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论文，故而在将《长恨歌》以民俗学眼光进行考证与研究时，我们不可锱铢必较地一味过分求实，而是应该以辩证的目光、严谨的态度来看待它。通过这种从内视到旁观的学术转向，不仅可以为唐代民俗学研究添砖加瓦，还可打通作者、生活与诗歌之间的某些重要关节，从而进一步发掘《长恨歌》的特质和风采，并拓展其研究领域，催生出新的研究成果。正如闻一多曾对于诗歌做出的评价那样：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而中国的史书中对于文化生活的记载，与政治史相比是相对匮乏的，因此，仅仅依靠现存的关于唐代文化生活的史料文献，我们很难对整个唐代民俗生活进行较为完整地复原。这也更加体现了如《长恨歌》这类叙事诗歌的民俗学与史学价值，它们在很多正史所顾及不到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留下了更为详尽、具体而生动丰富的记述。一篇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亘古不变、源远流长的，但每当我们用新的思路、新的眼光去观照与回望它，它都必将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长恨歌》主题的多义性，源自其本身的复杂性，首先在题材内容上，《长恨歌》前半部分描写政治，后半部分描写爱情，前后内容的不统一（甚至是冲突），造就了其题材的复杂性。其次，作为《长恨歌》主要描写对象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也是史学界乃至文学界褒贬不一的典型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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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长恨歌》作为白居易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叙事诗之一（案：叙事文学在语意表现上更强调“整体”经验的问题，这为本文运用联系的方法提供了可能），自创作之初便有着的巨大影响力与广泛的社会流传度，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它记述与见证了整个唐代社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并影响与开启了后世文坛中感伤、浪漫、世俗的创作风格。除此以外，它还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戏曲、小说等题材中的相关作品，如元代戏曲家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戏曲家、诗人洪昇的《长生殿》、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等。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长恨歌》的研究热情一直高涨不衰、有增无减，众学者在其创作渊源、艺术成就、后世影响、域外传播情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为文学史上影响力巨大的案例文本，《长恨歌》引发学者们最为热烈探讨与论争的，还当属关于其主体思想的研究。因为《长恨歌》无论是其题材内容，还是其所描写的对象与作者本身，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故而对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探讨与认定，学术界也历来是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唐明皇早年开创了一代盛世，晚年时又沉耽歌舞情爱，亲手造成的“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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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长恨歌》中的服饰民俗研究
2.1首饰与发式
“花钿”则是一种制作为花形的，镶嵌金饰的首饰。唐武惠妃墓出土的石椁线刻画与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中，均可见佩戴花钿的女性形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女性所使用的一种面饰，即贴在面上的花子（或称面靥）也常常被叫作花钿、翠钿。但在相关的文学作品中，若能联系上下文，充分理解文中的情境，则也不会将其两者轻易混淆。如张泌《浣溪沙》中的“偏戴花冠白玉簪，睡容新起意沈吟，翠钿金缕镇眉心”、郑遨《咏西施》中的“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钿饰”所描写便显然是作为面饰的花钿，即面靥。而《长恨歌》中的“花钿委地无人收”之句中出现的“花钿”，既能以实质之感委坠于地，又可再被人所拾收，则一定应是作为首饰的花钿.如钟来因在《三论白居易与道教一一关于〈长恨歌〉与道教之关系》中提到的：“就主客体观察，李杨结合的全过程，是在道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李隆基获得杨玉环的爱情，靠的是道教；贵妃死后，李隆基寄托深情，靠的也是道教。”钟来因认为，杨玉环从寿王妃到杨贵妃，乃是借助了道教身份杨太真完成了转变，正是道教成全了他们身份尴尬的爱情。总而言之，《长恨歌》的叙事主线、故事主角与创作者都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也与诗中所包含的大量道教元素互相吻合。这时，《长恨歌》的写成虽已过去十年，也不排除白居易本人修订改造的可能，从白居易多次编辑抄写（甚至让僧人抄写）自己的诗文集推知，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恨歌》力口进了江州甚至“中隐”期间的道教思想，也是可以想见的。证实了作者本人对于道教的信仰，再回到《长恨歌》的创作中来，我们便可找到许多其与道教的内在联系。
2.2眉饰
《长恨歌》中出现的有关唐代女性服饰的诗句，有“风吹仙袂飘飙举，犹似霓裳羽衣舞”之句。袂为衣袖之意，《说文解字》中释义道：“袂，袖也。从衣，夬声。”＠仙袂飘飘，显然杨贵妃所服为大袖襦裙，且其昔日在跳霓裳羽衣舞时，所穿着的也是这样的衣袖宽大、轻盈缥渺的服装。唐代女性的衣袖样式，主要有小袖与大袖两种，据《新唐书五行志》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矜袖窄小。”35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中也写道：“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1由此可见，盛唐时代的女性喜好穿着窄袖样式，这来自于胡服与好穿男装潮流的影响。程蔷、董乃斌在《唐帝国的精祌文明一一民俗与文学》一书中认为：“当时人们尚未被严加束缚和防范，自然人性还能相当自由地呈现和流露，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也就不像儒教理学化以后的宋代那样受到种种拘禁和束缚。”自由与自信，是唐代文化精神的核心，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开明并包的民族政策，使唐人自我认同心理加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时世妆》带有批判性质的描写不同，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基本上从欣赏的角度，通过大量对服饰民俗的描写，最终营造出一位美丽、华贵，并且仙气飘飘的杨贵妃形象，实在耐人寻味：这样的纯美形象，在作者心中或许代表着一去不返的盛唐时代，或许充满了初恋湘灵姑娘的身影，也或许仅仅作为一个爱情悲剧的主角为其所感惜，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挖掘认定《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内涵，都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3章《长恨歌》中的民俗活动研究...........25
3.1宴饮..............25
3.2霓裳羽衣乐舞..............26
3.2霓裳羽衣乐舞..............26
3.3春游..............28
3.4温泉沐洛..............29
3.4温泉沐洛..............29
3.5七夕盟誓与寄物..............31
第4章《长恨歌》中的道教民俗研究..............33
4.1《长恨歌》创作的道教背景..............33
4.2《长恨歌》中的道教元素...............35
4.2.1道教仙境的营造..............35
4.2.2羽化登仙、飞神驭气及招魂活动..............36
结语..............40
第4章《长恨歌》中的道教民俗研究
4.1《长恨歒》创作的道教背景
作为《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本人也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其前期的诗作当中，已能见到许多道教的身影，如《重到华阳观旧居》《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春题华阳观》《永崇里观居》《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等。当时的道观往往环境清幽，如他在诗中所述：“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白居易《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是人们游憩、会友、宴乐、闲居、静心读书准备科举考试的首选之地。可见，当时身为年轻仕子的白居易，也常常到宫观游赏乃至借宿，这无疑为他今后的崇道奠定了基础。后白居易科举登第，授盩厘尉，《长恨歌》便是作于他任职盩厘期间。陈鸿《长Ｉ1艮歌传》记载：“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厓，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当时与陈鸿、白居易同游的王质夫，便是一名道士与隐士。白居易的任职地盩厓，不仅有游仙寺，还有一座楼观，传说是道教创始人李聃讲经、修行与炼丹之地。可见盩厓的道教氛围十分浓厚，学者钟来因也曾提出：“白居易写《长恨歌》时，正是他一生崇道最厉害的时期，也是在他的好友、道士王质夫请求下，才写《长恨歌》的。”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人生的低谷期，宗教的信仰更能填补心灵的创伤与空白，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也充分体现出道教“无为”的思想观念，如《宿简寂观》：“岩白云尚屯，林红叶初陨。秋光引闲步，不知身远近。夕投灵洞宿，卧觉尘机泯。名利心既忘，市朝梦亦尽。暂来尚如此，况乃终身隐。何以疗夜饥，一匙云母粉。”他不仅心灵上达到了“名利心既忘，市朝梦亦尽”的境界，甚至还服食云母粉，出现了道教信仰者的炼丹服丹等行为。
4.2《长恨歌》中的道教元素
《长恨歌》的后半段，白居易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唐明皇寻求术士以求在另一个世界再遇杨贵妃，并构建了一个神秘缥缈而又恢弘华丽的道教仙境。除此之外，仙境之中还有金阙、玉扃、珠箔、银屏、九华帐等金碧辉煌的建筑与器物，这与道教神仙美学中所营造的明丽华贵的仙境世界是相一致的。道教创立自东汉，经过不断发展与分化，至魏晋时期形成了两个分支：为士族阶层所推崇的神仙道教和为百姓阶层所推崇的民间道教。因心理诉求的不同，神仙道教多追求修仙与长生，而民间道教则主要以疗疾、驱邪、化灾为主旨。与大多数其他宗教相比，道教并不倡导绝情灭欲、律己苦修甚至受苦受难，恰恰相反，它迎合了人的本性中释放欲望、追求享受的一面，修炼者“食甘旨、服轻煖、通阴阳、处官能”，可以羽化升仙、长生不老，从而恣意尽情地享用世间的一切美好与快乐。这样的宗教观念注重人本身的欲望，追求人的生存权与享受权，正是基于这种追求长生与无限享乐的欲望，神仙道教营造出了与劳苦尘世所截然不同的仙境世界，那个世界瑰丽明媚、华贵安逸，表现出对视觉、味觉、听觉、嗅觉等多感官刺激的追求。《道藏》中记述的神仙世界有“飞天仙子”“七宝骞树”“狮子白鹿”“金翅之鸟”和“凤凰孔雀”，可谓华丽瑰奇，绚丽多彩，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除却《长恨歌》中的仙境世界，唐传奇中的仙境受此影响，也展现了与之极为相似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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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长恨歌》不仅是一部精彩纷呈的文学作品，还蕴含着唐代民俗生活、文化风气、审美趣尚等各个方面的重要讯息。它所展现的历史信息相比一般的史学资料来说更加浪漫生动而富有想象力，是经过了文学艺术加工的“艺术的真实”。如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的那样：须知小说者无论聘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而作者白居易对于诗文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诗史”的性质，以及他作为诗人所独有的对于社会民俗生活的艺术敏感，也让我们在运用史学及民俗学眼光来关照《长恨歌》时，更加地有所凭恃。可以说，唐明皇是一个少见的既集合了贤明与昏庸，又见证了盛世与乱世的矛盾体，而杨玉环的形象也同样有才貌佳人与殃国祸水的双重性。最后，作为本诗作者的白居易，身兼封建士大夫与诗人两种身份，这造成了他既要站在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立场，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兼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也就是说，诗人本身的思想也同样具有复杂性。一旦肯定了诗歌的社会功能，我们便有了更多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可能，从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挖掘出新的宝贵价值。在民俗视域下被重新观照的《长恨歌》，向我们展现了另一个角度的、精彩纷呈民俗学画卷，也同样有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它的内在价值与精神。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