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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70后女性文学写作中的日常化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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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9061020341518995
  • 日期:2019-05-10
  • 来源:上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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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 70 后女性作家的日常叙事资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力图阐释新世纪之后当代日常生活的文化景观,挖掘在少年、青春期、成年期间的撕裂与疼痛,思考个体在城市与乡土之间往复、流转的关系,进而窥探 70 后女性作家日常写作的独特的文学价值。

第一章    重建日常生活合法性的叙事选择

第一节  代际视野下的 70 后女作家
女性在传统伦理中角色一直被定义为“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等级森严的伦理结构和完整不透风的家庭是她们生存的全部图景,直到五四运动开始,女性作家“人”的身份才开始觉醒。凌叔华和庐隐在爱情中分辨和觉察,陈衡哲在哲学思考中发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声音。三四十年代的国内革命加剧了国家命运的迷惘,同时也促进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丁玲在革命区遭受到了男性传统观念的歧视,使她对“妇女”一词发出了痛苦的历史诘问。女作家们在不同时代的境况下,都坚持的去完成对历史的追问,即使在十七年内,她们也努力的在被遮蔽的时代话语下寻找女性的声音。八十年代女性主体意识在十七年文学断裂后达到了空前的崛起,女作家们不仅将长期被禁锢的女性情感释放,更将五四“人”的精神延续,谌容、张洁、王安忆、方方等女作家都在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中叩问女性价值何在,女性性别意义越来越被重视,直到身体写作的出现,将女性性别主体地位的追寻带入高峰。
身体写作不仅仅成为女性性别意识独立的标志,同时迎合了市场经济大众化需求,反映了九十年代的物质与精神反差。九十年代末出场的新人——70 后卫慧、棉棉、九丹开始延续陈染、林白个人主义的写作模式。在文学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下,迅速登上文坛。卫慧、棉棉所代表的“70 后”概念也被各大期刊争相推出,但是 70 后最早的概念并非来源于卫慧,而是来自于诗人群。1996 年陈卫、楚尘在南京编印的《黑蓝》民刊第一次提出了“70 年代出生的写作人聚集地”,并在封面用“70 后”的字眼吸引了读者的关注,70 后也是从这里开始被不断延伸和发展的。陈卫在《发刊七言》中呼吁了民间 70 后年轻人积极的投入文学创作,并渴望出现自己的大师。出生于 1973 年的陈卫认为,他们这代人成长于以文学和诗歌著称的八十年代,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时兴的思潮。因此对于写作,他说:“我们追求它的模糊性和模糊性下的互义性;我们追求语言的本体,更追求语言的精致和探索创新,会借鉴当时西方已经使用过的手法,有时甚至会写出不完整的句子。”以《黑蓝》为起点,“70 后”开始出现在各个大小的刊物上,并渐渐获得了市场的青睐。《小说界》在 1996 年第 3 期推出了“七十年代以后”栏目,《芙蓉》在 1997 年第 8 期推出“七十年代人”,《人民文学》也在 1998年开设“本期小说新人”栏目,栏目推出了部分 70 后作家作品。在 1999 年改刊后又在第 4 期隆重推出了“重塑七十年代以后”专栏。以及四大刊物《作家》、《山花》、《钟山》、《大家》在 1995—1997 年还开设了“联网四重奏”栏目,推出了 37 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作家》在 1998 年第 7 期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并在之后以配发照片的方式创造了“美女作家”的概念。卫慧、棉棉、周洁茹等人迅速的以“美女作家”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而同时,其他被“美女作家”所遮蔽的女性作家身份也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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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个人经验到社会性别视野
自五四时代开始,女作家们就开始为摆脱隶属于附庸地位的“女性”作出努力。她们尝试着以女性视角介入公共生活,在“人”的基础上对男权社会作出解构,努力的彰显着女性意识。但是直到八十年代,女作家才开始对女性本体的性别进行着寻找与探视,探视着女性性别的差异性与主体性。她们在与男性同构的“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体察女性的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逐渐从“父亲”转为“丈夫/男性”。女诗人翟永明 80 年代中期《女人组诗》与 《黑夜意识》的发表,标志着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她们认可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性别特质。在《女人组诗》的序言中,翟永明呼唤着女性的力量,她认为她们“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这强有力的自我性别认可也为90 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供了借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女性多了更多的女性独立和自豪感,女性的现代性已经与社会的现代性走向一致。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自己的天空》、《黑森林》的女主人公有主见,有个性,对生活有热切的追求。这些女性即使面对离婚、非议、孤独,她们的眼里依然有“你不可改变我”的坚定,已经不再是“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性”的绝望。九十年代的陈染、林白一方面传承着独立女性对男权压制的抗衡,另一方面也在女性的性别体认上对隐蔽的自我表示认可,也是在此基础上她们开始试图传达女性的内部世界。
60 后的陈染和林白通过《私人生活》与《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身体描写,构建出了未被关注过的女性内部世界,倪拗拗和多米用身体作为连接自己与男权社会的桥梁。陈染通过倪拗拗与父亲、班主任、尹南的关系,书写以女性生命体验为中心的身体话语,男性成为她们身体以外的客体存在。陈染和林白都将女主人公放置于自己的“房间”内,排除其他关系,女性在自己的“房间”内重新感受自己的身体与女性经验。多米同样将男性视为客体,虽然依附意识依然存在,但是在看清爱恨深渊的现实之后,她在自我探索和寻找之上选择归属。她们甚至还在同性关系上寻找女性彼此的认同,她们通过对彼此身体上的迷恋坚定自己强烈的性别立场。陈染和林白对男性的漠视其实是她们对千古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话语的深刻反思。自古以来,男性中心话语都将女性的身体作为生育、欲望、性的载体,他们剥夺了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性别立场。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说:“灯一黑,墙就变得厚厚的,谁也看不见了。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把手变成鱼,鱼在滑动,鸟在飞......”,重新感受自己的身体是她们回归个人存在的方式。90 年代开始于“个人化”写作的女作家们想通过身体来唤醒生命深处的、与生俱来的女性性别意识,以此来完成与男权世界的疏离与反抗。她们的出现是女性性别意识由外部世界向内部世界转向的标志,同时也是女性自觉的性别意识由无意识场景到有意识建构的佐证,女作家们以“身体”为界限呼吁女性完整独立的人格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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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时间”之流中的女性成长与性别经验

第一节  少年记忆的重构
社会和经济的转型直接导致了中国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变迁,在 70 后成长的家庭构造中,家庭已不再是结构森严和核心父母把控的围城,它趋向于更加的流动、简单、独立。人们为了追赶上城镇化的进程,人口的流动成为必然,家庭中的核心力量——父亲与母亲被迫或是主动的承担为了家庭而出走的使命,但这种付出型的使命却使内在的亲密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 70 后女作家在文本中频频出现回忆童年自传式的书写,父亲的缺失,家庭中核心力量的不在,使得魏微、鲁敏等人生命中自小就萌生出了无处依靠的流浪感。即使表面上生活在较为完整的家庭结构中,但是孤独的童年、成长的疼痛、核心依靠的不在场,却使其一生都想要追逐安全感,寻找“我是谁”因此显得那么重要。
一、  寻找丢失的父爱
魏微的童年与大多数隔代家庭一样,有几年的时间与爷爷奶奶过着幸福而枯燥的生活。“微湖闸”不仅仅是魏微的温存时光,也是每个曾在日常点滴生活中感受过柔情的人的记忆归宿。魏微在《一个人的微湖闸》中,鲜有父母字样的表达,但是在这段与父母隔绝的岁月中,魏微却过的格外幸福。因为父母的不在身边,使得小惠子对爱有那样的灵敏感应,对爷爷奶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于心。魏微用最平实的语言叙述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过的日子,爷爷的饭后读报、奶奶的娴熟针线活、闲时去杨婶家的串门、女人们之间聊不完的家长里短……微湖闸的日常充满平静、坦荡与自足。小惠子一切的快乐、疼痛,都曾短暂的与小城的爷爷奶奶关系密切。小惠子在他们之间自由的穿梭,并体味来自隔代满是宠溺的爱,来填补与父母之间的亏空。她可以与他们肆意的开“不正经”的玩笑,也不必担心这其中的温情流失,“因为爷爷和父母是不一样的。爷爷在我身上没有留下伤痕。他爱我,从不歇斯底里。他不折磨我。”在魏微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成年的她回忆少年的她,犹如自己的两面镜子在对照,她不断的回望,似乎是在寻找什么,确认什么。爷爷奶奶所创造的精神园地是魏微内心深处理想的“父亲”框架,即使步入成年,父亲陪伴的缺失依然是魏微心中的沟渠,难以跨越。#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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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青春欲望的隐匿生长
在埃里克森的成长八阶段理论中,提出了青春时期将会出现“认同危机”,即对于认同的同一性与混乱性。当个体成长的需要与普遍时代下的共性需要无法达成一致时,个体就会在需要与要求之间产生某种一致与混乱的拉扯。当统一的标准在个体身上失去吸引力量时,个体就会在被缚与反抗之间寻找一个力量来供自己补给养料。这种失衡在青春时期显得就尤为明显,前所未有的力量---欲望,也正缓缓而生。青春的定义虽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在个体上呈现了相当一致的共性:身体的性发育、心灵的敏感化、情感的蠢蠢欲动、正义理想的激情化以及个体在整体中的失衡性等。《青春之歌》的林道静正是典型的青春女性欲望代表,三个男人的存在实质是她追寻欲望投射的客体,林道静热烈、主动,有从女性经验出发的主观判断。虽然 70 后日常女作家的青春书写中女性少有太过张扬与强烈的林道静式诉求,但是其不动声色的成长中却有着和林道静们一样的内核,即缺乏,因为“缺乏”所以追寻。
与卫慧、棉棉的青春“尖叫”不同,70 后日常女作家的青春看起来乖巧、腼腆、似乎还很不起眼。她们的青春事实上也在悸动中疼痛过、反抗过,只不过这个声音只有自己听得到。鲁敏在回忆青春期时说:“总觉得自己没有青春期。就算有,一个字即可以概括:闷。”表达情感与吐露心事不是她们强项,她们眼中尖锐的疼痛终究也只是疼痛,不仅不会对文化秩序构成威胁,反而更是在加固着根基的力量。所以,这其中的苦楚大多被她们自己消化,最后回头看看欲望,也只是在隐匿的飞翔。70 后不再像前辈一样,站在青春的门槛上拒绝下来,而是承认丧失、缺席、苦楚,并接受,成为成人中的一员。70 后对待青春的态度自然也要少了一些激情、愤怒与火药味,她们要和缓的多、成熟的多也冷漠的多。因此,她们对情欲的表达也蕴含着更多的深意。她们一方面赋予情欲以生命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自然地把“情”和“性”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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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空间”流转下的日常疼痛与现实关怀 ....................... 37
第一节  城市的“暗疾”与向往 ........................... 37
一、“偷窥”———自我精神的认同危机........................... 38
二、“暗疾”丛生的都市生存困境....................... 40
第四章  日常生活叙事的意义及其问题 .......................... 50
第一节  向日常生活的“规训” .......................... 51
第二节  温暖日常叙事的人文关怀 ...................... 53
第三节  缺乏历史感的书写.................................. 56

第四章 日常生活叙事的意义及其问题

第一节  向日常生活的“规训”
70 后女作家在文学界出场的时候,就不是带有以往“精英”形象出现的,人们无法忘却她们浓郁的物质味道。物质也好,个人主义也罢,都不能掩盖历史的衍变,历史的推进论是 70 后必须回归内向的内在原因,70 后日常女作家的写作本身就带有被历史“规训”的焦虑,她们跟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又继承于来自于父母、家族中扎实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流。因此,70 后集体如何在两种异质间实现话语独立,是一场极为艰巨的挑战。尽管卫慧、棉棉试图跳出带有精英的批判意识,想另辟新径证明个体超越于现实的价值,但这种极端的自由反而越发陷于现实的拘泥。集体回归内在,关注于日常生活,成为 70 日常女作家对现实恰当、合适的表达。她们无意超越与挑战,也没有冒犯文学体制的欲望,集中将个体置于日常生活中,又返回个体生命体验,使得她们与公共场域产生了某种暧昧与模糊的关系。融合与疏离的周旋,也是 70 后日常女作家们个体与公共场域之间进退两难的关系。
面对进退两难的处境,她们选择回归传统,归顺于日常,沉湎于“平淡”。她们看上去沉稳、妥当、合适,前代人先锋味十足的抵抗在 70 后身上显得尤为不适。日常生活在 70 后眼中不是异质性的,甚至她们没有将日常生活作为有异于个体的公共存在,她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个体性与无他性。正如吴亮对此的评判:“我们没有看到足够的生活实景,但我们却看到了足够的写作者状态”。虽然魏微、戴来、黄咏梅、朱文颖、鲁敏、乔叶、付秀莹等人呈现了迥异的当代人生活实景,但在脉络上,都是向传统与日常的归顺。70 后日常女作家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中探寻“根”的存在,她们执着于安全感和归属感,在她们的作品中甚至可以品察到她们对主旋律的向往和对传统的强大好奇心。但是这种执着的回归,也不失为是一种对时代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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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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