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论文，一些特别的草木，在他们的观察目光中被分片划分成不同部分，其状如樗，其叶如麻，其实如枣，在这些严谨的王官博物学家的书写中，再绚烂的花朵也不承载美感，而只是被他们如实观察和记录的对象。文人群体对草木的书写和呈现又不一样。《楚辞》着意呈现自然界中特别美丽、芬芳的那一类草木，即香草，并通过一系列极富美感的描写呈现它们，似乎达到了“凝神”观照的审美状态。但《楚辞》的草木书写自始至终落脚于文人群体对自我的追寻和表达，香草是自我象征的符号。以往的《楚辞》研究往往落脚于深挖屈原的创作“意图”，从司马迁到王逸，到宋代的吴仁杰，甚至到近代的郭沫若，大部分文论都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现了屈原对于国家君王的忠诚以及不愿与时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因此将《楚辞》中出现的地理、神话、花鸟鱼虫都视为作者为表述自我而有意为之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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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无论其文本本身，还是其中所记载的草木，前人皆已作出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就事论事”，或考证名物，或分析修辞手法，或探求一些记载的巫术根源，而没有分析形成文献书写和观照方式的文化语境，本文运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方法，透过文本的表达方式窥见其文化语境。同时，本文将这三部典籍的草木书写置于同一个平面进行比较研究，以草木书写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不同文献中关于草木的表达、修辞、呈现，以讨论先秦时代不同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以及不同的文化语境对于文学（广义）表达的构建作用。第二，前人对于传世先秦文献中“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已作出了研究和探讨，比如《国风》来自民间歌谣，尧舜禹等上古圣王传说可能来自民间的传说等等，但这些对先秦文献“民间性”的发掘大多限于对文献“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分析，甚少通过文献对某种事象、事物的呈现和书写以探讨其背后蕴藉的民间世界观，这一点也正是本文所着重探讨的问题，也即本文的创新之处。同时，本文重视对文化语境和主体性概念的探索，并基于文本所体现的观照方式和呈现方式，发掘其背后的主体性的文化语境，而民俗学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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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起兴与賦颂：《诗经》中的草木
第一节《诗经》草木书写概况
综观《诗经》全文，笔者发现，假如依照“草本”“木本”的分类，或现代植物科学“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方法，将《诗经》中的草木一一分类，只能增进对《诗经》时代植物生长或栽培情况的认识，而无益于对诗歌性质，以及不同主体性以及文化语境中草木书写情况的了解。《诗经》中大部分草木都是与人类曰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性草木，或可食用，或可用于制衣、建造，如《楚辞》或后世文人诗歌中那样仅承担文学象征性职能的草木很少。在《诗经》中出现的所有植物名称中，“桑”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共出现在二十篇中；黍次之，有十七篇出现了黍；枣再次，出现了十二次。其他出现频次较高的，有小麦，出现在九篇中；葛出现在七篇中；其余芦苇、松、竹、柏、瓜、豆、桃等类各出现三至六次不等。并且《诗经》中的草木多与采摘、种植、田猎、节庆场面组合成诗句，也体现了《诗经》草木与日常生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只有依照草木与人类的关系，也就是依照草木对人类的不同用途，将《诗经》草木分类，并查考不同用途、种类的草木在《风》《雅》《颂》的分布情况，它们与不同主题诗歌的组合情况，才能对《诗经》的草木书写作出深入的理解。
第二节生活世界的《国风》草木
《国风》中出现最多的草木品种是桑、麻，还有各种野蔬、瓜果，禾类草木则极少，且《国风》多以女子口吻歌唱的采集歌谣和情歌。观照这些歌谣，我们发现，无论采集歌遥还是情歌，其时令背景大多发生于春天，有许多情歌是在春天的节日仪典上歌唱的，因此《国风》中的草木大都是春天的植物。少男少女在春天的田野里、河畔山谷里聚会，载歌载舞，自然会以身边的花花草草为起兴。《颂》多祭祀颂歌，大都是在秋天的丰收祭上奉献丰收成果酬谢祖先和群神而唱的，故多粮食五谷。《国风》《颂》中草木植物出现的场合不同、契机不同，导致语境不同，这不仅决定了两者中出现的植物品种不同，更重要的是，两者对事物（包括植物）的观照方式和呈现方式也不同。本节主要从《国风》的主体性问题，《国风》与春日仪典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文化语境问题），讨论《国风》诗歌对于草木的观照方式和呈现方式。
第三章自我的征象：《楚辞》中的香草书写..................120
第一节《楚辞》草木概述..................121
第一节《楚辞》草木概述..................121
第二节《楚辞》香草：文人的自我比况.....................128
第四章草木书写：从《诗经》《山海经》到《楚辞》...............148
－、从生活世翻精神世界..................148
二、从观察对象到审美对象..................154
结语..................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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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草木书写：从《诗经》《山海经》到《楚辞》
一、从生活世界到精神世界
《诗经》中的草木名称与草木的本质是合而为一的，对于《诗经》的歌者来说，掌握了草木的“名”，也就掌握了草木的“实”，而在《楚辞》的作者所引用的草木，极有可能是在古籍卷策中瞥见的，因此只有铺陈而无具体形态的描写，枝叶婆娑的姿态，群鸟各鸣的音声也只能是泛泛言之。《楚辞》中的草木有名而无实，难以与现实世界中的草木一一对应。《诗经》中的歌诗，以民间文学为根基，立足于民众对于生活空间的感知。因此《诗经》多以草木起兴，而《楚辞》文本中虽然记录草木名目甚多，但以草木起兴的却极少。如上文所引《离骚》中十一处含“兰”字的诗句，无一处是以“兰”起兴的。《楚辞》诗句，铺陈香草意象，极具象征性的表达与民间歌谣大异其趣。总之，《楚辞》草木属于文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世界，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活泼草木，《楚辞》也与民众的生活世界拉开一段距离。
二、从观察对象到审美对象
《楚辞》的作者聚焦的正是自我，而不是像《国风》的歌者那样目光随意跳跃，不聚焦于外物，也不聚焦于自身；也不像《山经》的王官那样，抱着“有用”的工作需求，在苍莽的群山间跋涉，寻找具有本草价值的草木。《楚辞》是一首长篇的抒情独白，诗歌描述的情境，不论上游神界还是下览八荒，作者凝神的所在，是为自己求一个归处，因此叙事自始至终就与香草与美人的象征紧密相连。作者用美人和香草象征自我。“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正是一个新兴的文人群体诞生后的对世界观照方式的萌发。草木书写从《诗经》《山海经》到《楚辞》，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文体的变化或创作手法的日益精进，而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史内涵，体现了不同创作群体的世界观，以及文化语境对于文学作品的建构性意义。本文依照用途，将《诗经》草木粗略分为食用草木，衣用草木，建造类草木（用于除了衣食外的住房、造舟、制作器物等目的），祭祀用草木，观赏草木和无用草木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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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这些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他的时代、他的群体的认知能力之外，也未能从《楚辞》文本自身的书写方式出发，感知战国末年王官之学下替文人群体形成这个大势中文学作品展现出的一般性和趋同性。《楚辞》文本展现出的，文人既渴望得到王权赏识，又自我怀疑、自我彷徨而感叹“何枝可依”的焦虑，以及对于特立独行的衣饰的追求，对于兰泽芳草的神往和比附，在战国末年到有汉之初的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只有把握《楚辞》主体性，才有可能探求其本质，也才有可能获知文人作品与民间作品对于世界呈现方式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本文采取了主体性的概念，主体性不同于作者，指的是特定文化语境下人的存在方式和心态，作者受此种存在方式和文化心态的影响，决定他如何观照、理解、呈现草木乃至世界和自我。只有基于对文本主体性的了解，才能最终理解具体文本和书写借以生成的文化肌理，进而真正理解文本的意义和性质。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