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复仇叙事类型
女性复仇最早可见于《左传·昭公十九年》中，一位莒国夫人为报丈夫被莒国国君杀害之仇，苦等时机数十年，终在敌国攻城时寻得机会，她帮助攻城者，逼迫莒共公狼狈出逃。在古代的抒情文学中，记载、歌咏女性复仇者要较男性复仇者早。可见，女性的复仇故事具有特殊的文学色彩，一直是复仇文学主题中独特而又重要的存在。女性在复仇故事中通常都具有强韧、持久不息的复仇意念。这种坚韧性的雏形，最早可见于《山海经·北山经》中精卫填海的故事。炎帝名叫女娃的幼女，途径东海时被溺死，死后便化为精卫鸟，日日不息地从西山衔来树枝和石头投入东海，意图填平东海报溺死之仇。女娃的复仇事业绝不因身死体残而罢休。此外女性受身小体弱的先天性生理条件的限制，使得从古至今的复仇故事中女子之仇大多凭一己之力而不得如愿，常常需要借助他人或是神灵鬼魅之力。如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在受刑前寄托于死后“大旱三年、六月飞雪”以示自己的无辜；蒲松龄塑造的梅三娘也是在死后化为画皮女鬼才大仇得报；十七年文学的女性大多都是像白毛女喜儿一样借助共产党推翻旧政权，等到新社会的到来才解除仇恨。当代作家刘庆邦在他的小说中延续了女子复仇的文学主题，但是又通过展现复仇过程中女性从未有过的强势精神虐杀和强烈自我价值追寻，使传统主题在紧贴时代的书写中具有了鲜明的现代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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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诉诸女性”：男性复仇
复仇往往是诉诸暴力，讲求以暴抗暴。这种极端、超常态的方式是生物间竞争求存的自然现象，是生物界相互制衡、强弱转化的产物。“报复性反应，是生物学上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本能”③。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继承了这种从原始社会起，一直潜伏在所有人身上的野蛮、冲动、破坏性本能。实际上，早期人类的复仇现象是血族复仇。在原始社会中，流一个人的血就是流整个氏族的血，复仇带有“集体”的性质。这种“以血还血”的信念，既增强了氏族的力量又固化了氏族中个人的集体荣誉感。受“死后有灵”观念的支配，人们坚信如果死者的仇恨没有得对等的报复，那么其灵魂始终无法安息，亲人也会因此受到惩罚而且还会被死者的复仇意念一直滋扰。由此，氏族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担负着复仇的神圣使命。华夏之邦的复仇理念由此与部落、家族或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再经先秦儒家伦理系统强化而逐渐稳固、定性。复仇成为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对家庭、宗族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使命。刘庆邦在创作中延续了这一传统信念，让“外来户”们上演了一幕幕复仇的悲剧故事。在复仇的背后是新时期个体追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努力。无论是在乡土社会中“外来户”为了发泄大户人家的集体羞辱之恨，还是在城镇矿井中“打工者”为跻身城市的悲剧故事，他们的复仇最终无一不陷入自我毁灭的结局，而女性既是他们复仇的借口，亦是其复仇的工具和牺牲品，而复仇的终极目的一无例外地是为了摆脱因边缘处境而生成的焦虑。
张玉字（《玉字》）被流氓强暴后与周围环境充满冲突与紧张，再也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和谐。在家庭内部，家庭给予呵护、温暖的功能丧失，玉字感到自己被隔离在亲情之外。父亲不愿为自己声张正义，觉得这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儿；兄长不仅嚷着让自己自杀，甚至还递上一瓶毒药。男女由于生理功能的差别而形成了“男女有别”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导致男女在行为上的疏离，还导致男女两性之间缺乏理解的可能，在心灵上无法契合，没有共情能力①。玉字的父兄不仅不能理解玉字的痛苦，反而秉持捍卫门风的观念，将玉字推入更为悲惨的困境。因失去女贞在村民眼中身价暴跌，连玉字母亲在给玉字说亲时都认为“至于条件，就讲不起了，二婚也可，进门就当娘也行，只要知道穿衣吃饭，半吊子也没啥”②。玉字作为被损害被侮辱者，不仅不能从同性群体中得到安抚，还要承受来自女性群体内部的贬斥。乡土社会中“忠贞”“节烈”原则不仅是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女性也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我价值评判原则。在受辱后她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丈夫、他人和社会的审判，更可怕的是，女性还要进行自我审判。玉字被排斥在女性群体之外，感到自尊心严重受挫。乡间群体道德压力再次加重了玉字的受伤感。玉字被强暴后，乡间的人捞起一把工具就把马寨的玉米地捣毁了。群体的举动表现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与关注。此时的玉字感到自己被群体所“注视”，众人对玉字被强暴的事情极度关注，但是他们大多是因为嫉妒心， “说她太抓强，太要巧，给她说了那么多好婆家，都是别的闺女求之不得的好户，可她嫌这嫌那……这下好，掉在地上让猪给嚼了，一分钱也不值了” ①。群体都认为张玉字已经不贞洁了，所以任何人都为所欲为地侮辱她，在背地里对玉字指指戳戳，用尽污言秽语侮辱玉字的人格。乡间“他人”于玉字而言成为“地狱”，群体的目光将玉字钉在了“失节”的耻辱柱上，让玉字感到无法摆脱的羞耻和无处可逃的痛苦。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道德批判标准下，玉字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力都要被剥夺。连邻村的人都来打听，问张玉字死了吗，听说没死还都觉得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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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外来户”：身份认同的渴求
在刘庆邦笔下，无论是乡土社会中与大姓之户存在隔膜之仇的杨公才（《只好搞树》）、老祥（《人畜》）、范家儿子大炮（《双炮》），还是在城里打工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的矿工宋长玉（《红煤》）、马海洲（《走窑汉》）、雄（《血劲》），他们始终无法真正地融入自身所处环境，被“身份认同”问题所萦绕，感到孤独、“被抛”。他们积极地寻求社会认同，与周围环境相融合，从而获得归属感，但他们的愿望总是被现实无情打破。人在意识到自己与所生活的环境有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时，便会有不可抑制的危机感，在行为、观念和心理上产生各种冲突与绝望体验。于是，这些底层小人物往往采用复仇的方式来发泄焦虑、反抗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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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仇叙事的突破 ...................................... 34
第一节 救赎之路 ....................................... 34
第二节 自我突破 ........................................... 39
第三章 复仇叙事的突破
第一节 救赎之路
在刘庆邦笔下，所有的复仇故事都是以“无一人真正胜利”而收尾。要么虽然复仇者大仇得报，却付出了巨大代价，自己最终陷入虚无；要么复仇者自己为此付出生命代价。最残酷的如少年文周一样，作恶多端的坏人未受到应有惩罚而自己却为此丢了性命。严峻残酷的现实不禁让人怀疑复仇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也丧失了对美好人性的希望，也不禁反思在善与恶的较量中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避免悲剧的不断衍生？在这一点上，刘庆邦主张从优良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通过塑造一系列具有优良品性的女性形象，提出对理想人格的建构，让人对美好人性存有希望，不再偏执于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不厌其烦地通过对乡土社会的回忆，来塑造拥有圣洁光辉的女性形象，如《梅妞放羊》中即使最终没被满足买红围巾的需求，但梅妞依旧没有削减梅妞自然天性中流露出的对小水羊的呵护与关爱；《谁家的小姑娘》里生活的苦难没有剥夺少女改爱人的能力，她急于成长，以期能够减轻寡母的生活压力；《灯》里的小姑娘莲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双眼又失明，但她的身上却有着天然的母性，从不记恨周围小伙伴对自己的嫌弃，还会在节日里用面粉为他们做一盏灯，替他们祈福，“天然的母性就像花香一样在春天的阳光下从生命中流溢”①。如果说这些幼女是因为社会经历太少，才得以保持人的善良本性的话，那么《鞋》里的守明就用行动表明，比起怨恨更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赤诚之心。守明的未婚夫进入城市之后观念有所改变，提出退婚，并把象征着订婚礼物的鞋送还给了守明。守明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守明此时伤心只是因为失望。她伤感于自己付出的一片真心却没能得到对方的回应，自己对感情的严肃认真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与看重。从准备做鞋需要的一应材料开始，守明就从不假借他人之手。做鞋期间担心鞋被弄脏，她还把手用纱布缠起来。直到鞋做好，守明还用硫磺熏了又熏以保证鞋底雪白雪白的。恋爱中少女的娇憨、对感情的真挚，以及天性中至真至纯在守明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守明未婚夫对这份感情的轻易放弃与守明的认真郑重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承托出乡村少女的纯情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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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梅妞放羊》《红围巾》《鞋》等作品中，刘庆邦展示了宁静、温馨、和谐的乡土社会氛围和秩序，但是这些作品更多地带有田园牧歌式浪漫想象的韵味，让人怀疑其真实性。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作家刘庆邦在密切关注现实的过程中，看到了种种不和谐。他以最贴近、最还原底层人物生活的语言，不断把笔触深入到他曾经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用紧张的叙事节奏、酷烈的叙事语言再现了驳杂的乡村世界，展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在追求现代性转型中的焦虑与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