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论文研究的对象——阿库乌雾是一位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从“他者叙述”中突围，努力进行“自我建构”的彝族作家和学者。
绪论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阿库乌雾开始进行文学创作，随后又展开了彝汉双语的写作实践和进行了人类学转向，作品多次入选中学、大学教材、合集选集、文学史著作，他本人的著述丰富：从彝文诗集到汉语散文集，从写作到诗歌朗诵，从虚构性原创文学作品到学术研究论著。阿库乌雾是一位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从“他者叙述”中突围，努力进行“自我建构”的彝族作家和学者。
国内关于阿库乌雾诗作的研究始于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他双语诗集的问世而出现潮涌现象，对阿库乌雾的研究，可见期刊论文、资料汇编和媒体评论等。
首先，关于阿库乌雾研究的论文，有硕士学位论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专业文学评论及一般性文艺评论等，尚未有博士论文。关于阿库乌雾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目前有 6 篇，北方民族大学的吉洛打则和暨南大学的马海伍达从双语创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西南民族大学的孙阿木以阿库乌雾《混血时代》的诗歌意象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了阿库乌雾的“混血美学”诗学实践和后现代写作策略。新疆师范大学的高静在其论文中分别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彝族文学的当代转向两个方面来论述了阿库乌雾诗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西南民族大学的苟吉木基立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分析了阿库乌雾所面临的精神遭遇与心路历程，从而进一步探讨了阿库乌雾诗歌的审美范式、精神境界和诗性世界。
关于阿库乌雾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有对阿库乌雾的文化身份展开讨论的、有分析其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也有论文将阿库乌雾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第三章 阿库乌雾作品中的彝族文化书写
第一节 鲜活的彝族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作为一种通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创造出来的带有娱乐性质的文化形态。千百年来，居住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彝族人民创造出了以农业生活为背景且极具民族特色的彝族民间文化。彝族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口传传统，有尔比、克智、原声态民歌、史诗等，内容涉及宇宙起源神话、祖先迁徙历史、彝族族部族传说，形式多种多样。这些流传在彝族老百姓之间的神话传说和文化习俗，是彝族人直接而朴实的审美意趣和认知方式，反映出彝族现任对世界独特的思考和对宇宙万物的深切情愫。阿库乌雾一方面深爱着他的民族民间文化，同时还具有高度民间文化自觉意识。在四川凉山彝区的生活经历，使他深爱着家乡的自然风貌，深知这土地上的每一处地理特色宗教文化和历史轨迹，对风俗民情以及族人们的精神面貌、村落社会生活状态、有着天然的理解和体悟，这种经验均反映在他的文学人类学写作中。
一、彝族民间生活的自然展现
他运用现代意识，重新追溯了彝族民间文化，对凉山彝民族的生产方式、民间艺术、饮食起居、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进行描摹，展示出神秘、新奇、独特而又迷人的彝族风情，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阅读体验。
彝族的口弦，是一种彝族人最喜爱的彝族民间乐器，由像树叶的铜片制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口弦就深深地融入彝族社会生活之中。彝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弹奏口弦。只要一有闲暇，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所都能弹奏：彝族人思念亲人时，用口弦表达情怀，诉说惆怅，解除痛苦；谈情说爱时，用口弦传递信息，抒发情感，倾诉爱情；孤独时，用口弦寄托相思，温煦孤独，炽热心灵；寂寞时，用口弦排遣孤单，热闹环境，喧嚷气氛；过节时，用口弦寻找欢乐，释放激情。可以说，彝族人与口弦是形影不离的。于是阿库乌雾在《口弦》中这样吟道：
彝族的民间手工艺品漆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历史了，是在彝族古餐具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古代，彝族人崇拜山川、日月和星辰等自然现象，逐渐沿袭下来了一系列的祭祀山神和祭祀日月星晨等活动，这些习惯和风俗被彝人形象地刻画描绘到漆器上。漆器上由纹路和色彩组合而成的各类图案，有花、鸟、火塘、日、月等，灵感设计来源于彝族人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有的纹样只能用在固定的某类器具上，例如，在所有的纹样中山水的纹饰寓意最佳、形制最高，通常只绘制在剑鞘、马鞍、牛皮碗和高脚盘上。彝族人对色彩的选择也表现出该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趣，他们运用红、黄、黑三色来绘制漆器，在彝族文化中，黑色是天地之色，寓意着威严与庄重，神圣与权威；红色象征火焰，代表彝族人性格中勇敢、豪放而热情的一面；黄色象征未来与光明，寄托着彝族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第四章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功能与价值
第一节 阿库乌雾写作的神圣治疗与祈福纳吉
在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背景下所建构出来的文学学科和文学批评体系，往往是建立在书写文本基础之上的，侧重于文学的叙事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带有贵族化和经典化的特征。在这样的尺度之下，文学写作与文学研究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一些来自于原生态的文学视野因此被遮蔽，例如，文学在发生之初，是具有包括治疗、祈福、救灾等在内的文化整合功能与社会性功效，早期人了通过区别于日常用语的言语实践，来求得人类自我精神上的救赎和确证，这些语言大多带有艺术色彩和法术性质。
学者对诸多经典民族志材料研究发现，在远古时期，几乎每个地区的不同民族都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巫医不分和巫史同源的历史阶段。这一现象大大地证明了：巫师仪式上念诵的招魂送魂、祝唱咒鬼等一系列的韵语诗歌，就形态而言，当属于文学范畴，因带有明确的功能性和神秘性，这种文学形式大多不在民间流传和不被民众欣赏，而是成为了巫医治疗中的一种特殊的载体工具和表达方式。20 世纪后，世界范围内针对萨满教的研究逐渐兴起，之前被忽略的“东方”和“原始”这两大领域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从而引发了西方知识体系内尤其是文史哲学科中的寻根意识。在这一场后现代的寻根变革中，以埃利亚德、张光直到格里马尔迪等人为代表，他们率先完成了从屈原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给现代性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启发。[70]在此后的现代语境中，300 年来一些重要但又被科学主义污名化的文化概念如巫术、巫医、巫师、神话、咒语、咒术仪式等，以及此类概念和各民族本土的文学艺术、医学传统的原生联系问题，都迎来了被再发现、再认识和再还原的契机。
当代文学界和人类学界针对“文学治疗”的研究历史较为短暂，讨论民族文学中“文学治疗”功能的相关论文为数不多，但是从年度的发文数量统计来看，有关“文学治疗”的研究论文正出现逐年递增态势，研究也呈现出多现象、多维度的特点，研究内容从传统语境下的文学与疾病、文学与灾难，扩展为后现代语境、网络语境、人工智能与人机交互语境、大数据语境下的各类“文学治疗”问题，部分还涉及到了“文学治疗”的实践运用等方面。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格萨尔》里的艺人的治疗术，台湾布农族巫师文学中的治病案例，徐新建教授于 2009 年主编出版了《灾难与人文关怀—“汶川地震”的文学人类学纪实》一书，叶舒宪教授也即将出版《灾难与文学治疗》一书，这使我们能够深切感知和领会到“文学治疗”的当下现实问题以及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
第二节 后现代文化观下的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
1996 年之前，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还停留在文本研究阶段，1996 年之后，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开始关注“田野”，并且重视口头文化。促使这一观念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文化研究及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推动下，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样性及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和重视，学界开始关注到处于弱势和边缘的少数族群文学与文化。二是随着文学人类学理论的逐渐完善，注重口头文化研究的民族志诗学、人类学诗学、口头程式理论、表演人类学等理论相继被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理念、理论范式、研究视野、研究思路及方法、重心及内容侧重点发生了重大转向。三是自 1997 年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召开后，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就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日趋频繁，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的讨论中，可窥见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立场：一是对田野与文本的态度；二是对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的态度；三是在两者基础上的对“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的反思及重构。
一、田野与文本之间
无论是在民俗学领域、神话学领域，或是文艺学、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学科中，学者们对于“田野与文本”之间的认识和看法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大致说来有三大阵营：一是主张“告别田野”；二是强调“深入田野”；三是认为应当适当拉开田野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严格来讲，前两种主张分别是侧重文本和侧重田野，后一种看法虽然也有侧重田野的倾向，但是在试图揭示“田野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陈建宪在文章《略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走向田野，回归文本”再思考》中说到：在近百年的民间文学研究史上，取得诸多成就的，多是立足于文本，田野应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而非研究目的存在。陈建宪认为，近代学者在神话学上取得的重要成绩，大多还是建立在文本批评之上的，因此对文本批评不能一概抹杀。另外他指出，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在学习和引鉴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过程中，缺乏重大突破，田野作业亟待提高，因此民间文艺学目前应当从田野走向文本。但是田野作业和文本批评二者之间不该形成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导致相互的隔阂，研究民间文艺学的学者应该找出一条路径，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陈建宪文中提到的“田野与文本”之争，不是一个方法论命题，不是争论“要不要做田野作业”，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
结论
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化多元，百花齐放的世界，文学类别的多样性与人类学研究的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表现在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共同性也深深烙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上。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本论文研究的对象——阿库乌雾是一位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从“他者叙述”中突围，努力进行“自我建构”的彝族作家和学者。
在中国当代彝族文坛，阿库乌雾被视为一名学者型诗人，他的著述丰富：从彝文到汉文，从彝汉双语诗歌到文学人类学散文，从虚构性原创文学作品到学术研究论著等。阿库乌雾是以作家、人类学家、民族教育工作者三重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诗人作家。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彝族特色，大凉山彝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彝族民间的史诗传说、风俗习惯、仪式展演自然地贯穿在阿库乌雾的写作中。他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深知民族文化精髓，因此他的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文学人类学特征、深刻包蕴着文学人类学内涵。而最动人的部分，是他作为个体生命的一员，作为一名有文化视野的学者作家，呈现出个体“人”的生命故事，表达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寻找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存续的秘诀。通过对本族人民情感与命运的深情书写，展现出的普遍而深刻的人类情怀。本论文正是将阿库乌雾的写作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研究，探讨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创作背景及创作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阿库乌雾诗作中的文学人类学元素、文学人类学特点和文学人类学功能。
彝族民间口头文学和传统文本中的叙事、描写乃至议论等表达方式以及篇章结构，不仅是阿库乌雾重要的创作技巧来源，更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和思维方式被阿库乌雾自然而然地内化和采纳。阿库乌雾的写作并不刻意追求所谓的文学性，但是由于“原始诗的观照方式”，他的文本形态中蕴藉着丰富的原始诗性智慧和大胆奇特的艺术想象，文学性自然天成。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