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论文，认为翻译与其他行为（如创作、治学）、与社会语境有整体关联，因而主张从宏观上、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探究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与“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主要受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思想理论的启发，认为译文语言、形式、内容以及译文正、副文本皆存在整体统一的关系，因而主张从微观层面探究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以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启发，由宏观、微观要义顺延而来，认为思想与实践相切合、相统一，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实践必然促进译者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思想的生成，因而应将译者整体翻译实践与其论翻译的文章相结合，探究译者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由前面各要义推导而出，认为整体翻译实践与整体翻译思想必然促进整体翻译价值生成，“翻译与其他行为（如创作、治学）、与社会语境的融合”是整体翻译实践与整体翻译思想的特征之一，因而应探究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的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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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基于整体翻译论的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本文从以下四方面展开袁可嘉翻译研究：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通过这四方面的研究，本文有如下新发现：首先，表面上略显零乱的翻译活动实则是与创作、治学相统一的整体，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翻译、创作、治学的整体特征因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呈现新的特征，所以译者的养成与社会语境紧密关联。其次，在微观翻译实践层面，“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践行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协调，产生了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促进了诗歌翻译文本的经典化。再次，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实践促进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的生成。译者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坚持从翻译动机、文本选用、译者伦理的维度审视宏观翻译，提出微观翻译过程中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这即是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相切合的内涵。最后，整体翻译实践与整体翻译思想成就了翻译的整体价值。翻译为译语诗学的语言文字、格律的丰富与革新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翻译助推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进步文学思潮在译语社会的演进。翻译为译语社会输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等西方文化元素。显然，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整体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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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2.1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在历史叙事的整体性和詹姆逊所倡导的“分期论”框架内，各时期之间的演变并不意味着内容的彻底改变，更多的是现存内容或要素的重构，某一阶段的特征如今占主导性地位，但有可能在下一阶段退居次要性地位，各时期处于不断运动的关联状态中。据上分析，詹姆逊的历史叙事整体思想是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文化进行语境化研究的理论结晶。实际上，“前”与“后”的语境化“分期论”蕴含着在历史叙事过程中预设了整体性叙事、整体性历史阶段划分及历史延续性等辩证思想。然而，作为抽象概念的“历史”并无具体所指，詹姆逊对此有冷静的分析。对历史的了解与把握，很大程度上我们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文本。在论述历史与文本的关系的时候，詹姆逊强调，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非主导文本或叙事，惟有通过预先存在的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才能使我们接触历史、了解历史。于是，经由自己的研究，詹姆逊把焦点从文本的多维度特征，如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神话—象征层面等，转向探究如何把具体文本囊括进历史序列及历史如何融入文本并最终促成文本的形成。正如王逢振（2018：8）所言，詹姆逊一直将文本的历史和政治维度作为优先考虑的研究对象，如此使得他的批评实践迈进历史的竞技场。而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文学自然得到了青睐，更何况作为研究法国文学出身的批评家，詹姆逊藉文学批评来建构其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范式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所以，詹姆逊（2016a：3）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在辩证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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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任何文本都是由词汇、音位、字形在一定语法原则下建立起来的语言材料，语言的流畅自然及个性化风格是文本的外在形式，外在形式承载着思想与情感、精神风貌、民族文化等深层次内容。译者应心怀整体观，将语言、形式、文本内容的整体统一及各自形成的微小整体视为翻译实践的指导性原则。具体而言，译者首先从原作字、词、句、语法及表现形式层面入手，研究、辨别文本在语言层面上的整体性，而后在对等的情境里用译语等值成分进行整体转换，完整性再现原作在语言各层次及形式方面的风格特征。与此同时，译者要结合原作思想与情感、精神风貌、民族文化等内容，确定语言、形式与文本深层次内容的整体关联，对业已转换的字、词、句及形式进行精雕细琢，完整再现原作思想内核，实现语言、形式、文本内容的整体翻译。整体翻译并不意味着机械的、盲目的、教条的文本整体搬移，译者应着眼于文本的整体效果，适当的时候可“有意识地牺牲一些东西”，以合理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取一条语言、形式、文本内容有机统一的“确切翻译”之道。这即是整体翻译论的微观层面要义之一。沿此路径，本文对袁可嘉翻译文本在语言、形式及内容方面的特性展开了整体性研究，考察三者的有机统一，尤其关注语言与形式的“识变从宜”特征，揭示袁可嘉为实现整体效果而采取的独到翻译策略，展现其翻译文本的整体优越性。
第三章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39
3.1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39
3.2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51
3.3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66
第四章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83
4.1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83
4.2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93
第五章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108
5.1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108
5.2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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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6.1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英诗汉译是袁可嘉翻译成就的集中体现，因译者身份的特殊性、多重性，其400多首诗歌翻译作品能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译语本土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对处在探索、变化阶段的译语诗学来说，翻译自然为创作带来了冲击力，对创作的丰富、革新、多元化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在诗歌创作的语言文字及格律层面，翻译的影响及作用尤为明显。袁可嘉以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三重身份开展了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字活动，虽然翻译只是其中一面，袁可嘉（1995b：12）也曾谦虚地称自己“只能算是一个业余译者”，但其译作体现的精湛翻译技艺与整体翻译思想绝非“一个业务译者”所能及。如此一来，袁可嘉的译作必定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整体翻译论的“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要义认为，翻译文本价值的产生依赖于译者思想认识与翻译过程。袁可嘉整体翻译思想与整体翻译实践的特征之一，即翻译与其他行为（如创作、治学）、与社会语境的融合，必然会促使翻译对其他行为（如创作、治学）、对社会产生相应的价值。深入袁可嘉译作，会发现，促进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助推中国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是其翻译价值的集中体现。本章即是从袁可嘉翻译活动出发，讨论英诗汉译对创作的语言文字及格律的丰富与革新作用，讨论翻译叶芝、艾略特、奥登、威廉斯等诗人诗作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讨论翻译布莱克、彭斯、米列、宪章派诗人诗作以及进步小说、西方古典文论对进步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讨论翻译布莱克、彭斯、叶芝的诗歌及宪章派诗歌、美国歌谣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作用。
译诗《苏格兰人》与《红红的玫瑰》对比
6.2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如上文3.1.1小节的讨论，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起，中国开始探索现代诗学的建设。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了一支以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冯至、卞之琳等为代表的追寻现代主义诗学的新文学家队伍。40年代后期，以辛笛、杜约赫、穆旦、陈敬容、唐祈、唐湜、郑敏、袁可嘉、杜运燮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追求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力军。袁可嘉的《沉钟》、《冬夜》、《进城》、《难民》、《上海》、《南京》、《香港》、《北平》、《时感》即是这个时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品。理论建设方面，朱自清在40年代末提出了建构现代主义诗学观的主张。虽然没有详细论述和系统的建设方案，朱自清的主张启发了袁可嘉富有成效的探索。在《新诗现代化》一系列文章中，袁可嘉提出从主题意识、表现手法、批评模式三方面建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推进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发展。也就在这个时期，袁可嘉踏上了追求现代主义诗学的征程，并开始以翻译为抓手之一，翻译现代主义诗歌、诗论作品，助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本章旨在藉上述几个维度的讨论揭示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的整体价值。为深化诗写语境的描述，译者继续称叶芝此次到访距初次到访已19年，此次到访的背景是爱尔兰自治运动高涨、柯尔庄园也将收归国有。从而为读者理解诗人抚今追昔、念想“脚步还轻盈”的年轻时代的复杂心情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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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语
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维度，指译者从高处着眼，针对现实需要，通过外国作品译入满足我国文化建设需要或将我国作品译出满足中国文化传播的实际需要；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维度，指译者以深厚的学识与独到的眼光将外国积极的、优秀的作品选为自己翻译的对象，避开消极颓废的“靡靡之音”作品和“艺术上不甚突出”的平庸之作；“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维度，指译者摒弃轻视祖国语言的民族自卑心理，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从事翻译活动，同时克服轻视外国语言的民族自大心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以不偏不倚的伦理取向与科学合理的态度对待语言、使用语言。最后，袁可嘉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通过对《驶向拜占庭》一诗标题的加注，译者阐明了诗人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厌恶，对物质与精神、社会与个人、政教与文艺皆和谐统一的拜占庭文化的向往。从而为读者理解全诗主旨（即诗人以老者的独白道出希望爱尔兰能像“圣城拜占庭”一样拥有永恒的艺术）奠定了基础。再如对《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标题的注释：“柯尔庄园位于爱尔兰西部，是叶芝好友、剧作家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的产业”（叶芝，1997：139），如果只是给出这样简单的解释，那么会给读者一种印象：《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只是一首记叙性的写景咏物诗。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