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论文，被文学史所重新解读的经学内容已经不再是传统学术中具有至高地位的经了，因此，要想捋清这一变化的详细过程和内在根由，就要对最开端时经学体系的瓦解和文学观念的产生有一个清晰把握。自晚清以来，旧学逐步被新学取代，经学在新式学堂中无法存继，渐渐消失在学术门类里，而经学的精神又经历了国学思潮的一系列冲击，失去其至高无上的统领地位，变成普通的文献材料，在此基础上，经学才完全瓦解，得以被重新归类进入其他学科。国学在建立本国学术的目标下开始了对文学的重建，伴随文学观念发展的是各式各样文学史的书写。这些文学史都能体现西方知识系统对国人文学观的重塑，以及民国时期学人文学观念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从早期林传甲的经文不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强调纯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也经过了重新整合。虽然文学史书写对经学典籍的收纳呈现动态的变化过程，但最广泛被视为文学的是《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篇目。如新文化运动初期，为鼓励创作，胡适引进经济适用的白话小说，既解决篇幅问题，又符合了时下流行的实用主张，胡适采取的策略是将白话小说追溯到先秦文章，认为这种类似寓言故事的文学体系是古已有之，提升短篇小说的认可度，辅以白话翻译的西方小说，成为这一时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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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本论文拟划分为绪论部分和三个主要章节，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首先阐述本文“民国文学史编写中的经学向文学转化”问题域的选择依据和研究此问题的意义，再对国内外学者对于经学转型与学科观念的转变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并进行简要分析；其次，评述本文研究的主体和内容，需要对研究主体中包含的“经学”、“国学”、“文学”等关键概念加以界定，再对本文的研究倾向和研究路径予以说明。第一章处理民国文学史书写所发生的语境。经学在清季民初这一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开始瓦解，西学的引入极大冲击了经学的稳固，国学的倡导又使经学失去独尊地位成为文献材料，此时，新的文学观念萌芽，涌现的民国文学史书写热潮开始重新定义经学中的篇目。第二章以《诗经》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型为例进行讨论。在国学思潮中学者有意识的去除《诗经》的经学化解读；民俗研究的兴起使《诗经》作为“民间歌谣”被观测；“抒情性”构成了《诗经》最显著的文学属性，《诗经》在文学史中被标记为最古老的抒情类诗歌文学代表。第三章以散文类文体由经学进入文学为例进行讨论。西方散文的界定为中国原有的概念“散文”注入新含义。《左传》作为散文以叙事性的凸显进入文学类，并产生一系列文学问题；《论语》、《孟子》等散文说理时不但充满生动的语言，而且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被视为文学。本论文将在民国文学史的书写中看经学向文学的具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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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学的瓦解与民国文学史中文学观念的生成
第一节西方学科制度的冲击与经学的瓦解
不仅如此，邓实认为经学等同于专制之学，并认为是经学独尊导致的中国学术匮乏，无法支撑本国的发展，造成了必须求取外来之学的局面，而想要保存本国学术，就得打破经学惟我独尊的地位，恢复诸子地位和古学繁荣。他认为独尊儒术，消灭诸子是学术衰落的开始，因此想将淹没千年的诸子之学重拾保存，提出了“古学复兴”5。“古学复兴”的用意并不在于复古，实际上是假借复古之名重振中国的学术文化，恢复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活力。邓实提出“学术至大，岂出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6的口号，欲将孔子之学和诸子之学共同看作国学保存，实际上是破除了经学在中学中的独尊地位，降格为普通学术。顾实的《国学丛刊》发刊中概括学术纲领，把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佛典、诗文等六大类统名曰国学。制定的国学科目有“纲举目张，万端待理，初学循此，终身有序。盖始基既立，而后广求知识于世界，其积极之造诣不可量，而消极之获益可得而言者。”7的作用，可见经学与小学、史学等都作为学术的始基，是国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经学仍处在其中，但不再具有领导功能，这种打破今古文之分，将经学当做学术进行研究的做法才真正使经学观念彻底化解。不少作家投入到对国文教科书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又规定着新一代知识分子将要接受的新文学知识体系。起初，为了克服西方文体概念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学者还是尝试了建立西方文体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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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国学思潮下新文学观念的孕育
本章首先厘清了清末学术大变革下，传统经学受西方学科制度影响，最终消失在学术门类中；经学的精神在国学的改造下不复存在，成为依附于其他学科的文献材料。其次，国学在建立本国学术的动力下进行了重整，肇始了经学向“文学”、“史学”、“哲学”这些现代学科的转化，新的“文学”观念也在此期间逐渐明晰和深化。其中经学向文学转型的内容可以从民国文学史的编写中体现出来，本章对此部分只做简要概述，具体的论述会在第二、第三章中进行。除此之外，胡怀琛、胡云翼、赵景深、郑作民的文学史将先秦的散文完全排除出文学史，而葛遵礼、谢濬、杨萌深、施慎之、陆侃如、穆济波、刘麟生、郑振铎，钱基博所编的文学史则展现出了对《左传》文学性的肯定；胡行之、郑振铎，王梦曾所编的文学史评价《论语》和《孟子》以其语言修辞性具有文学特征，陆侃如、冯沅君把《论语》和《孟子》作为说理性散文收录进文学史。总体来看，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各个篇章，既有中国古代文字的演变，又包括了古今语音韵之变迁，还有训诂修辞之学，甚至有汉魏唐宋的经学家法。就文体类别来说，既有传记文、杂史文、诸子文、制举文、公牍文、语录体文、释道藏文、目录文、表谱文等文类，又有西方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体现了中体西用下对实用目的重视。在序言中，林传甲言此文学史“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2，但十分排斥笹川种郎罗列小说、戏曲等文体在内，可见其文学的观念还是传统的经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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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俗与抒情：民国文学史中《诗经》的文学化重塑................................24
第一节从政治载体到民俗歌谣：《诗经》的去经学化.................................24
第二节抒情文学的观念：《诗经》文学价值的建立.....................................31
第三章叙事与说理：民国文学史中的散文理念与语言聚焦...................41
第一节从文学史书写看民国文体观对散文的界定.......................................41
第二节从编年纪史到叙事散文：《左传》的文学经典化...........................46
小结...................................................................53
结语............................................................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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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叙事与说理：民国文学史中的散文理念与语言聚焦
第一节从文学史书写看民国文体观对散文的界定
近代文学的建设直接将“文体”概念从西方的知识体系中移植过来，因此西方文学对于文体的划分方式深入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西方的文体观更加侧重“有特征的语言形式”4，不同文体的形式和功用区别更加清晰。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努力下，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在这一时期取得支配性话语权，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新文学文体均被“五四”新文化整合和纳入，在民国的历史语境下有独特的内涵。一方面，继承了梁启超1902年就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运动提倡的实用主义目的，五四一代学人继续改变中国文体的格局，试图为中国文学造就社会性、现代性的新文体。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派看中文学的功用价值，加紧宣传简便易懂的白话文学，用西方的文体进行创作宣传民主与革命的思想，这种动机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为拓展“新文学”的公共空间，新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对传统视为小技的戏曲与小说的发掘和重新发扬光大都处于这一时代背景，而散文文体的建立和发展稍微滞后一些。在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纲要》1中，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均以制度化形式确定下来，国文教科书选文系统得以在新文学文体范畴下重建。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开始按照体制分类编选文章叶圣陶《国文百八课》，每篇文章涉及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下，不少民国文学史编订者将先秦的叙事文看成是小说，如杨荫深和施慎之都有过《左传》是小说的论断，详细情况将会在本论文后续进行论述。
第二节从编年纪史到叙事散文：《左传》的文学经典化
随着现代学制的施行，大学、中学都普遍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甚至将此课程作为升学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而教科书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及定位深深影响着学生对它的认识，教科书对某文学作品的褒奖与对其文学史地位的肯定，必然使之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文学经典，从而实现文学经典化。民国时期很多文学史同时承担着教科书的任务。自黄人1912年的《中国文学史》起，许多文学史教科书作品都对《左传》给予了极高评价。民国初期的许多文学史编写正是在文学观念接受之初混淆了“文学”与“文字”的本质区别，造成了将一切非韵文归入散文的情况。胡适强调是否为文学要看文字是否可以恰当巧妙的表情达意，也同样成为了区分先秦文章是否能进入文学的一个标志。“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练，凡会习修词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眛于此理也。2强调炼词造句是文学鉴赏及文学创作都要关注的部分。受此思潮影响，不少学者在文学实践中也非常注重文章的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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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诗经》的文学化转型，经历了这样几个环节：打破传统经学对《诗经》的理解束缚已成共识，学界兴起废除《诗序》的运动，极力去除《诗经》的经学特质，学者运用民俗学分析《诗经》，将《诗经》解读为民间歌谣，接着对不是“经学”的“诗三百”进行多维阐释，赞赏其文学价值。学者发掘《诗经》的“抒情性”，这一特质与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盛行的的文学观念一致，也符合五四学人解放思想、张扬情感的诉求。最后，将《诗经》位列文学史中诗歌文学的第一部，强调它是诞生于有史可查的中华文明初始阶段，具有强烈文学性的诗歌体文学，并承认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从而确立《诗经》的文学地位。《左传》和《论语》、《孟子》向文学的转型借助了近代文体观念的发展。学人移植了西方文体分类的框架，大力发展散文文体，赋予散文抒发个性思考、自然叙事等特征。先秦文章因具备这些散文语言和功用上的特征被重新归类，《左传》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叙事散文，《论语》、《孟子》被归类为说理散文。在对它们的文学化解读中，学者都侧重在其语言特色，叙事及论说风格上，极大地提高了,《左传》、《论语》，《孟子》在文学史中的研究比重，逐步树立了它们文学经典地位。民国文学史中经学向文学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来参看作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为总纳的经学被现代知识体系的收纳，也从中展示了文学重新塑造和管理古代文学的方式。有助于我们认识经学向文学过渡的学术实践的基本样貌，理出经学进入文学分类的内在逻辑，分析经学向文学转化的具体路径，在比较的视野中加深对这一时期
经学转型与文学接纳的联通考量。
经学转型与文学接纳的联通考量。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