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文学小说批评研究

关于孙惠芬小说研究中的地域文化书写，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对孙惠芬小说中林林总总民俗风情的展示，引发了对辽南地域文化孕育的礼俗人情以及对其中蕴含的人性、命运、伦理的思考。以硕士论文《歇马山庄情愫——论孙惠芬辽南乡土小说创作》（东北师范大学，2013 年）为代表，论文作者李博独有创见地解析了孙惠芬辽南老家与＂歇马山庄＂的建构之间的关系，认为“孙惠芬自觉地构建了辽南歇马山庄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使辽南乡土的地方风物，历史与现实都在小说中展现。”①在第二章论述辽南乡土表象中的稳中存变中写到了孙惠芬小说中流溢飘香的槐花、当下变异的辽南民俗；传统观念的转变；伦理道德的迷失，紧接着第三章开始对这些表象进行深度挖掘，发掘出了辽南乡土的原生文化的生命力并引发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这些都是辽南乡土下的潜流。洪雁、高日晖在《论孙惠芬小说中的辽南民俗》中提到“孙惠芬由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进而表达并思考农民的命运，从人性的伦理的视角描写民俗，在艺术上则呈现为民俗与人物、情节的融合。”②赵庆娟的硕士论文《城乡之间的执着探寻——孙惠芬小说论》将浓郁的辽南民俗文化表现——过年、喜事、丧葬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孙惠芬对于辽南民俗文化的书写不重在批判，而重在呈现，这种呈现中更多的是对于地域民俗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程义伟、宋扬所写的《辽宁辽南文化与孙惠芬小说创作》主要侧重于对孙惠芬创作的阶段、创作的动机、创作经历和创作感受，展现孙惠芬小说中对辽南民风民俗文化的书写，并对这种书写方式的成因进行解析，认为孙惠芬与“上塘”（辽南文化）这一概念组合，已经超越了“鲁迅与浙东”、“萧红与东北”、“贾平凹与陕西”等通常意义上作家与地域文化联系的模式。“上塘”与孙惠芬的联系，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选择而存在的，它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地域、风俗及至民族等一般性文化的含义，而是孙惠芬乡土作品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的意义是远远大于“乡土”、“抒情”的，它体现出孙惠芬文化理念的“现代性”，对孙惠芬小说中体现出来的辽南地域文化色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在宋扬的论文《小说世界中的区域形象建构——以孙惠芬的小说创作为例》中，对《上塘书》和《歇马山庄》等一系列小说所展现的辽南地区风景、风情、风俗进行审美意义上的肯定，呈现出了辽南地区城与乡不同的区域形象。洪雁、高日晖的论文《孙惠芬小说的指向：乡土叙述与文化审视》用部分篇幅论述了辽南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例如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中他谈到孙惠芬小说中的辽南人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状态中具体转化为对城市的向往，第三部分中谈到的漂泊在外的人对于“天堂”一般的家园的回望。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从孙惠芬小说辽南文化视域中的人文关怀去书写农村日常生活、乡村的风俗民情角度入手进行研究是比较新颖的角度，拓宽了孙惠芬小说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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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本位——辽南“家文化”研究
孙惠芬本人说过“家族荣耀感，我想是真的有，这跟我的家族在当地影响有关，也跟奶奶这个人物在当地的威望有关。很小的时候，我就感受了我们这个家族与乡村其他家族的不同。这荣耀感不管是不是好事，它确实是我创作的源泉。”①孙惠芬在写作时很是注重传统文化的融入，她对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本位的描写，在她的小说《伤痛城市》、《岸边的蜻蜓》、《吉宽的马车》、《上塘书》和《后上塘书》等作品中都能看到她有意体现出对的家族的构建。对于孙惠芬小说中的这一特色，一直都被读者和批评学者所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