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论文，颜歌怀着深深的乡愁，饱含着泪水在书写平乐镇，故乡消逝的焦虑成为其叙事的心理动因。在她看来，写平乐镇是一种心理治疗和自我救赎，她将城乡结合部的暧昧、复杂、混沌糅进小说，用一种另类虚构的方式还原了，再现了一个故乡，在小镇创作后现代主义先锋性的表征之下，是颜歌对于历史的痛感和国家的命运感，其内核依然指向的理性与启蒙，也体现了颜歌对传统的反叛而非决裂。她在《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的代序中写道，“小时候我走在灰漆漆的郫县街上，总是想着要赶紧长大离开这里”，而在她离开又回归小镇之后，她便“哪里都不想去”了，平乐成为了她的乌托邦和理想国，成为她言说和立身的精神旨归。颜歌将属于小镇的人、事、物通通席卷进自己的创作，无论好的坏的，不加道德评价，共同组成了这个尘土飞扬的小镇，颜歌在这里创造自己的伊甸园，并在这里找到自身思考和言说的方式，传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观察。颜歌以小镇来记录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留下的存照，小镇与中国面临共同的文化身份困境，发展中的中国不可抑制其卷入全球化的车轮，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镇的生存空间也逐渐异质化。颜歌对小镇存在一种难以进入的缺失感，她所迷恋的也不过是想象中的故乡，她也终会离开自己的小镇。颜歌常对小说是否能够反映繁芜的生活保持作家的焦虑和反思，这也使她秉持着历史痛感和国家使命感对时代进行镌刻，她坚守自我的文学园地，在商业浪潮中隔避出一方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大师隐退的时代，市场效应和娱乐原则对文学界戕害颇深，而以颜歌为代表的坚持严肃写作的“80后”作家，表现出其时代下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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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小镇叙事小说具有特定的叙事对象，即小镇生活和小镇人生，其叙事重心专注于小镇独特的生存空间；且它作为一种叙事话语的载体，呈现出其特定的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首先，叙事空间方面，小镇介于城乡之间，具有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它以其特有的物理属性和文化属性昭示着‘乡土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质变与量变，及其在既定历史时段所达到的程度”；其次，叙事时间方面，“小镇以其自身发展的线性轨迹标识了一个东方农业大国的文明演进史，抑或说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蜕变的历史轨迹”。[1]小镇叙事小说在言说历史的过程中显示出其不可抹灭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价值，而其意蕴丰厚的主题内容及其个性化的叙事技艺又使其具备较高的文艺学和美学价值。通过对小镇叙事小说内容题材的细分，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其一是将小镇作为文本观照的对象，以其地域人情、风土习惯、生活变迁来审视小镇人格、透视小镇文化、把玩小镇人生；其二则是将小镇作为叙事载体，小镇首先是作为故事背景存在，其次才是被审视的客体。实际上，这两类作品的界限也不甚明确，往往呈现出融会渗透的倾向。实际上，“小镇叙事”本身己经超越了“小镇的狭小文化空间而上升到历史、人性的高度”[2]，作家在其中投射的主体人格，表达出其对历史痛感的反思和对人性景深的审视，也承载着作家对于生活真实的阐释和思考。因此，笔者以“小镇叙事”来引出对平乐镇系列小说中如何对历史和生活进行言说、还原和思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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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颜歌和她的“平乐镇”
2.1颜歌小镇创作的思想背景
自颜歌将其创作的笔锋转向写实主义之后，其写作视域也逐渐由城市回归到了小镇上，而她自小在川西小镇上的生活经历也自然成为其小镇文学创作的典型生活素材。在其逐渐形成体系的创作中，平乐镇是贯穿其中的地域线索，颜歌所建构的这个真实与虚构交错的想象性空间，为我们探寻上世纪末的典型中国生活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窗口，“平乐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再现和映像，也以此透视了作家个人的生活历程。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的一员，颜歌以“生活”完成了对“历史”的重塑，其中的民族历史及记忆也鲜明地为民族身份认同打下了烙印。颜歌在其小镇创作中完成了自己的“贴地飞行”，于她而言，书写“平乐镇”是一种救赎，也是一种表达，它不仅影响了作家的生活方式以及思考方式，而且影响了其文学创作中小镇世界的构思方式。首先，它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于城乡之间的小镇，它既接受着来自于现代化大都市的文化的侵袭和浸染，使它原有的传统文化结构受到冲击，同时其深蕴的文化积淀又葆有自身的韧性和生命力，对现代文明的产生回击，以显示出跟所有城乡接合小镇所具有的二元化的特点。这种二元化的特点显然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同样表现在小镇的经济结构、城市规划、人口结构，并处于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当中。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向流动都无疑不断改写和模糊了既有的文化边界，更或者说是文化心理边界，而这一切对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认同或身份体认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本土文化与舶来文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我身份丧失的危机感也成为社会的一个通病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形象及中国身份如何被定义和建构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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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平乐镇”的现实书写
颜歌在书写中有意识地建构属于自己的美学世界，而其在地理学意义上划定为被颜歌命名为“平乐”的川西小镇。颜歌怀着孩童般的敏锐和好奇在这个地域上寻找灵感、故事和人物。从福克纳、马尔克斯到苏童、莫言，在先辈作家们所开创的传统映射下，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故乡”，然而通过书写，她不仅仅是还原了一个故乡，更是创造了一个故乡，正是故乡的消逝催促着她，使他不得不凝眸与此，当历史的真实或坚固逐渐缺噬，颜歌才要借助于笔墨，再造一个纸上的故乡。平乐镇上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成为人物众生相的生动描绘，而这个带着浓烈生活气息的小镇，也正是中国南方小镇的缩影。颜歌将细腻的笔触延及这个平乐镇的根须上，再现了四川典型小镇，乃至乡土中国的生活原貌。因此，这样特殊的地域原型也决定了平乐镇特殊的文化品格。其次，平乐镇是一个典型的川西小镇，深受巴蜀文化的浸染，在作品中呈现中相当浓重的巴蜀文化的特质来。热辣的生活气息充斥着这个小镇，也充斥着镇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不是淡而乏味的，反之是一种热烈的，裹挟着火红豆瓣味儿的生命本相；镇上的人们也是热烈火辣的，充满着烟火气息而夹杂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的爱恨情仇可能就是生活的表象，也是生活本身，让人不禁一笑而又心向往之。平乐镇可能是千百个川西小镇中的一个，也是这千百个川西小镇的缩影，亦或说是全中国成千上万城乡接合的小镇的缩影，乃至在国外其他作家笔下的小镇也可瞥见些许影子。但不得不说的是，也正是作家取材于其家乡，其最熟悉的地方，笔触扎根于这片土地，厚植进自身的眷念和热爱，使平乐镇既是一个典型的巴蜀小镇，又具其独特性，小镇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既是千万个蜀人的写照，又是各具特性、跃然纸上的鲜活人物，赋予了平乐镇独特的文化品格。
第3章小镇叙事的艺术策略和意蕴................................................................................34
3.1叙事策略的后现代先锋特征..................................................................................34
3.2多重交错的叙事意蕴..............................................................................................47
第4章小镇叙事的文化价值探询....................................................................................61
4.1“小镇”异质空间及其文化身份...........................................................................61
4.2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67
结语..............................................................................................................................72
第4章小镇叙事的文化价值探询
4.1“小镇”异质空间及其文化身份
然而这种城市“殖民”现象并没有消失，随着城市化历程的深入，城市与小镇之间动态的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实则也为作家提供了从小镇之外来观察小镇的机会。尽管在平乐镇系列小说中，鲜有描写都市生活风貌的情节，但它却以“永安市”的形象始终作为“平乐镇”的参照物存在着。小说中相当一部分叙事者作为出走者离开平乐，再以外来者的身份见证并讲述着发生在小镇上的故事。他们往往是属于平乐镇的，同时又是在平乐镇之外的，他们好像“离平乐镇已经很远了，说起它来的时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了”[2]——他们离开平乐，进入城市，再怀着乡愁来看它，往往也带有“他者”的眼光了；然而，他们自身所带有的混杂性，也使其在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小镇上都成为一个“他者”，甚至由于他们独特的角色身份（疯子、鬼魂），他们于这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他者”，他们无法进入故事，最后才变成了俯瞰故事的“人”。作家在作品中，对于“平乐”周边的地区都做了虚化的处理，加之在那样的年代，交通的不发达也使这个平原上最北边的小镇更加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关于小镇的空间布局，作家也作了相当整饬的划分，它们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的同时具有高度的排外性，成员间的地缘属性将被相互佐证，它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甚至拥有一套专属于“平乐”的语言系统。颜歌书写这个属于这个小镇的生存境况，是在寻找自己的写作立场和文化身份，在此视野下，小镇便不仅仅是一个生存空间，或者说故事背景了，它是被言说的主体的，被观照的对象，它被建构为一个文化符号，寓涵了深刻的能指意义，成为一代人、一个群体的身份象征和精神依归。我们认为，自我的意识本来就是要依靠与他者的交往产生，在于别的文化与文明交往中才能产生文化的自我意识，因此身份危机的解决往往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在他者的焦虑中完成自我发展的过程。
4.2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
颜歌所呈现的乡土中国，紧涉当今中国城镇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但与同时期大多乡土书写热衷于处理这一进程中所突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文化、道德及尊严等问题不同，颜歌更意欲探寻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身份及相关的中文问题。小镇所代表的“城乡结合部”是颜歌对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驳杂多质的指认，而其方言书写，是她在异国语境中对于母语（中文）意识的表达。借助他者的语言镜像，重新发现“中文”和“中国”，这也是日渐崛起的中国的内在诉求。因此在小镇—中国的话语结构下，我们同样可以借用小镇形象所投射的文化镜像，去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所遭遇的尴尬和危机。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的文化产品、意识形态、资本急剧渗入；中国的文化同样得以进入到其他的文化语境中被转译、杂交。身份危机对于个体来说仍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每一个个体在其社会化，真正进入到社会文化秩序当中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向内，个体身份的认同关于其自我主体的建构；向外，个人身份的认同则与时代、群体的“文化相共鸣”。身份观念能为个体提供一种群体感和共同感，而当这种集体共同的身份观念遭到冲击，其心理依赖的文化不断在他者的空间中被改写、转译、增补时，其能为个体所带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会大打折扣。这一切在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立志要离开小镇，到城里去生活，他们将读书考大学作为离开小镇的途径，他们对未来满怀着期待，对老旧的小镇感到深深的疲乏。《五月女王》中，乔梦皎一心想要飞出家乡，为了当空姐不惜与恋人分手，去完成走向世界的梦想，最终却遍体鳞伤地回到小镇，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张沛在大学毕业之后意欲留在了永安城工作，然而现实的挫败感让他最终选择了回归小镇接手父亲的生意。
文学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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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颜歌以个人混合、中间性的经验，以话语建造了一个“乌托邦”并将其命名为故乡，而这个故乡最终却在其书写体系镜像中成为一个“异托邦”的补偿性存在。而颜歌全球化的经历和国际化的写作背景也使其小镇创作得以被放入更为广阔的语境中来进行观照，其以异国的语言来投射其所看见的本国图景，在异国的环境里写故乡使其有了新的质感，她又力图去掉自己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气息”和“宏大历史叙事”，以微观具体的现实人生来映射家国时代变迁，她用方言写出“四川风味的中文”，以四川话成为其“母语”的代名词以建构不可替的中国性作品，将个人体验过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塑写进小镇的日常生活，以此来重塑“中文”和“中国”之文化认同，体现出其以小见大的叙事野心。对于小镇上的人们来说，其原有的生活空间被卷入城市化和全球化本就是并举的过程，而因此带来的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心理冲突也显得更为剧烈，而这种文化与经济的侵入给其中人物的命运所带来的既是机遇，也暗含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对都市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新鲜刺激充满着憧憬和向往，却不由自主地在迷失其中陷入迷茫。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当代小说存在两方面困境：一是所谓的文学虚构，正在沦为语言的造假；二是不少作家还囿于密室里的欲望图景，而其创作也难以触及人类灵魂的宽度和厚度。而如何从困境中突围，则诉诸小说感官视野和精神视野的双重拓展。颜歌转身回到她的乡土小镇，体现的则是其对“密室”的突围及对“旷野”的拓疆，她怀揣知识分子的敏感性和界限感，从大时代背景中脱离出来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价值。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