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希望用诗人向阳的一首小诗作结：“保罗·安格尔和他美丽的中国妻子/用诗的眼睛以及小说的舌尖/启动了整个地球的心灵/不同的肤色，杂错林间/相异的语音，雀跃草地/地球上的一切仇恨/来到爱荷华都沉静了。”笔者相信它不仅是赞扬聂华苓夫妇促进了国际文学的交流，同时也提示了一种殊值效法的人生态度和创作观。
第一章 “三生三世”的流散经历
第二节 台湾时期的文艺编辑
1949 年至 1964 年聂华苓在台湾的 15 年，是她“三生三世”行旅中最短却也是她编、写、译三管齐下成果丰硕的黄金时期。福柯认为在思想层面上人不可能是一个自治主体，他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话语的影响、规范和制约。聂华苓亦表示自己在那儿从个人的和社会的沧桑中，体验出人的“格”和民族的“格”应该是怎样的。那么，观察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生态及聂华苓加入的《自就极为必要。
一、《自由中国》与人的文学
1949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总结其惨败的“教训”，结果主要归咎于文艺工作上的失策所造成的左翼文学的得势。在此认知下，国民党迁台后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管制。其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对光复初期台湾文坛具有左翼倾向的文艺思潮加以遏制、剿灭，甚至对作家施予肉体上的消灭，这就是所谓“50 年代白色恐怖”。另一重大举措是战斗文艺的提倡，它试图以此填补左翼文学被扑灭后的文坛真空，并将文艺纳入为其政治服务的轨道。
聂华苓 1949 年举家迁台，正是置身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中。通过在南京时代的朋友李中直引荐，聂华苓进入《自由中国》半月刊，起初她主要负责管理文稿，后得到杂志实际主持人雷震的赏识，开始做文艺编辑，加入了编辑委员会。观之杂志的运行团队，既有学者名流，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可以说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①。在发行初期，《自由中国》犹能配合官方的高压文艺政策，但自 1952 年以后，《自由中国》同仁逐渐发现威权体制与该刊所尊崇的民主自由理念背道而驰，因而发表在社论、短评和读者投书上的诤言日益犀利、激烈，与台湾统治权力摩擦事件不断，受多次威胁，该刊终不见容于当局。1960 年 9 月 4 日，《自由中国》遭封，聂华苓也因此失业。
流散中的身份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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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散中的原乡书写
第一节 原乡地理景观的构建
对于原乡主题，王德威认为原乡之所以产生，第一，在地理上发生了“空间位移”，即原乡作者已经离开“故乡”；第二，在时间上体现为“时序错置”，即对于现下而言，“故乡”在时间的彼端。同时，由于原乡作者在时空两方面的处身之境与“故乡”拉开了距离，其叙述活动本身是依靠回忆重现的。此外，与其说原乡题材作品是要重现另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毋宁说它呈现了“时空交错”的复杂人文关系。这也正是王德威表达的原乡叙述行为本身就是“一连串‘乡’之神话的转移、置换及再生”①。他以“神话”一词来描述原乡作品，既是观照原乡作者所投射的历史经验，也探究作品中除却乡愁情怀之外的叙事动机、怀抱寄托。
相较一般的乡土作家，聂华苓的流散经历使得她的原乡书写具有大陆、台湾鲜明的双重性。1949 年，聂华苓离开大陆飘洋过海赴台，1964 年，聂华苓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确实，聂华苓已去国多年。但是，离开本土愈久愈远，不管是遭受种族、政治歧视，还是置身西方的文化恐惧，都强化着作家情有独钟的乡思。聂华苓的几部长篇小说就是她饱受了和祖国大陆母体的长期睽隔后，借回忆追寻失落的家园空间，进而凝为深沉的文学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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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散中的身份追索
第一节 何处为家的无根文化身份
如果说，“留学生文学”代言人於梨华将她作品中的寂寞感、幻灭感、飘零感等情绪归结为“无根的情结”，将他们那一代的留学生称为“无根的一代”，那么可以说，早在离台赴美之前，聂华苓就已经体验了肉体原乡与精神原乡断然分离的失根之痛。在《台湾轶事》的“写在前面”中，她沉重地表示集中所收的那些小说全是自己针对当时台湾社会现实有感而发写下的老实话。小说里的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聂华苓说“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①。当然，写这些小说的聂华苓本人也生活在挥之不去的乡愁之中，一样空虚，一样绝望。
随着聂华苓的二次流散，从台湾到美国，从境外到海外，她笔下的这群流散者势必再一次铭心刻骨的感受到作为分裂国家的国民是如何的不便、困扰、焦虑与痛苦。他们远离故乡，又与异乡疏离，多元文化语境打破了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像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②“认同”的危机不仅因为他们被迫流散于原初的文化母体之外而深陷母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对峙之中，还因为他们面对自己分裂的祖国也在流失其连续性和完整性而失落彷徨。“个人的失根、祖国的纷争，使得海外的中国人背负着比任何一个其它国家作客异邦的外国人更沉重的历史负荷。”③所以，无根的文化身份一直绵延在聂华苓流散人物的精神谱系之中，并且透过深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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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走向边缘的分裂文化身份
可以看到，不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时期，从殖民地闯入第一世界的有色人种移民承受着前本土文化和居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其负面影响恰如学者陶家俊指出的，流散者既无法真正融入西方，又与本土割裂，他们“文化主体中的双重意识（甚至多重识）”使自己陷入了“身份认证的迷宫”②。这是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解读福斯特小说艺术中文化身份的嬗变，其实，推而广之，用来解释聂华苓和她代表的一代台湾留美生在六十年代北美新大陆上遭遇到的始料未及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困境同样适用。大陆，或台湾，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被殖民的经历，当他们甫一进入美国，由于不同国度、人种而引发的陌生感、疏离感同时伴随着东方本土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深刻歧义所引起的矛盾感、焦灼感在无形之中将他们推向主流社会的边缘之地。
一、置身于边缘的生存境遇
聂华苓自称是“边缘人”③，在初到美国的那段时期，在搬入与保罗·安格尔相守的“安寓”之前，聂华苓为了找一处可以和即将从台湾来的一双女儿薇薇、蓝蓝共同生活的房子，遭遇过屈辱的种族歧视。聂华苓在报上看到一位史密斯太太的招租广告，就恳请她能施以援手将房子租给自己，但是傲慢与偏见的史密斯太太视聂华苓为“中国大陆难民”，并断定“中国人，印度人，都很脏”！聂华苓愤怒、悲哀，同时迷茫：“到哪儿去呢？不知道。”她承认说：“那时候，我对美国人已经有了黄种人的敏感症。我不愿意和美国人打交道，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也不自动去了解他们。爱荷华的中国人，和美国其他地方许多中国人一样，自己筑起了一道‘中国城’，和美国社会完全隔绝。我也自囚于那个‘中国城’中。”①纽约市有“唐人街”，爱荷华城也有“中国城”，它们都是华人移民自发形成的一个独立于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生活在这样“文化飞地”中的人们，从国籍上说，他们属于这个移居的宗主国；从情感上说，他们更愿意认同遥远的本族文化。不友善的外部生存环境加剧了聂华苓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她几乎是从落地爱荷华开始就遭遇了文化身份危机，被迫地走向了社会的边缘。为了自我保护，她“那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和白先勇、叶珊、王文兴那几位从台湾去爱荷华的写作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发泄一些忧国伤时的情绪”②。
流散中的身份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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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位名叫圣·维克多·雨果的萨克逊僧侣曾经说过：“觉得自己的家园甜蜜的人仍只是踏上人生之旅的情感脆弱的人；觉得每一片土地都是自己的家园的人已变得坚强；但唯有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异土的人才完美。脆弱的心灵将爱倾注到世界的一点上；坚强的人热爱所有的地方；完美的人已拧灭了爱之灯。”笔者认为，若按此划分，聂华苓当之为“完美的人”而无愧。二十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聂华苓“三生三世”的流散经历培植了她笔耕不辍的流散写作，大陆、台湾、爱荷华，伴随着放逐的“加速”，行走地理的开阔使她可以不局限于固定单一的活动范围，进而以一种局外的边缘人自由，客观地观照故国家园、审视文化身份。
从聂华苓的原乡书写来看，三峡一带的地理风光是作家意惹情牵的原乡景观，对比台北“阁楼”的孤立记忆，大陆原乡呈现出新鲜的原始生命力；同时，意象的选取在作家小说中比比皆是，不论是取法民间的风俗意象、抗衡封建的文化意象还是藉外论之的神话意象，都旨在架构作家的原乡叙事。从原乡到异乡，文化交掺与对位，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凄凉无助逐渐被一种必须思考、必须回答的现实处境所代替，台湾小市民的失根感受、在美大陆客的归根情结都是文化身份的一种无根表现，桑青/桃红更是展现了一出走向边缘的分裂演出，但是聂华苓没有让她笔下的流散形象堕入颓靡不振的结局，在《千山外，水长流》中，她以一种大异其趣的态度，书写一个中美混血儿在认祖归宗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乡，混合中/美、东/西的双重认同。
当然，对于流散者的认识，必须回到其生命历程，可以说五四思想脉流培育了聂华苓现实主义传统与人的文学等一以贯之的追求，鄂东的地理方位和楚文化丰富了作品的浪漫气息。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十一载，进一步激发了聂华苓开垦关于人性的议题，不论是主编工作还是文人雅集，都呈现了作家坚持国格与人格的素质。最后，聂华苓创办、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更是拓宽了作家本人的流散视野，在加深了她多元的文化认同之后，让她能够以平等、自由、开放的心态融入到世界文学的交流之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