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散文观念与艺术类型
第一节以“血肉”和“灵魂”书写
“血肉和灵魂”书写是刘醒龙文学创作的一个底色，无论在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中都有着鲜明的呈现。刘醒龙的早期作品“大别山之谜”系列，还处于创作的生长期，在主观想象与意识流联想之间展现出对景色的迷恋倚重，对传奇传统的沉醉执迷，逻辑结构薄弱，内涵范畴阔大，难以把握。此时期的创作可以看成是其步入文学场域对自我风格的一种尝试和探寻，此时暧昧想象的迸发很快转入了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在文学界对他早期“大别山系列”作品的“选择性忽视”下，作家本身也在有意无意地规避此期的作品，多有藏拙之感。创作的第一分段与第二分段的转变，离不开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与成熟。刘醒龙直言：“对于文学将要表现的生活，光有热爱和情感是不够的，还必须投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在他的眼里，作家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有着智慧和才情，可以智慧入文，另一类看上去则相对笨拙一些，只能以“血肉”入文，承载灵魂的厚重。刘醒龙无疑选择了后者，在“大别山之谜”转型之后的作品中，无一不践行这“血肉与灵魂”的创作方式。相较于靠情节推进的小说作品，无论是话题的选取、景色的描绘，还是话语的叙述，“血肉”与“灵魂”的温厚都于直抒胸臆的散文中更见真章。虽然刘醒龙对被归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范畴中稍有排斥，不可否认的是，转型之后的作品虽不似“大别山之谜”系列那般幽密，展现楚文化影响下理想的浪漫因子，笔锋下承载得更多是他的内在诉求，外化忧思，使他在文学界中找到了创作形式和内涵的立足之根本，追求一种朴素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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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亲情和乡土的缠绵
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每每论及“乡土文学”的概念，因小说体裁的压倒性优势，概念整体常常被偷换为“乡土小说”。其实，散文虽与小说在体式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表现“乡土”上，丝毫不逊色。鲁迅作为乡土小说的尊师，于乡土文学的定义为：投身城市的知识分子，因由为接触到繁荣奢靡堕落的城市文化之后，由于巨大的差异出现了愁苦矛盾情绪，从而抒发对家乡美好的怀念，或揭露故土落后的愚昧，以达到用启蒙意识进行国民批判的目的。周作人于1923年发表《地方与文艺》，明确阐释地方特色于文艺美学之重要，同时将地方特色上升至全球化的范围，阐明“地方的即世界的”。结合陈德锦在《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与张振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对于“乡土散文”的定义及九十年代以来乡土散文的总体特征，李蕾将“乡土散文”定义为：“作家从乡土情感出发，以自然的或文化的审美视角，描写乡村生活与地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表现出一定的乡土人文关怀和较为深刻的地域文化内涵的散文。”
“乡土散文”虽然常常被“乡土小说”所遮蔽，但在诸多类型的散文中确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一批富有审美意味的乡土散文；五六十年代，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农村题材散文因书写对象的单一与程式化的表达，而显得单调、空洞；新时期的散文发展步入热潮，此时的乡土散文，在文化内涵、精神寄托、生态选择和理性思考都有了深化和拓展，刘醒龙便在这一时期开始尝试散文创作。“乡土并不真正属于乡土中人，它的真正主人是那些远离乡土的城里的读书人。”由于刘醒龙一直处于飘泊的成长环境，他对于乡情的追溯是倚靠在他所构建的亲情乡土之上。在这片精神故土上，刘醒龙不仅展现楚文化的绮丽，也内省存在之灵魂，同时又饱含了对乡民生存困境之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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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精神家园的寻找和构筑
第一节飘泊体验和孤独意识
在文学创作中，“飘泊”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漂泊”就已成为一种文学母题，承载着羁旅之苦与思乡之愁。在交通发达的现代社会，“飘泊”更是被深层次的内涵所激发，寄寓了对心灵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漂泊”不再是古人为功名利禄奔波的无奈与孤寂，更多的是现代人在生命意志受到压抑之后的抗争，是人在自我怀疑和否定中所寻求的内心超越。孤独是与压抑、怀疑、否定等情绪共生的自我意识，是一种作者无法逃避的情绪。
首先，“飘泊”作为一种生活体验，可以说贯穿了刘醒龙的整个人生。出生后，由于父母的工作变动，懵懂幼小的刘醒龙先后辗转团风酒厂、石头嘴镇，并在石头嘴镇开始了入学启蒙。稍稍安定了五年，就因父亲的工作迁调，举家搬至八十里之外的满溪坪公社金家墩村。随后，他又先后短暂地停留于贺家桥镇、西汤河镇、雷店镇等小镇。童年生活的辗转不定，以及被当地小孩的排斥欺凌，使得儿时的刘醒龙缺乏自我身份认同感，在青春期则多与自卑感和孤独相伴。长大后，“乡村的干部”这一身份也迫使他陷入精神困境：与乡下人相比，他似乎有着优越的城里人身份；但在生活上，他却只能依靠乡民们的施舍才能艰难度日。逼仄的现实给刘醒龙带来了屈辱感和羞愧感，由此催生了他对农民身份的渴望。他曾直言“极其渴望自己是个有土地的农民。”1973年，刘醒龙才读完中学，又举家迁往雷电区，他尴尬的“乡下的城里人”身份又转为小镇居民。当时镇上来了许多大城市的知青，他们的见识、才识、谈吐、气质与镇上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知青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但这种令人艳羡的团体也是刘醒龙无法融入的。同年5月，刘醒龙去到英山县占河水库管理处做计划内临时工，管理处的人因他临时加入分享了他们早期的劳动成果而排斥他，7月则转入县水利局做测量员，10月担任施工员，参与到水库施工。由于参军落选，1974年冬天，十八岁的刘醒龙成为了英山县农机厂的一名工人。成年以前频繁的调动飘泊至此方止，刘醒龙之后在英山县当了十年农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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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江河书写与生态意识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趋严峻。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也应运而生。生态散文的概念即萌生于此，并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散文包含着生态主义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表现和反思生态问题是其主题。众多散文家在书写过程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该如何缓解，乃至和谐相处，这个问题的解决是生态散文所追求的目的，即“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在众多文学体裁中，散文是最自由的，“散文和小说，尽管都在写人物，但小说和散文却有着质的不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是说我的世界”。由于文体上的特点，“生态散文在阐发生态主义题旨时，往往不像生态小说那样侧重与表现外部世界、外部生活，而是更多地转向作家的内部世界和内心生活，从自我感受出发袒露出某种生态主义的思想意念或者情感趣味”＇刘醒龙的散文创作中，江河（尤其是长江）一直是其关注的重心。从《真理三峡》（1996）、《人性的山水》（2002）、《寂寞如同重金属》（2005），到近著《上上长江》（2017），这些散文中既有对大江大河大坝中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由衷赞美，也有对江河生态环境破坏后的批判与反思。无论是赞美还是反思，刘醒龙对长江的书写是贯注着强烈的生态意识且有着持久兴趣的。这大抵是因为长江孕育了他所处的“楚文化”区，他的童年浸润在依山傍水的小镇里，随着纵横的水流成长，在他孤寂的青春期，河流或许是他最好的朋友，对于河流的依恋和偏爱是有迹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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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方文化的介入与中国传统的新变.................31
第一节刘醒龙与“人文精神大讨论”................31
第二节现代性反思与文化抵抗................34
第三节中国古代散文传统的接续与转化................35
第三章西方文化的介入与中国传统的新变
第一节刘醒龙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九十年代初，在价值体系面临重塑的社会背景下，文学作品同样也面临市场化的选择。政治意识的淡化，让大众文化越来越受到读者青睐，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使市场偏好开始影响着文学创作。坚持知识分子的精英表达抑或迎合市场，向“粗鄙”的大众文化低头，成为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曲高寡合的精英表达难以被大众理解，先锋小说陷入失语困境。王朔及以他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大行其道，不断消解着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严肃性和崇高性，将码字作为一种求生方式，扬言要“游戏人生”、“玩文学”。另一方面，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商业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标榜“娱乐至死”、“躲避崇高”。此时，严肃文学日益衰败，大众“俗”文学日渐流行。面对急功近利的社会现状的风气，王晓明等年轻文学人聚在一起商量应对文学危机的方法。他们的谈话录《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打响了精英文化对大众俗文化反击的第一枪。“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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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