挑战，在打断、割裂中评价叙事行为本身的意义和讲述方式，这不仅打通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也让叙事性和批评性彼此交织，“从而在语言操作方式和艺术形象的描写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
结语
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涌现，欧美华文文学研究主题也随之拓展，战争书写的呈现方式、审美流变愈加受到学界关注。对于战争书写本身来说，战争长久以来即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剥离的间歇性对抗，是建立于政治、经济、信息等全方位社会冲突的暴力插曲。现代社会以来，我们常将冲突的根源溯流回文化差异导致的分歧与冲突，但无论是现实利益主宰下的资源争夺，还是精神层面民族共同体内核的深层运作，以人类集体行为模式存在的战争也在与文学性的互动中不断获得新质素，激发着人类对自我存在方式与群体存在方式的新省思。
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在书写对象上展现了开阔的主题广度，将之放置于中国现当代战争书写整体状态下进行参照，欧美华文作家在小说取材、主题设置方面有意识地扩大选择范围。与中国“十七年”文学中的抗战叙事相比，陈河、哈金、张翎等人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到对真实性、传奇性、英雄主义的传承，也可以看到移民体验和当代经验带来的思想革新；与新时期以来中国抗战小说比较，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坚持反法西斯立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对族裔身份、国家身份、阶层身份等参照维度采取明晰而不强调的态度，换言之，作为移民文学经典母题的“离散”与“身份”在战争叙事中依旧突出，并因战争属性展现出更为清晰的问题轮廓，但作家在写作实践中突破着身份立场的局限，对以往立足意识形态分歧的战争言说进行消解，重新审视战争环境中的正义辨析、战争年代对群体与个体的命运冲击，在弱化偏见与政治立场的人文关怀角度呼唤向善、向美、向和平的共同愿景。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