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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传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陈世骧、王德威、陈国球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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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9082009141419226
  • 日期:2019-07-03
  • 来源:上海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分为三个部分,讨论海外中国抒情传统论之谱系及其发生和王德威、陈国球等人持续论述该传统的努力。

第一章   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之谱系及其发生

第一节  中国抒情传统论之谱系(上): 从《抒情的境界》到《抒情中国论》
自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提出“中国抒情传统”以来,有关抒情传统的研究文献日益复杂繁复。在新世纪初年,高友工又出之以长文《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继续阐释抒情传统的边界与内涵,重申抒情美典。如果这两位学者及其一脉的研究还局限在古典文学研究,那么王德威的《“有情”的历史》一文将视域转向现代文学。抒情传统面临内部的自省与外部的反思,在批评与反思的种种经验中,抒情传统论者的身份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抒情传统论者是否可归为一流派,或者是一地域的团体的指称?抒情传统论者的理论来源为何,是否是内部各学者相互遵守的?他们之间的共同与差异在什么地方?是否能将其笼统地称之为“抒情传统论者”?
在这诸多问题中,引人关注的是:抒情的主体为何?这个问题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在书写、讨论抒情传统论者的学者、作家、诗人中,何者应被列入抒情传统论者的谱系之中;其二是抒情传统论者讨论的对象有何转移,学术转移的原因及结果又为何。抒情传统论者如何确定主体身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诚如陈国球指出的抒情传统论述与泰勒(Charles Tylor)的追寻“自我”相拟①,那么“抒情传统”的论述谱系研究就应该得到梳理,以更好地包含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由此,我们提出“三代六群二系说”②。“三代六群二系”中涉及到的人物是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为各抒情传统论者自认、他认或追认的对中国“抒情传统”论述有创见的作家、诗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依据了以下四种著作:(一)蔡英俊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编一:抒情的境界》(以下省称《抒情的境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二)柯庆明、萧驰主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集》(以下省称《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三)陈国球、王德威主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下省称《抒情之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四)陈国球:《抒情中国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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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抒情传统论之谱系(下):“三代六群二系”说
只要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和《抒情之现代性》二文集的《导言》、《引言》、《导论》,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论述标准有严格与宽松的区分。我们若依照上文的论述与去取,那么吕兴昌、吴壁雍、曹淑娟、张火庆、林顺聪五人是不应当算在里面的。因而本文不把这五人列为抒情传统论者之代表人物。如此,则抒情传统论者仅有二十二人。《抒情的境界》既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学者熟知,其中可资利用的内容还是值得进行研究的,比如三书对入选学者、作家、诗人所持有的标准,以此就能呈现出抒情传统论四十余年的发展与衍变。
1983 年出版的《抒情的境界》之《导言》中,蔡英俊描述了其对文学的执念,不下于夏志清笔下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他“单纯的相信:文学作品所描摹的不是生活中散乱不连属的片段,而是一种深邃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文学作品所彰显的也不是一个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或思想的特质,而是生命整体的力动过程。”①强调文本自身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甚至复杂性,可说是新批评的功劳。文学理论研究者杨东的著作中对此派有简要的概述,“新批评是 20 世纪前期美国最重要的批评流派。它主要活跃于 30 年代至 50 年代,一度曾主宰了美国的大学课堂和文学批评界。”②新批评强调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忽略文本的外在条件对文学构成的影响,以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为中坚人物,这份名单还可以包括更多的文学研究者,燕卜荪也在其内。在文章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新批评在抒情传统论述中的地位。事实上,新批评的论述同时也构成了抒情传统论述的理论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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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压抑的抒情传统:王德威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

第一节  引言
抒情传统论述内蕴了古典与现代的纠葛、缠绕甚或辩证,其自身构成了一独具阐释能力的理论。从陈世骧提出“中国文学的道统是一种抒情的道统”①,到高友工孜孜不倦地探寻古典文学和文化的“抒情美典”,再到王德威将现代性引入抒情传统论述之中,在在引人侧目。当此之际,传统与现代理论的界限已然打开,古典与现代的畛域不在分明,反倒引起了论者的悠悠对话,使得两岸四地的研究者心摹手追,一探究竟。林顺夫、孙康宜之文类研究,是高友工思想在北美之重要实践者,而台湾蔡英俊、张淑香、吕正惠、柯庆明、龚鹏程等人之各具特色的追寻亦继承了高之论理特点。相较之下,新加坡萧驰的诗与禅境研究呼应台湾学者(上接陈、高)的论述,而香港陈国球的地域视野又为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增加了又一面向。抒情传统之内容及其形式,方法与视野,皆为陈世骧以下之薪火,以传诸中国大陆。
现代中国抒情传统之论述,不乏海内传人,从现代新诗研究到古代诗论钩沉,从浪漫主义的再探到先锋文学的考察,都在此论述之下别具新意。而其谱系与源流,已如上所述。我使用了“三代六群二系”来描述该学派之传承。“传承”二字,内含吊诡,或为接续,或为辩驳。这里不拟对第一章的内容重复,仅提及其涉及到的重要的结论:(一)从时间上看,抒情传统论述已历三代,肇自十九世纪末;(二)从内容,即研究对象上论,该传统从早期以抒情诗为对象一变为现代性下的主体研究;(三)就论述的地域范围来来说,两岸四地均有涉及,四地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马;(四)陈世骧作为抒情传统论的首倡者,其治学经历包含了古典与现代的面向,这为我们研究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因而我们得出最后的结论;(五)该传统不仅包括“诗言志”的传统,还应该对“骚言志”②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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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压抑的抒情传统
王德威著述丰富,对其文章之评价、文才之辩难,所在多有。下文也将有较为详细的评介。唯学界对其行状,则语焉未详,故再赘数语,以资备考。王上世纪七十年代自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半因颜元叔之关系,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学习,1978 年获得硕士学位,1982 年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在威斯康星大学学期间,师从 Arthur Kunst(1934—)博士,Arthur Kunst 于 1969 年出版了《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一书①。取得博士学位后,王德威返回台湾,于 1982-1986 年在台湾大学任教。1985 年王德威在其美国老师的指点下取得哈佛大学的一项目,但项目延迟。1986 年哈佛再次找到王德威,而彼时王在台湾,无法前往。恰张光直在台,面试就由张主动承担了。从 1986 年起,王德威在哈佛做助理教授,直到 1990 年。在其任助理教授期间,王德威在一场会议上遇到夏志清。夏后来邀请王德威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已于 1961 年出版其著名小说史研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到九十年代,已奠定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家的地位。从 1990 年开始,王德威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到2004 年到哈佛大学。
当王德威发思古之幽情而评价历史的际遇与偶然时,他大概也没有想到其学术经历也可当做一传奇来看。不过因为体例需要,这里无法详论其个人经历,我们将聚焦王德威的学术思想。王德威的博士论文《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是其预流①国际学术的见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英文版初版于 1992 年,而它的中文简体字版,则要等到 2011 年,才与读者见面。②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王德威的这部著作开启了其写作的诸多可能性。他也坦言其对文学、历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诉求,是吸引他研究的“一个方向”。无论是对茅盾的左翼脉络的清理,还是对老舍写实风格与现实的对应而借用“情感结构”,还是对沈从文的探讨,都延伸到而了其当下的学术研究。③在其抒情传统的体系之下,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议题。#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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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迷香港:陈国球的文学研究 ........................... 52
第一节  引言 ..................... 52
第二节  语言与结构 .................... 54
第三节  诗心·文心与史心 ........ 57

第三章   情迷香港:陈国球的文学研究

第一节  引言
“香港文学”之研究,部分得益于政治的演变。学术界正式有史论性著作讨论香港的文学情况,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香港文学史”得以专著的形式面世。其后,“香港文学史”这一类的著作经历了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与此同为发展的是“台湾文学”的书写。由此而知该时期文学史书写受到政治变化影响较大,在意识形态的交互激荡中,文学与政治或妥协,或变相论争。而此时期香港的变化,1984 年中英签订的联合声明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大陆结束“文革”,也激起了有识之士对香港文学的关注。
在“香港文学史”的诸多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何为“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主体及其叙述方式、资料去取都成为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以另一种方式表达:香港文学如何进行叙述成了萦绕在研究者的著作中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香港作为一个港口城市,1949 年之前或后的“南来文人”是否入文学史的书写关系到文学或知识的传统。以至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小思(卢玮銮)有香港文学“短期内不宜编写文学史”的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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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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