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影响”的艰难之旅“十七年”文学作品影响了众多读者，莫言为其中之一，与普通读者不同，呈现出了现下的写作风格。例如农业合作化运动题材写作，对接受经验转变为小说创作的过程、继承发展方面，本文均有所考察，但在这些变形与加工处，作家有意遮蔽的，隐匿着的与暴露着的矛盾冲突在小说细部的留有的“痕迹”发现，这需要更大范围的研读论述。另外，像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师的教学内容、讲解的小说文本对莫言的文学趣味培养的作用，接受影响与体现等，这些都可再做详细的研究说明，进一步的思考与探寻，但限于本篇论文的研究目的与写作精力，未能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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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对于本篇论文中所涉及的农村题材小说，在文学史中一般特指“十七年”文学中，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以农村建设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它们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整体基调乐观昂扬。莫言所创作的同题材的小说，新时期后，评论界一般将其视作为乡土文学的延续，但是对于乡土文学的定义，如果借用丁帆先生在《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界定的内涵，它是指一种世界文学范围的，人类共有的乡土意识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主要接续的是五四所开创的一种以“三画四彩”为核心特征的、以人性描写为主流的农村小说。以此来看，农村题材小说抛却特定的时代界定，其实也从属于乡土小说的范畴，但从莫言的部分作品创作在题材乃至重写、有意颠覆的角度看，更接近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改写，甚至是对其进一步的书写。那么，结合这两方面意义，本篇论文中的农村题材小说还是沿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题材与时间外延，但抛却“十七年”时期主要意指核心（有关的创作方法与指导原则），在此视阈下观照莫言如何进行农村题材小说的继续书写。本文的研究方法重点在于比较研究，同时结合文本细读，但不囿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由于研究对象选取的特殊性，与历史、现实的互动感较强，也较为注重外部研究！此外，结合具体史料，考察小说创作生成中的影响因素，对具体的叙事模式加以比较，部分借鉴叙事学中的叙述视角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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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验的输入：莫言的接受经验史梳理
第一节以史料为中心凝视作家的写作经验来源
同时，“红色经典”中的爱情描写不仅作为莫言的阅读经验存在，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现实的参照存在，构成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莫言曾回忆到，读这些小说时，母亲跟姐姐常常是“我”的听众，这些爱情故事不仅刺激了我，而且刺激了姐姐，使其萌生出“恋爱自由”的念头，后来也真的反对母亲为自己包办婚姻，这件事情给莫言带来了不小的思想波动，在回忆录中有记叙。红色经典的阅读与生活体验交织在一起，势必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些经验不单单作为与女性婚姻观创作相关的素材存在，促使莫言对性别、伦理、风俗等产生现实层面的思考，也影响作家诉说农村女性情感的欲望，激起文学叙述的想象空间，使性别身份书写成为日后创作中的鲜明存在。
第二节莫言总体接受经验中蕴涵的创作可能性
这段话忠实地记录下了莫言对1984年之前个人作品的创作评价并总结了自己的写作范式，是一种受到左的影响，图解政治式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恰恰隶属于“十七年文学”）。同时，这一段话也表露出莫言对十七年小说阅读经验的逃避，自己未能完全摆脱，却己经开始借助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知识与学习经验尝试突围的“一瞬”，这“一瞬”包含了新旧经验的交替，也预示出了新旧经验交织的混纯，正是这种特殊的接受状态，解释了同年创作《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朦胧”：小黑孩接人待物的朦胧，菊子的情感朦胧以及小铁匠与老铁匠师徒的矛盾朦胧等“朦胧”感的存在来源。这种“朦胧”通过人物的感觉呈现，造成文本阅读的“间隔”与距离。具体而言，“朦胧”的存在折射出作家对人物、对自己情感状态把握的不确定，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以小黑孩接人待物的朦胧来说，这种“陌生化”效果的应用，悬置掉大人世界“待人接物”的方式，回到小孩子自身的世界，小孩子和人打招呼就是用想象的逻辑、就是“竹马青梅”的淡淡的情感朦胧。作为读者，我们恰恰习惯了大人待人接物的方式，所以对于小孩子的方式才会产生朦胧感。可以说，“朦胧”是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风格确定、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起点，同时也是莫言逃离“十七年”小说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同时又未完全找到自己经验创作的开始，从这一点可以说，此时的莫言正处于创作的瓶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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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经验的输出：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影响的撕裂与挣脱..........22
第一节地之子的两面：农民、地主的形象探寻..........22
第二节社会政治环境的聚焦：农业合作化与基层政权环境..........35
第三章历史深处的回声：“地之子”形象的立足与讲述.............18
第一节回归土地：文本内农民、地主的叙述真实..........48
第二节对“十七年”的纵深突破：表现事实与介入现实..........55
结语突破“影响”的艰难之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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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历史深处的回声：“地之子”形象的立足与讲述
第一节回归土地：文本内农民、地主的叙述真实
对“地主”一词作词源学的梳理，可以说明地租利息是地主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毛泽东为地主阶级定论的性质是剥削：“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在政治上完全对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③。以此，基于政治上农民与地主的对立，文学创作依据毛泽东的各项讲话，作家们一致认为将两者对立完全合情合理，在作品中极力突出地主的残暴与剥削，农民的苦大仇深。不可否认的是，“十七年”土改小说中刻画的残暴地主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但将之扩展到整个时期的作品以偏概全。作家们依靠文学的想象与虚构极端化地创造地主形象，用虚构的真实教育底层的民众，以此构建民族国家的想象，并确立农民在农村的主人公地位，激发出改天换地的激情，随后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运动相继展开，让其为实现民族国家想象的乌托邦奋不顾身。
第二节对“十七年”的纵深突破：表现事实与介入现实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的老作家将穷尽一生地反思。新时代的作家虽然年轻，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冲破思想领域的禁锢，如狼似虎地汲取着外国文学的营养，是被“狼奶喂大的一代”，在这些作家的访谈录中，很少见本国作品、作家影响的影子，每被媒体问及的文学导师，无一例外回答外籍作家，但无论他们如何回避，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很多都是五六十年代生人，他们的童年甚至少年时期都是在红色革命下度过的，生命的本真无可避免浸染了“红色时代”的果汁，当他们成年后，却将其视为梦魇的存在，有选择地将过去遗忘，不想与任何“十七年”文学作品产生联系，主动阉割青春记忆，这也不啻于另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回避现实的真实。事随时迁，当“十七年”再度成为热点，读者、作家和批评家重新阅读“十七年”作品，会发现“十七年”经典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片段的恒常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重返历史的现场，公正客观地对“十七年”做出评判，也重新审视少年的阅读经验，整装待发。作家们带着这些历史经验重新审视现实、真实，得到历史深处的回声，会越来越深入认识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还有人的存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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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做莫言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人物的形象研究，实则也在做不同时代同题材创作的文本关系研究，将莫言创作看为一个接受影响研究的一个个例，通过梳理莫言前后期创作，发现“十七年”的影响途径、深度以及作家在“影响的焦虑”下做出的突破，这些突破对“十七年”来说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以农民、地主、基层政权环境的对比为线索，可以看出，莫言的小说创作主要在文体形式上对“十七年”小说的模仿颇多：结构的中心视角建立、政治道德化的思想统摄、浪漫化的叙述还有细节上的“痕迹”等，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子。1985年之后的创作更为成熟，针对一些问题，提供了作家个人的书写经验。例如对于农民、地主、农业合作化运动背后的一些思考，关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权力的冲突等，现实与理想发生碰撞，两者之间实现叙述平衡的方式，对文学上的一些命题进行再反思，深入挖掘。同时，也未放弃形式的思考，创新实践新的结构，更好的为小说内容服务，对“怎么写”灌注着极大的热情，以此丰富着新时代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