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刘禹锡的传记创作在数量和影响上虽比不上韩愈和柳宗元，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品读、研究这一部分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时代背景与刘禹锡的传记创作之间的关系。唐朝统治者将史书的修撰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设立专门机构，选拔专人掌管史书修撰，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碑志、行状、自传、集纪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应运而生，刘禹锡也有不少创作。
第一章 唐散传繁荣与刘禹锡的传记创作
第一节 唐代散传繁荣的原因
一般来说，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主要包括两大类，即杂体传记和史传文学作品。前者包括除正统史传文学之外的各类体裁的传记作品，后者指历朝统治者督促编修的纪传体类史书中的人物传记②。陈兰村在《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将杂传进一步划分为专传、类传和散传。“专传”指独立成书而篇幅较长的单人传记，如唐代慧立所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类传”指的是单独成书的某一类传记文，因书中多是按类别编选的人物故事合集，故被称作“类传”。“散传”虽然也是一人一传，但并不单独成书，而散见于各家文集中，如萧统的《陶渊明传》①。韩兆琦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在绪论部分首次提出将单篇的个人传记命名为“散传”，这一词语源自明人李开先的《亡妻张宜人散传》。根据韩兆琦先生的观点，散传是指兼具文学性和传记性的各类单独成篇的作品，是纪传体史书以及杂传、类传的衍生物，包括自序、传状、碑铭等②。后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一文中韩兆琦更加详细具体地论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分类。他认为散传“是指历史文人所写的具有传记性质的单篇作品。这类作品名目繁多，在当时有不少是用于各种场合的应用文，如碑文、墓志铭、墓表、祭文、行状，以及某些著作的自序和他人所写的序言等等。”③本文所言及的“散传”一词即以此为准，笔者认为中唐散传的繁荣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唐朝正史地位的提高与民间作传的热潮
史书的编撰可以分为官修史书和私家所修的史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史书的修撰和本民族历史的记载和保存，证据之一是史官制度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据刘知己在《史通· 外篇·史官建制》中的记载，早在黄帝时期古代帝王便十分重视史官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私家所修的史书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是对正史的一个有益补充。在《史通通释·辩职》中刘知己以《左传》《史记》《汉书》为例，肯定了私家修史取得的成就：“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④到了唐代，君主对修史的重视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隋朝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400 多年的战乱，然而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不思进取，大一统局面很快被起义推翻，社会面临再次陷入一片混乱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唐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吸取现实的教训，从前代的灭亡中总结治国经验并以史为鉴，时刻警惕王朝覆灭的风险。
第三章 刘禹锡传记人物的选择
第一节 志同道合的友人
刘禹锡和柳宗元被誉为中唐文坛的双子星，这不仅因为他们都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诗文创作，还因为刘柳二人生年仅相差一岁且有着高度相似的人生经历，柳宗元在给刘禹锡的赠答诗中所说的“二十年来万事同”高度概括了二人的生平交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政治波谲云诡的中唐时代，两人还是志同道合的亲密友人。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刚刚扶母柩北归的刘禹锡再闻好友柳宗元的讣告，悲痛之下忽忽如狂，作《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哀悼亡友。柳宗元在弥留之际为刘禹锡留书一封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执书而泣，遂编次为三十通”。古人有“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十分看重著书立说并希望借此留名青史，在疾革之时往往将自己的遗草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人，由此可见刘禹锡、柳宗元二人情谊的深厚。长庆元年，刘禹锡作《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传写了柳宗元的一生：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是岁，以疏隽少检获讪，出牧邵州，又谪佐永州。居十年，诏书征，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某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在传写柳宗元生平时，刘禹锡难免回想起自己跟子厚共同的遭遇，对子厚“卒以谪死”的结局哀痛不已，文中“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对友人的感佩之情溢于言表。
第四章 刘禹锡传记作品的叙事手法
第一节 兼采风骚，行文错落有致
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诗经》中的“风”和《楚辞》中的“骚”如一条绵亘蜿蜒的河流给后代文人带来源源不断的给养。仔细阅读刘禹锡的传记文学作品，我们能够发现他不仅在立题取意上受到“风骚”的影响，而且在为文的遣词造句上也兼有《诗经》和《楚辞》风味，音律和谐，读来令人心旌摇曳。《诗经》在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四言句式，据统计，全集 305 篇共计 7284 句，其中四言 6636 句，约占 92%。这种四言句式的书写形式对后世的垂范作用是巨大的，表现之一便是铭辞的书写。“铭辞这种文学体裁产生得很早，它的产生与古代祭祀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青铜器就有铭辞，并已形成一定的格式，形式以四句为多，风格典雅古朴，有些还符合音韵节律”。一直到定型于汉魏六朝的墓志铭，这种四言句式的书写形式依然被保留并逐渐走向形式化的道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外篇一《墓铭辨例》中说：“六朝骈俪，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刘禹锡在其墓志铭碑文撰写中虽然大部分仍旧沿用了四言句式，但是并不呆板，这是因为他能够吸收《诗经》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在铭文中使用的双声、叠韵、叠字、重章特别多，读起来语音和谐，朗朗上口。
在《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中，刘禹锡写道“驶流浑浑，如脉宣气。蒿荒沤冒，迎耜释释”。其中的叠字“浑浑”和“释释”就颇具《诗经》特色，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水道修葺成功后河水奔涌的情态和百姓欢腾的场面。《许州文宣王新庙碑》中“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绳之墨之，凿枘枝梧。载涂载奂，默焉陵虚”。《诗经·大雅·绵》即有“筑之登登”语，《诗经·魏风·伐檀》中亦有“坎坎伐檀兮”之句，在音节上的协调性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墓志铭中的铭文一般采用四言句式，而刘禹锡在其纪功碑《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中却别开生面独具匠心地采用了骚体文的书写形式，其铭文曰：“噫！泾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无心兮人多僻。锢上游兮乾我泽。时逢理兮官得材。墨绶蕊兮刘君来。能爱人兮恤其隐。”富有节奏美感，楚地方言“兮”字的运用极具《楚辞》风味。《在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的铭文里面，刘禹锡也大量使用音韵铿锵读来朗朗上口的叠字叠词，“上宫之仪，四室耽耽”“孝孙兢兢，执爵而升”“水陆具来，膻芗毕登。
第二节 叙颂结合，人物定位准确
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最早提出明确的传记写作目的的当追溯到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忍辱负重苦心孤诣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史记》中带有司马迁强烈的感情色彩，他甚至还在文末采用“太史公曰”的形式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史记》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其书写体例和写作模式被后世很多史学家借鉴和模仿，但这种在传记中直接表达史官褒贬态度的方式却没有得到继承，甚至“后代许多学者都反对史传作者在写传时发表作者的褒贬议论，认为只要把具体事实记载清楚，不虚美、不隐恶就行了，好坏自有读者自己去分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传记作品的客观性是增强了，但其主观性却减弱了，而缺乏主观色彩的传记，是没有自己的特色的”。①刘禹锡的传记文学作品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古代传记历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另一方面又能在记录史实的同时发表自己或褒或贬的主观看法，使得他笔下的传记文学作品呈现出情文并茂的特点。这种特点落实到刘禹锡的传记文学手法上就是叙颂结合，人物定位准确，即在为人物作传时一边叙事史实一边发表议论，而这些史实和议论又都是在对人物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这种手法的指导下，刘禹锡笔下的每一个传记人物都能呈现出一种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形象。刘勰《文心雕龙•耒碑》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②这就指出了碑志文写作的体例，即分为两部分，前面记叙传主生平，后面以铭的形式对传主进行歌颂。刘禹锡的碑文大体也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前为传记后用铭文歌颂，但是除了这种格式化的写法外，刘禹锡还有些作品采用了叙颂结合的手法。“通过叙述使人物形象逐步清晰立体，并在叙述中时时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而不仅仅是在铭中歌颂功德。这种将叙与颂恰当融合的写法，使叙述本身更具魅力，将自己的体悟与碑主的生平事件紧密结合，语气连贯，一气呵成。此外，融合在叙述过程中的称颂也因有事实的支撑变得更加可信”。①在《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中，刘禹锡写令狐楚弟兄三人“生三子，皆聪明绝人”，此为称颂，后面接着又写三个人都凭借卓荦不凡的文才赢得仕进的机会“长曰沼，以神童仕至检校礼部郎中。次曰洁，以奇文仕至国子司业。今代郡公，实季子也。早在文士籍，射策连中。”
结语
长久以来刘禹锡的文名一直被诗名所掩，近代学者在论及刘禹锡的散文创作成就时往往一笔带过，其传记作品更是少有人提及。笔者认为，刘禹锡的传记创作在数量和影响上虽比不上韩愈和柳宗元，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品读、研究这一部分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时代背景与刘禹锡的传记创作之间的关系。唐朝统治者将史书的修撰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设立专门机构，选拔专人掌管史书修撰，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碑志、行状、自传、集纪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应运而生，刘禹锡也有不少创作。
观其文，知其人。不管是碑志墓表还是祭文、集纪和厅壁记，刘禹锡都老实诚恳、笔调平实地去记述传主的生平和功绩，抒发真情实感，毫不花哨。刘禹锡在传记创作中坚持秉笔直录，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考证传主的事迹，少虚谀不实之言，这正符合他耿介傲岸的人格。刘禹锡还以儒家准则修身，大力倡导复兴儒学，故其传记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对礼制的推崇和对孝悌的颂扬，这正符合他中正温和的观念。在进行传记创作时，刘禹锡能够融入自身的切身体验，对传主抱以或同情或惋惜或敬佩的情感，这种情感又往往是节制中庸而不至于泛滥的，故刘文真挚朴实的笔触总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对于传记人物的选择，刘禹锡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或志同道合如柳宗元，或文才上惺惺相惜如令狐楚，或为官政绩卓著如奚陟、李绛、刘仁师。除了为他人作传，刘禹锡还自作传记剖白内心。在生命的火花行将熄灭的时候，他将藏在心里三十七年之久的话一吐为快，让我们在看似平静的文字下读懂了一颗动荡的心灵，也看到了他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坚贞。
中唐文章的变革使当时的文坛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身处其中的刘禹锡自然会受到影响。难能可贵的是，在适应这种变革的同时他仍能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自为轨辙。受当时古文运动的影响，刘禹锡的传记作品呈现出骈散结合的特征，能够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随意挥洒。与韩愈传记中更注重的文学性所不同的是，刘禹锡的传记更倾向于还原传主的真实情况。在对传主形象进行描摹刻画的时候，他能够首先用一个简短的评价对传主进行定位，然后采用边叙述边赞颂的方式展开描写。他笔下的人物或清直或耿介或直言敢谏，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传主的生平事迹中，刘禹锡总是能选取出最能突出传主形象的典型事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