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论文，通过分析“革命”在白薇作品文本中的体现，揣摩白薇对革命的真实态度，对我们探究这一精神动力对她是如何产生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白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号角似乎为身处黑暗中的妇女带来了希望，为她们指明了的道路，而她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条通往自由与解放的道路时，对革命的幻想却逐步走向破灭。白薇以女性视角和身体经验出发，将笔下女主人公们身上坚毅勇敢的品质、迷茫无助的身体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看到女性在革命之路上的苦闷与挣扎。另外，通过分析“革命”在白薇作品文本中的体现，揣摩白薇对革命的真实态度，为我们探究这一精神动力对她是如何产生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白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似乎为身处黑暗中的妇女带来了希望，为她们指明了的道路。在这条通往自由与解放的道路上，她们对革命的幻想逐步破灭却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白薇以其女性的视角将笔下女主人公们身上坚毅勇敢的品质、迷茫无助的身体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看到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苦闷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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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段湘怀的《白薇创作与外国文学文化思潮关系初探》（2007）深入探究了国内外文艺思潮在白薇文本创作中的体现，探究白薇与日本文学文化的关系，认为白薇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创新是一种自觉的探索⑤；彭彩云《白薇戏剧创作与西方现代派戏剧》（2004）⑥从文本出发，分别从结构、创作手法等方面，论述了日本唯美派与西方现代派诗剧对白薇戏剧创作的影响；总体而言，对白薇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较为详实充分，但其中与同时代作家创作的对比研究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对白薇与同时代其他作家在不同语境中的创作进行对话，探讨其作为“五四”第二代女作家创作的特殊性与独立性所在。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以作家生命脉络为主线，分析其在不同历史空间中的真实生存样态。首先，文本分析是本次研究的方法。作为和冰心、丁玲一样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女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创作剧作的作家之一，白薇虽然饱受身体的病痛与贫困的折磨，仍凭借着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坚持创作，为妇女解放运动贡献力量。从926年到975年，白薇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剧作创作尤为突出——在922-932十年之间，她创作出以《打出幽灵塔》为代表的十余部戏剧作品。白薇作为现代著名的女剧作家，研究者们对她的剧作投入很大关注，而她的作品体裁多样，本次研究重点从宏观的角度上对其926-949年创作历程进行关照：既关注她最受研究者们青睐的代表性戏剧作品，又不忽视其他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论、书信等作品，通过同时期作品间的相互参照探究白薇创作背后的心理机制。因此，将回到她所处的社会语境并结合时代背景，从她的身体经验与作品文本出发，探究她创作背后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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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封建家庭中的女儿：“打出幽灵塔”
第一节封建父权制下的“幽灵牢狱”
包括最后他诬陷凌侠，打死帐房管家贵一等罪恶行径，不难看出他的极致凶残与狡诈。作为男性的他，在两性关系中，白薇借郑少梅之口将之描述为一个“种猪一样的老头子”“老禽兽”，是一个不顾伦理道德，不断地扩张自己性欲的荒淫无度的色魔。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诱骗萧森而后将其始乱终弃，强奸霸占寡妇后又将其置于死地，强取豪夺刚刚成年的郑少梅为自己第七个妾室。不仅如此，甚至对自己的养女萧月林也产生了占有欲，当父女关系转化为带有性欲色彩的霸凌争夺，他甚至为此不惜将同时爱慕着月林的亲生儿子杀死。侮辱自己的女儿，杀死自己的儿子，胡荣生在文本中已经被高度凝练为父权制的象征，毫无人性可言。由此能够看出，白薇在她的剧作代表作《打出幽灵塔》中摒弃了早期对“爱情至上”艺术美学的宣扬和宗教伦理式“勿以暴力抗恶”的说教，而是通过激烈的角色冲突与现实矛盾，以直面人生的角度，展开演绎当下家庭与社会环境所产生的人生悲剧，通过个体人物角色内心的矛盾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拉扯，展示大革命时代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白薇文本涉及的主题值得研究。通过分析白薇926年-949年文学作品的主题，体悟个体意识觉醒和女性反抗父权文化的艰难，从对早期作品中人物塑造手段的挖掘，探寻女性解放道路的坎坷。通过研究白薇与杨骚之间的爱情纠葛经历以及在此语境之下创作的文学作品，可以理解其对情感的独特理解与追求，从个体经验出发，以此来分析探究同时期社会背景下女性在爱情中面临的冲突与困境。在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中，她以其特有的女性气质书写为我们描述了五四时期、左翼时期、抗战时期的女性生存样貌，因此文本分析是进入与理解白薇非常重要的途径。
第二节个人的女性意识觉醒
然而到了白薇十六岁时，她被父母强行许配给陌生男子，几度抗婚逃跑未果，婚后惨遭丈夫与婆婆的联手虐待，后来在四妹与女校同学们的掩护下，只身乘船逃往日本。在日本求学期间，白薇对西方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喜爱梅特林克《青鸟》与霍普特曼的《沉钟》，对象征派文学的着迷对使《打出幽灵塔》充斥着象征主义色彩，我们在白薇的戏剧作品中不难发现“情爱”、“命运”、“死亡”等这些西方现代派戏剧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应用。与此同时，她与杨骚相识、相恋，这段不对等的、没有结果的苦恋使她的身心备受折磨。“一种现代审美意识早已注入了白薇的生命感觉，这使她的戏剧抛开现实的道德评估，抛开传统的艺术规范，跳出社会的落篱，进入想像的时空，从而深入人的精神层面，展现人对自身存在的怀疑与焦虑。”①在《打出幽灵塔》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白薇将自己投射在女性角色身上的痕迹：月林无父无母、渴望挣脱牢笼获得自由这样的一个“逆女”形象可谓贯穿了白薇的一生，郑少梅渴望逃脱婚姻的牢笼，可以看出白薇前期在国内挣脱无爱的包办婚姻以及后期毅然与杨骚断绝的身影，在萧森身上可以看到她流亡日本痛苦经历以及渴望参与革命的愿景，这些基于女性个体身体经历与文学创作中人物塑造水乳交融的程度不仅是新文化男性作家所不及的，同时也使她在同时期女性作家中脱颖而出。一方面，她热心积极地参加文工会、文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和倡导妇女进步的团体，另一方面，单纯将希望寄托于当时国民政府与知识分子们的鼓吹，阶级意识的模糊，缺少理性的认知，使她为中国革命斗争蒙上一层改良主义的面纱，用主观幻想代替客观现实，最终导致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文学论文格式
第二章“地母”式爱情结构：挣脱“爱网”.........................7
第一节“自传式”个人身体写作................................7
第二节灵与肉的冲突体验......................................9
第三节爱欲洪流中的自我救赎..................................23
第三章革命生涯：战火中的“征鸟”................................27
第一节革命意识的萌生........................................27
第二节“革命+恋爱”的继承与开拓.............................28
第四章战争话语：时代洪流中的飘萍................................32
第一节从北平到重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32
第二节动乱中底层女性的痛苦叙述..............................34
结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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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战争话语：时代洪流中的飘萍
第一节从北平到重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现实的窘况使她陷入对女性出路的迫切探索中。鲁迅作为一个时代先觉者，目睹许多女性的命运后，预言了“娜拉”出走的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家。此刻，在重庆贫病交加又难寻出路的白薇恰如站在两个选择路口之间的“娜拉”。早在935年，阮玲玉的自杀就使她感同身受，在《阮玲玉自杀的社会意识》中，她以悲愤的心情与锐利的笔触将矛头指向男权至上的社会风气，她愤懑地指出，能“有几个想冲出黑暗的重围，挺身向前的女子，不碰着冷箭暗弹，使她胸背受敌，或中伤休退，或无辜殒命？”③然而就算在现实的重重打击之下，她并没有暗自消沉。相反，她在与好友谢冰莹的书信《地之弃子——致冰莹》中描述了自己理想蓝图下的妇女解放途径。首先，她提出“改革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妇女问题，妇女们的对头是封建残余势力、顽固分子和自私自利阻碍进步的人们。”④其次，倡导妇女们要积极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再次，正视性别分工，分工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最后，尊重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培养女子的爱国情怀并教授她们学习技能。以上我们能够看出白薇的女性意识十分具有现代性，正如她在《悲剧人生》中所表达的“我不属于任何人的，我们都是社会的！”⑤“在这畸形的社会中，我能做到和男子平等的地方，我总要和男子平等，没有谁驾御谁，没有谁服从谁的，只有互相了解，互相原谅的。更没有谁治内谁治外，谁的脚都要踏进社会去，向广大的社会踏进去的”①她还在文中从土地、海事、体育、人口、卫生、国民素质等多个方面勾勒出理想中国社会的样貌。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第二节动乱中底层女性的痛苦叙述
白薇在932年发表的作品《敌同志》中，描写了一个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工人陆安怡最终因抵抗不住诱惑而走向叛变的故事。除此之外，白薇又铺陈了一条关于女革命者苏大姐的叙述路线，描述了苏大姐在同时作为一名母亲与革命者时，二者不能两全的苦闷与煎熬。战争夺走了儿童安全的成长空间，母亲的身份总是会使女性在革命之中遭受比男性更多的创伤。这部作品将白薇在革命的主流话语下，暗流涌动着实则对女性关怀的性别书写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独幕剧《姨娘》中，讲述8岁就做了童养媳的姨娘最终不愿遭受压迫，走向反抗道路的故事。在本是“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中，白薇将阶级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设计为亲姐妹。相似的人物关系设定还出现在《琳丽》、《炸弹与征鸟》中，白薇在阶级冲突的主流话语框架下，不自觉的对女性问题予以强烈的关注，通过安排姐妹之间的分离背叛，表达其对女性解放的失望与质疑。另外，正如前文所述，这部剧同时也存在着对启蒙话语的关照，如在剧中塑造了具有国民劣根性的愚昧群众，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世界上最无人道最可怕的事”；同样的，在《北宁路某站》中，白薇斥大量笔墨描写了众多小人物角色，土匪们与警官们亦正亦邪，有良心尚未泯灭的土匪，也有带着伪善面具的警官，白薇诉诸启蒙话语将这些小人物不尽相同的面貌和他们之间的博弈碰撞表现了出来；在《假洋人》中，白薇塑造了一个以冒充东洋人为荣，对国家兴亡漠不关心，对同胞冷漠无情的自私“房客”形象，同样体现了其在主流话语与个人话语外，对启蒙话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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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白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相比，白薇身体经历使她能够较为理性的反思“娜拉”出走后的真实处境，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五四”精神的延续，白薇文学所呈现的“女性特质”为人们提供了女性在通往现代道路时的图景想象。白薇相较同时期其他女作家而言，受到较少关注，近年来学界对她的研究著作逐渐增多，足以证明白薇在文学史中存在其自身价值与影响力，只是短时间内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另外，研究白薇就无法离开她的身世境遇，因此对她的研究应当回到作家所处的时代语境以及她的身体经历与创作中去。作为成长于“五四”的女作家，一方面她的创作突破了左翼男性作家对意识形态书写的局限，另一方面，作品多种话语不协调的堆叠，阻碍了她真实意图的表达，使她的创作始终不能向主流话语完全靠拢，因此逐渐失去了读者与学界的关注，最终消隐于时代话语之中。白薇对于个人化书写的坚守是对“五四”传统的延续，传达了女性在现代进程中的热情与焦虑，还原女性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内心世界，使得她在文坛留下独特的一笔。也正是这种坚守，使其在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与革命文学叙述要求产生了疏离，个人与革命话语相互揉杂、并立的情况在文本中也多有出现，最终导致她逐步消隐于大众视野中，藉由白薇文学所呈现的“女性特质”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思考，使我们不断追问“性别”与“革命”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消解以外的可能空间，为文学史构建提供了必要反思，这也正是研究白薇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