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探寻与传统的回望--叶兆言当代文学小说论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通过探讨叶兆言难以类化的现象，得出“对先锋与传统的双向选择”是其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因素，并沿着这一线索，结合叶兆言的创作经历与文学史背景，以四章十二节的内容，深入分析先锋和传统两大因素在叶兆言创作中的独特表现及其构成的双螺旋结构。同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反拨，力图摆脱局部化、片面化的研究视角，做到由外而内、全面深刻地认识叶兆言的小说创作。

第一章 叶兆言的创作观

第一节 文学渊源：文学世家背景与江南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对人的影响十分重要，叶兆言出身于书香门第，祖辈和父辈是著名的作家、编辑，家庭成员的审美理想、价值选择、行为方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他。当他走出家门，走在江南文化的大氛围里，走在曾经的佳丽之地、帝王之州，那些逝去的时间便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散漫闲适的南方生活、充满历史气息的古老城市、平和朴实的地域民风，无不给他以文学的灵感和启发。相比而言，文学世家背景对他的影响是内部的、直接的、显性的；江南文化对他的影响则是外部的、间接的、隐性的。两者殊途同归，深深影响着他身为作家的文学选择和价值观念。
一、文学世家背景的熏陶
“世家”一词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孟子·滕文公》一文提到，“ (陈)仲子, 齐之世家也。”①这里的“世家”指爵位世代传承的家族。古代的世族大家对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开创世家之体，足以看出世家的分量和地位。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家族伦理为纽带，不断向外延展的人情关系结构之中，家族文化对个体的思维方式、生存心理、生命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文学世家，广义上来讲，是随着社会生产的更新与发展，在大家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分工细化的产物，即出现两代及两代以上的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家庭或家族。②文学世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从家族内部进行文化传导，为中国士阶级输送文人精神观念，从而在世代相传中确保精神基因的稳固。①文学世家培育了一大批文人才子、作家学者，他们不论走入仕途还是隐于书斋，都带有独特的世家印记。
叶兆言生长于典型的文学世家，祖父叶圣陶是著名的编辑家、教育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父亲叶至诚也是一位优秀作家、编剧，虽然创作数量不多，但一生热爱写作、文采斐然；伯父叶至善是著名编辑，毕生执著于少儿科普工作和编辑出版事业，工作极为认真，曾荣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伯乐奖”；姑姑叶至美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英文编辑长达三十多年；堂哥叶三五是一个极具艺术才华却未能成名的青年诗人；女儿叶子无意当作家，但文章才气逼人，曾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中，目前已出版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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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史中的叶兆言：难以归类的异端
所谓文学史，即“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①。通俗地讲，是有关文学（文学思潮、作品、作家、文学现象等）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才开始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发展。关于文学史编写与研究的标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以退化史观为主导，而“五四”以后的学者以进化史观研究文学史。虽然周作人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文学的线性式、进化式发展“只是可以空想的出来，而实际上并没有的”②，但依然无法阻挡进化史观成为主流标准的趋势。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辩证的唯物史观占据主要地位。③建国以来，尤其五六十年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引领下的阶级史观和革命史观成为主流，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多以阶级视角对作品进行批评，宣扬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胜利。“文革”时期，当代文学及其批评标准的发展轨迹跌入“低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制约达到最高峰，文学话语被蒙蔽在伪现实主义之下，彻底沦为“赞歌”、“颂歌”。可以说，自“五四”以来，文学史的书写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始终与新旧文化立场、革命形势、政治话语等外在因素密切关联。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当代文学史面临修改和重建的问题，学界开始对当前文学史的编写进行反思，以往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研究观念开始动摇。文学研究开始从工具论转移到本体论，从一元化转移到多元化。1985 年，唐弢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文章，掀起学界讨论的热潮，当代文学究竟应不应该写史，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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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智型先锋探寻

第一节 文体实验：复合与互文
新时期以来，作家们的文体意识不断增强，文体实验也卓有成效。所谓文体，即文学作品的体裁，暗含着文学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总基调。广义上来讲，小说是一种大文体。本文所分析的是相对狭义的文体，即小说内部的形式格局。西方学者约亨·舒尔特-扎塞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文本体现出来，甚至可以被解释成文本统治的策略。③文体形式对应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和作家的某种世家观，因此，先锋潮流对小说文体的实验无疑是对传统固化思维的挑战。叶兆言早期被称为“技术性作家”①，和他作品中繁复多变的文体有关。他将各种文体融入小说之中，进行大胆地挪用、拼接与改造，散文体、传记体、古典考据体、戏剧体、纪实体、笔记体以及复合体等多种文体交相辉映，成为他表达观点、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手段。
一、跨文体特征
叶兆言的文体意识首先表现在多种文体的复合，即跨文体特征。《花煞》堪称一场“文体狂欢的盛宴”。这部小说共分为三卷，卷一以古典话本的形式，讲述有关“民教之争”的革命事迹，以胡大少为首的梅城民众，因仇恨洋人洋教而开展火烧传教士和教民的革命行动，胡大少被捕入狱以后，江湖兄弟买通狱头为其“度种”，终于留下了胡天和胡地两个儿子，这一段的描写充满通俗意味和民间江湖之气。卷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画面感极强的电影手法，“播放”了土匪头领胡天在与雷旅长、钱都督等势力的激烈较量中成为梅城的主人，最终死于围剿的英雄事迹。第二部分则以“索源体”②的形式，从胡地的死亡及其隆重的葬礼开始，到中年时期的富有和荣耀、再到少年时期的精明能干、儿童时期的饥寒交迫，结尾又回到胡地死亡之前的意识活动，线性的时间有了空间的意味。卷三则以随笔化、散文化的现代派形式，站在西方记者哈莫斯的角度，讲述在梅城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胡天胡地等人物及其事迹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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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叙事结构：枝蔓形态的凸显
结构在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像经脉一样组合和连接着不同的叙事成分。杨义认为，“结构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式”①，即结构不只作为叙事表象存在，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我国古典小说惯以叙事结构暗合“天人之道”的传统，如《水浒传》以第一回作为总结构，以洪太尉误放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暗合“天之道”的预示；同时以高俅掌权迫害平民百姓，对应“人之道”的丧失，两者显示了天人之道的文化构型及其整齐有序的叙事手段。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先锋文学以其极端化的形式实验彻底打破了结构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以碎片化的形式消解结构背后的传统文化隐喻，彰显着极端的叛逆精神。虽然极端化的形式实验代表着挑战传统话语霸权的决心和解构现有文学秩序的信念，但当小说文本被彻底打乱，变得面目全非之时，无疑会走向“非小说化”的自我毁灭之路，因此，盲目的极端是没有出路的。而叶兆言的叙事结构没有一味地走向极端，他以枝蔓式叙事结构连贯全文，使故事游离于叙事中心以外，既颠覆了传统惯性的写作观念，又保持了小说的本色与韵味。
一、表层叙述：枝蔓式叙事结构
枝蔓式叙事结构是叶兆言小说创作的特色。叶兆言从小生活在谦谨有礼的书香门第与温柔儒雅的江南文化之中，养成了闲适散漫、不争名利的生活态度。这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中，他从来不列写作提纲②，常常恣意挥洒，即兴发挥。没有了预设性、框架化的主题限定，他笔下的故事像生长的植物，呈现出自由的生命形态，其叙事结构以枝蔓式的状态四处生长。比如《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作者本来想创作一部纪实体小说，将 1937 年发生于南京的历史事件进行汇编，结果却衍生成一个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①因为他的创作从起笔的那一刻，便有了自觉的生命力量。叶兆言常以一个故事为主线，牵引出众多人物事件，然后心血来潮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高谈阔论，丝毫不关心“离题”多远，形成了“去中心化”结构。然而，叶兆言对小说主线的创作态度是背离而不是抛弃，故事主线虽然失去了主体性地位，但其故事性依然存在。《日本鬼子来了》以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展开，一条是“我”对作家方之的回忆，另一条则是关于日本鬼子的三个故事。但作者在整合叙述线索、结构全文时，极为随意，行文如洒到地上的水一样，随意流淌。该篇小说开头以“我”要写文章纪念作家方之展开，大谈方之生平的不幸。#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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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另类的传统回望........................ 40
第一节 历史：“正史”之下的抒情传统.......................... 41
第二节 爱情：“才子佳人”背后的性爱观...................... 45
第三节 世俗：日常风景的现实情怀............... 50
第四章 先锋与传统的整合：双螺旋结构式关系.......................... 56
第一节 内蕴：双螺旋结构与时代语境........................... 56
第二节 价值：双螺旋结构意义的彰显..................... 62
第三节 局限：为何不“火”？...................... 65

第四章 先锋与传统的整合：双螺旋结构式关系

第一节 内蕴：双螺旋结构与时代语境
叶兆言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学意识和独特文学感悟的作家，他在“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上有着极为理智而成熟的见解。与其文学创作的时代语境有关，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学对叶兆言的影响要早于传统文学，甚至承担了创作启蒙的作用。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行文化专制和思想桎梏，“读书无用论”的观点盛行一时，许多作家被剥夺了创作和阅读的权利。而此时的叶兆言得益于文学世家背景的荫庇，不但未受到“文革”浪潮的影响，而且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小说，意识流、黑色幽默、元叙述、后现代风格、零度叙事等先锋写作技巧成为他最早认识小说的窗户。难怪他谈到，“我想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①而对传统文学的学习和接触，是在 1978 年考入大学以后的事，大学三年级叶兆言才开始阅读《红楼梦》，并跟陈瘦竹②老先生学习古文，研究生期间埋头研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中断现象。由于叶兆言较早接触西方文学，西方文学写作对他有着先入为主的影响。经历了中西方文学的熏染，叶兆言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创作观。其作品形式富于变化、题材驳杂包容，既有着对先锋精神的探寻，又有着对传统文化、传统题材的回望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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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