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启蒙思想与余华的早期创作
第一节一个人的启蒙：余华的“精神真实”
对余华而言，“启蒙”并非一个贴有标签的明确的思想资源，它既不来自西方思想、哲学传统，也同上世纪初的“五四”启蒙运动无甚关联，余华自己在后来曾说：“别说是思想启蒙，称先锋文学是文学启蒙，我都认为是给先锋文学贴金了。”然而纵观余华早期作品，传统文化扣：判确实是一个明确的主题，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事实上，倘若回到八十年代，对当时的创作、批评语境做细微的考察就会发现，这其中既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充满着偶然因素。整体来看，余华的书写是被“纳入”到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之中的，其中伴随着批评界的阐释、启发和余华的认可、改变。当“启蒙书写”的标签贴在余华身上的时候，他用“真实”使得这一标签与众不同。本节详细阐释了余华早期创作同启蒙思想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语境，意识到这种阐释同余华本人当初的转变一样，带着某种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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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早期创作是一个走向“启蒙”，却又同时触犯、疏离、甚至超越“启蒙”的过程。一部作品的形成，不是单一的创作的结果，它还要经历出版（发表）、阅读和阐释。对于处于创作早期的余华来说，创作本身固然重要，而文学期刊和批评家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发表渠道单一、固定，期刊的肯定与否甚至决定着一个文学青年能否成为一名作家，而由于先锋文学内部的“圈子文化”，批评家和作家内部的肯定同样十分重要，因而余华当时的创作必须将这两者作为重要的潜在书写对象。简单来说，当时的“启蒙”思想正是通过这种机制作用在余华的创作中，使得他的作品呈现明确的“启蒙”色彩。然而这种作用毕竟是间接的，余华对它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见和风格，伴随着期刊和批评界的不断鼓励和认可，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989年的创作谈《虚伪的作品》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余华强调自己的创作是对“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的反抗，而反抗的方式就是以对“精神的本质”为追求的、面向“真实”的书写本文谓之为余华的“精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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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现实一种》：以血还血的伦理破坏
血缘是家庭关系的基础，个体通过血缘形成家庭进而发展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能行为，而父母同子女间的亲昵也同样如此。在中国，血缘还是封建伦理话语建构的基础），作为人类本能的一种社会化形式，中国传统家族伦理，以血缘为根基，限制、束缚个体的精神的生长空间，进而以限制个体身体自由作为最终目的。事实上“五四”时期对这一话语的解构己经触及身体层面，例如“婚姻自由”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观念，根本上就是一种身体行为。然而这些尚未触及封建伦理话语之根本血缘。自共和国成立至“文革”时期，极端的集体主义虽然使得个人摆脱了这种家庭关系，却又同时将作为生物本能的亲情破坏殆尽。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语境中，余华作品思想的着力点对准了血缘本身。“血”的出现通常以暴力为前提，家庭之血的喷溅既是对旧的道德伦理的嘲讽与反抗，也是对新的社会伦理的诉求。《现实一种》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打破了话语与身体之间的界限。余华跳出了话语层面的纠缠，在虚构中将生物层面上的血液展现在话语层面上的家长和封建家庭面前，并引起人们对话语——本能之间对立关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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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一种》书写了一个家族悲剧，在一个狼狈的家长（祖母）面前，儿孙两代人自下而上麻木地互相杀害，最终以这个家庭中的大儿子山岗被枪毙、解剖、睾丸移植并通过另一个年轻人生下一个儿子为结局。当评论界众多批评聚焦在余华的文体实验以及暴力和死亡之上时，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小说中的家庭主题。事实上，家庭是余华作品一以贯之的书写对象，结合后期创作来看，余华一直都在小说中表现种种家庭模式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的第一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一个少年离开家庭之后的故事，家庭的安全与外部社会的残酷构成鲜明对比。《现实一种》在当时的“反文化”的语境中，很明显是对封建家庭的再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余华作品的“反文化”并不单纯，以“文革”为背景，《现实一种》的批判是双重的，它既是对封建传统家庭伦理的批判，在文本的另一层意蕴中，也是在八十年代中国语境中对人道主义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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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存在主义思想与余华的早期创作
第一节存在主义思想与“死亡”意识的形成
存在主义是直面死亡的哲学。海德格尔说：“日常生活却恰恰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始终以“死”作为长悬心头的思想利剑来打量日常生活也正是存在主义者所理解的日常生活。余华早期作品正是在“日常生活”这个关节上体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的“真实”观建立在对共和国成立至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在表现日常生活的厌倦和不满之上。事实上，这类作品自然也不缺乏对生与死的书写一毕竟这也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于是余华对日常生活“真实”性的要求事实上就落实在对生死本身的表达上，而这种表达注定与之前作品对生与死的表达有所不同。在余华创作之前的“文革”的革命话语和政治话语中，“生死”都围绕着“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般的宏大主题被建构，而余华对生与死的看法其实很简单，“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多活一天是一天……你死了，人生就断了，断了还有什么目标呢？这种生死观是日常生活化的也是极端化的，是极度简单与极度复杂的对立统一，事实上，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死亡无法阐释的真实内涵的表征，余华书写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观点：真正的“生”与“死”只能发生在个人的身体层面，而非话语层面，对“死亡”的无限阐释只会陷入一个存在与虚无的怪圈，或许我们根本无法直面“死亡”的内涵，而只能通过让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余华作品中）不断地发生而去感受它。
“死亡”是余华早期创作的一个重大主题，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处于存在主义思想层面的基础。余华所受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并非直接源于当时被介绍至中国的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而是源于在一种文学思潮所制造的个人印象的间接影响下，自身经验在不自觉中与外国作品阅读的结合。余华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死亡同其儿时记忆中医院里人的生理性和病理性“死亡”相互重叠，这就融入和了作家的创作技巧、成年后的感悟、童年时的记忆以及童年时看待“死亡”的视角。对于余华所阅读到的汪曾祺气卡夫卡、川端康成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而言，每个后来者都会从中汲取到不同的文学养分。在存在主义思想这一点上，可以说余华选择了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选择了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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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语言的“死亡隐喻”及其“反媚俗”
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在2002年授予余华“悬念句子奖”，在对余华的颁奖词中说：余华的中短篇小说将“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反映了自然实体的生存状态……一种存在于宇宙当中的原始经验。”这种说法事实上指出了余华“精神真实”所落实的除去历史和传统文化批判之外的另一个具体地方，指出了余华的小说有一种穿透表象世界，直接抵达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状态的能力。余华是凭借什么才书写出这种原始经验的呢？作为余华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原因在于对“死亡”的书写自然是原因之一，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重要的原始经验之一；此外，为了获得这种原始经验，余华必须摆脱原始经验的对立面，即周遭各种既存话语的影响。事实上，这种“自然实体的生存状态”也是一种无依无靠的生存状态，一种应该在“存在论”上去理解和把握的生存状态。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余华如何在语言层面上达到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书写。本文认为，余华早期创作中，运用语言的“反媚俗”和“死亡隐喻”书写了人的这种存在状态。#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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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实体的生存状态”相对应的是，伴随着大量的感官书写，余华作品中的“死亡”都更倾向于是一种生物性的“自然实体”的死亡。对小说家而言，要真正彻底做到这种“死亡”书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的一个内在悖论在于：“死亡”总是要伴随着故事展开，然而故事由语言编织而成，而小说家所使用的语言是被同时代人所普遍接受的语言，也就必然被烙上时代话语的印记。于是这种书写造成的结果就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体”的死亡只能出现在生物、医学话语之中，因为小说家的语言无法达到“自然实体性”。对于不同的小说家而言，他的时代话语又是不同的，既然余华的书写方向是面向这种“原始经验”，他就必然要以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话语为问题的发出者而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相比较其他小说家，在这个书写方向上，余华的天然优势是他本就拥有一个童年时期所获得的“生物、医学”视角，他所处理的具体的主流时代话语依然是前文所说的启蒙话语和与启蒙话语相伴而生的革命政治话语、封建伦理话语，而他所要做的就是摆脱这种话语的烙印，使语言与“死亡”既在故事层面上，又在“自然实体”层面上统一起来。如果说余华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因为他的语言呈现本身具有“反媚俗”的功能和对“死亡”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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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余华长篇小说的“自传”与“反自传”书写..................112
第一节童年与当下：余华长篇小说中的虚构与真实..................112
第二节相爱与相杀：余华作品中的家庭成员关系..................112
第三节“看”与“被看”模式下的孤独与狂欢..................112
第四章新历史主义观与历史和地理中的自我..................165
第一节新历史主义下的“性”与“情”..................165
第二节幽默与苦难：历史负担的肩任与抛弃..................168
第三节“不确定”的语言：余华身份的落实与虚无..................190
第五章《第七天》：互联网时代的余华创作..................200
第一节《第七天》中的现实与真实..................200
第二节网络之网与批判之绊：余华创作的“真实”危机..................208
第六章作为话语策略的“真实”与“现实”
第一节“真实”与“现实”话语的形成
本节围绕着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的构建，以及“知识一权力”的运作方式，论述了“先锋小说”与“先锋派”等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先锋话语的形成过程，以及余华的小说话语如何融入这一话语、促进这种话语的构建，并最终在这种话语中得到突破的过程。本文认为，先锋小说话语背后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都并不稳固，它迅速形成的背后与批评界的“鼓吹”、文学杂志的支持和作家本人的刻意书写有很大关系。总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因而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它也同主流的社会话语过于疏离，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完全脱节。余华的作品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既利用了这种“知识——权力”的结构，又以自己的方式突破了它，而在他摆脱这种结构的同时，以“真实”和“现实”为核心概念，有关他自己的权力话语也迅速形成。不同的是，这种知识不再是以西方文学和理论为模型的刻板的形式，而是以轻松的故事出现的内涵更加丰富的哲学话题，“知识”被深深地隐藏故事背后，以“真实”和“现实”话语间接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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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