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新移民作家的哈金及其文学记忆
第一节 新移民作家及其跨文化身份
“移民”一词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周礼·秋官》中记载“若邦凶荒，则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文献中的“移民”常以动词出现，主要指迁移人口。在“移民”的现代解读上，学者在辨析与界定词义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观点。②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表示“移民”需要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③范玉春在《移民与中国文化》中认为“移民”首先需要有“长距离”作为地理基础，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④就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新移民”而言，移民动机往往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机会，定居或落户都不再成为移民的最终目标，因此，在这部分移民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的“再移民现象”。
“移民”一词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周礼·秋官》中记载“若邦凶荒，则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文献中的“移民”常以动词出现，主要指迁移人口。在“移民”的现代解读上，学者在辨析与界定词义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观点。②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表示“移民”需要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③范玉春在《移民与中国文化》中认为“移民”首先需要有“长距离”作为地理基础，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④就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新移民”而言，移民动机往往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机会，定居或落户都不再成为移民的最终目标，因此，在这部分移民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的“再移民现象”。
移民文学一般是指海外作家描写、再现生活的现实，书写华人移民的历史，这些作品都被认为是移民文学的内容。移民作家是移民文学的创作主体，在身份上属于移民，在代际分割上存在第一代移民直至第五代移民等。在本文中，移民作家不仅包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移民海外的新移民作家，还包括通常所说的移民的后代，即华裔作家。因此，移民作家的内涵更为广泛，包括三次移民文学浪潮中进行文学创作的华人作家。移民作家不仅包括以中文进行创作的作家，还包括以哈金、高行健、裘小龙为代表的以非中文进行创作的华人作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离开母国、迁徙海外的新移民作家是移民作家群体的一支新秀，在创作活动中新移民作家不仅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描述华人移民海外的历程，还以中国社会为书写中心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一、新移民作家的原乡记忆与新移民文学
就移民作家的分类而言，这一群体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以黄运基、老南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华侨作家，这些作家大多活跃于华人集中的文化团体，作品大都以人生经历为叙事内容，在艺术风格上极力突出异域风情；其次是以白先勇、赵淑侠、聂华苓为代表的留学生作家，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叶远赴海外各国，作品主要以学贯中西为艺术特色，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突出表达对前现代语境中诗性中国形象的怀念与追溯；第三类是以高行健、哈金、严歌苓、北岛等新移民作家为代表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后期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移民海外，他们大都在国内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化素质。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移民作家群中存在不少以非中文进行创作的作家，如以英文小说作品见长的哈金、裘小龙，从事英文诗歌写作的欧阳昱，创作法语戏剧作品的高行健，擅长法语诗歌与小说写作的程抱一等。①与早期的移民作家不同，不少新移民作家在移民地都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哈金以《等待》一作夺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高行健更是在法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些海外作家在异域书写的中华角色形象已经留在了华人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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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移民小说与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写作
思考新移民小说与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写作，就要联系到作家的故国书写与其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对故国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一直都是美华作家研究中的关键命题，这一问题有别于美国其他的少数族裔文化研究主题，中国移民的书写中心往往是“中国”而非美国，这与欧洲移民以新世界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并不一样。实际上，虽然同是少数族裔，华人族裔与非洲裔美国人在表现故国的生活经历与文化上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而言，移民他国的时间与其受到母文化的影响大小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同时，母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相异性与其受到母文化的影响大小也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简言之，移民居住在美的时间越少，越可能表现出对母国文化强烈的亲和特征；母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相异性越大，则越可能表现出对于母文化的亲和。有些学者因此将作家对于母国的原乡记忆视为母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评价内容，具有原乡记忆的作者普遍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有较长的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文本中表现中国的方式主要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加以实现。
第三章 互文性体现：哈金小说作品的文本理论研究 ....................... 95一、新移民作家的原乡记忆与新移民文学
就移民作家的分类而言，这一群体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以黄运基、老南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华侨作家，这些作家大多活跃于华人集中的文化团体，作品大都以人生经历为叙事内容，在艺术风格上极力突出异域风情；其次是以白先勇、赵淑侠、聂华苓为代表的留学生作家，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叶远赴海外各国，作品主要以学贯中西为艺术特色，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突出表达对前现代语境中诗性中国形象的怀念与追溯；第三类是以高行健、哈金、严歌苓、北岛等新移民作家为代表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后期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移民海外，他们大都在国内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化素质。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移民作家群中存在不少以非中文进行创作的作家，如以英文小说作品见长的哈金、裘小龙，从事英文诗歌写作的欧阳昱，创作法语戏剧作品的高行健，擅长法语诗歌与小说写作的程抱一等。①与早期的移民作家不同，不少新移民作家在移民地都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哈金以《等待》一作夺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高行健更是在法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些海外作家在异域书写的中华角色形象已经留在了华人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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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移民小说与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写作
思考新移民小说与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写作，就要联系到作家的故国书写与其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对故国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一直都是美华作家研究中的关键命题，这一问题有别于美国其他的少数族裔文化研究主题，中国移民的书写中心往往是“中国”而非美国，这与欧洲移民以新世界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并不一样。实际上，虽然同是少数族裔，华人族裔与非洲裔美国人在表现故国的生活经历与文化上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而言，移民他国的时间与其受到母文化的影响大小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同时，母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相异性与其受到母文化的影响大小也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简言之，移民居住在美的时间越少，越可能表现出对母国文化强烈的亲和特征；母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相异性越大，则越可能表现出对于母文化的亲和。有些学者因此将作家对于母国的原乡记忆视为母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评价内容，具有原乡记忆的作者普遍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有较长的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文本中表现中国的方式主要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加以实现。
原乡记忆是研究移民作家与新移民作家的重要内容，以哈金为例，他所擅长的“印象叙事”或“记忆叙事”都往往以个人记忆为素材，以当事人的身份描述一段来自经验的社会现实或历史。一般来说，原乡记忆是指“母语为汉语，成年后移民到他国的华人写作者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及作品中传达的中国形象。”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历史的叙述方式受到文化认同的影响，作家以另一种文化的视角与眼光重新梳理个人经验，原乡记忆同时还特别重视读者的因素。这种观点涉及了四个不同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了语言形式、主题、作者与叙述者，
这些要素一旦能够同时满足，这则作品就可以被认为属于自传的体裁。
哈金在作品《移民作家》（The Wirter as Migrant）中就对移民有关故乡的记忆进行了描写，并认为有关“故乡”（homeland）的叙事内容常常是作品获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关键要素.
“Still, unlike Odysseus who restored his household and regained the kingship of his city-state, Solzhenitsyn had a rough time in his homeland. His patriotic views, mingled with Orthodox Christianity, fell on deaf ears, as his political books—Russia in Collapse (1998) and Two Hundred Years Together (2001)—were coldly received, and he was considered a has-been, out of touch with Russian realty.”①
尽管如此，不像奥德修斯最终重建家园，并重获了他的城邦王权，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祖国度过了艰难的时光。索尔仁尼琴那些糅合了东正教思想的爱国主义观点被置若罔闻，那些有关时政的书籍受到当局冷落（俄罗斯联邦于 1998 年陷入解体并于 2001 年得到重组），他被认为是一个已经被俄罗斯淘汰出局的人。（论文作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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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翻译式写作：哈金小说作品的文本结构分析
第一节 感知的具象：二语写作的翻译式风格与后殖民主义
考察哈金在创作媒介使用上的“匠心”，需要回到翻译理论中，梳理出可能的文本分析路径。在翻译学理论中，“原语”与“源语”的辨析成为阐释文本“译出语”与“始发语”的哲学论题，并在后续的自译、转译、回译与变译等翻译活动的解释中发挥着观念指导的作用。“原语”是指“原作者传递信息所用的语言”，是一种“最初的、开始的、未加工的”语言；“源语”则表现为“译出语”。对以源语呈现的文本进行分析需要理解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厘清“源语——原语——译语”的三者关系。
以作品《在红旗下》（Under the Red Flag Stories）中哈金以特定的历史情境为框架铺展叙事内容，对于某些时代感极强的政治词汇哈金就选择了“意译”，例如“现行反革命”被翻译为“Current Counterrevolutionary”。就“现行反革命”的本意而言，它是与“历史反革命”相对的一个概念，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选择以“Current”译称“现行”之意。
“In the storm of slogans Li was taken to the front and was made to wear a placard that carried the large words in black ink: ‘Current Counterrevolutionary.’”
在文革宣传的风暴中，李万被押解上前，胸前挂着一张标语牌，上面用黑色的墨水写着：“现行反革命”。（论文作者译）
在哈金的文学实践中，这类作品的创作需要能够从作者二语写作的思想路径出发，借助文本分析对作家的思想情感进行分析。因此，文本的依据成为了捕获和呈现这一思想过程的唯一例证，成为了解释翻译写作过程细节的可靠证据。在跨文化语境下分析哈金小说的写作，不可避免地涉及其跨语言交流的技术特征。典型的翻译涉及双语，基本的写作则立足于作者的独创性，在哈金的小说作品中双语间的转译与回译客观存在并影响了读者的会意。
小说创作依赖艺术增强文学叙事的粘性，也受益于其源自作者书写的真实性与客观原则。以《新郎》（The Bridegroom Stories）为例，哈金小说的叙事视角在小说集中主要观照了 20 世纪 70 年代生活于木基市的各色人物，以角色塑造为切口展开了包括“文革”“改革开放”等时代记忆的历史叙事。其中选入短篇小说集《新郎》的《活着》（Alive）一篇就将读者拉回到“唐山大地震”的故事中去，作家将地震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苦难进行了细致地描写和刻画，同时还将个人的经历反问那个时代各项制度的不合理之处。#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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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思的策略：母语迁移与哈金小说作品中的字眼、词块与章篇
一般认为在第二语言的习得中普遍存在母语迁移的现象，并且因母语规则与目标语规则相互调适的问题，这种迁移可被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这种观念衍生出两个方面的讨论，即语言的共同性与标记性问题，并设计标准对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语法与周边语法进行评价。在哈金的写作生涯中，其运用汉语进行的写作与利用英语进行的文学书写都占据相当的比例：就语言而言，来自汉语的母语知识与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在语法规则上存在着冲突；就文化而言，在中国生活数十载的哈金在对中国和美国的感性认识上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语言使用层面的母语迁移势必是某种语言使用思维的反映，是作家所持文化价值取向的实体具象。
哈金在作品《移民作家》（The Wirter as Migrant）中就对移民有关故乡的记忆进行了描写，并认为有关“故乡”（homeland）的叙事内容常常是作品获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关键要素.
“Still, unlike Odysseus who restored his household and regained the kingship of his city-state, Solzhenitsyn had a rough time in his homeland. His patriotic views, mingled with Orthodox Christianity, fell on deaf ears, as his political books—Russia in Collapse (1998) and Two Hundred Years Together (2001)—were coldly received, and he was considered a has-been, out of touch with Russian realty.”①
尽管如此，不像奥德修斯最终重建家园，并重获了他的城邦王权，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祖国度过了艰难的时光。索尔仁尼琴那些糅合了东正教思想的爱国主义观点被置若罔闻，那些有关时政的书籍受到当局冷落（俄罗斯联邦于 1998 年陷入解体并于 2001 年得到重组），他被认为是一个已经被俄罗斯淘汰出局的人。（论文作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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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翻译式写作：哈金小说作品的文本结构分析
第一节 感知的具象：二语写作的翻译式风格与后殖民主义
考察哈金在创作媒介使用上的“匠心”，需要回到翻译理论中，梳理出可能的文本分析路径。在翻译学理论中，“原语”与“源语”的辨析成为阐释文本“译出语”与“始发语”的哲学论题，并在后续的自译、转译、回译与变译等翻译活动的解释中发挥着观念指导的作用。“原语”是指“原作者传递信息所用的语言”，是一种“最初的、开始的、未加工的”语言；“源语”则表现为“译出语”。对以源语呈现的文本进行分析需要理解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厘清“源语——原语——译语”的三者关系。
以作品《在红旗下》（Under the Red Flag Stories）中哈金以特定的历史情境为框架铺展叙事内容，对于某些时代感极强的政治词汇哈金就选择了“意译”，例如“现行反革命”被翻译为“Current Counterrevolutionary”。就“现行反革命”的本意而言，它是与“历史反革命”相对的一个概念，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选择以“Current”译称“现行”之意。
“In the storm of slogans Li was taken to the front and was made to wear a placard that carried the large words in black ink: ‘Current Counterrevolutionary.’”
在文革宣传的风暴中，李万被押解上前，胸前挂着一张标语牌，上面用黑色的墨水写着：“现行反革命”。（论文作者译）
在哈金的文学实践中，这类作品的创作需要能够从作者二语写作的思想路径出发，借助文本分析对作家的思想情感进行分析。因此，文本的依据成为了捕获和呈现这一思想过程的唯一例证，成为了解释翻译写作过程细节的可靠证据。在跨文化语境下分析哈金小说的写作，不可避免地涉及其跨语言交流的技术特征。典型的翻译涉及双语，基本的写作则立足于作者的独创性，在哈金的小说作品中双语间的转译与回译客观存在并影响了读者的会意。
小说创作依赖艺术增强文学叙事的粘性，也受益于其源自作者书写的真实性与客观原则。以《新郎》（The Bridegroom Stories）为例，哈金小说的叙事视角在小说集中主要观照了 20 世纪 70 年代生活于木基市的各色人物，以角色塑造为切口展开了包括“文革”“改革开放”等时代记忆的历史叙事。其中选入短篇小说集《新郎》的《活着》（Alive）一篇就将读者拉回到“唐山大地震”的故事中去，作家将地震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苦难进行了细致地描写和刻画，同时还将个人的经历反问那个时代各项制度的不合理之处。#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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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思的策略：母语迁移与哈金小说作品中的字眼、词块与章篇
一般认为在第二语言的习得中普遍存在母语迁移的现象，并且因母语规则与目标语规则相互调适的问题，这种迁移可被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这种观念衍生出两个方面的讨论，即语言的共同性与标记性问题，并设计标准对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语法与周边语法进行评价。在哈金的写作生涯中，其运用汉语进行的写作与利用英语进行的文学书写都占据相当的比例：就语言而言，来自汉语的母语知识与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在语法规则上存在着冲突；就文化而言，在中国生活数十载的哈金在对中国和美国的感性认识上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语言使用层面的母语迁移势必是某种语言使用思维的反映，是作家所持文化价值取向的实体具象。
在小说《自由生活》中，这种秉承母语的思维习惯与英语写作的冲突还因为小说欲以普世价值实现更大的叙事野心而显得相当跳跃。与多数移民作家相仿，哈金在小说写作上也显示出文化取向上的二元性：一方面，哈金对母国意识形态、社会生活与文化体系表示出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对一些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下出现的部分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又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符号加以选用，展现出作者想象中的“中国情境”；另一方面，哈金对于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没有完全的接受，并在东方主义的体系上着力建构“自我东方主义”，“以某种对抗式的态度展现作家的文化精神，并在客观上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产生了联系。”因此，这种小说叙事形态上的独特性客观依赖于语言文字的使用，文化价值的不同取向更是根植于语言背后的文化。本章即意图从小说作品研究的文本细节入手，解释作家哈金在翻译式的写作中如何克服母语迁移的语言技术藩篱，这些细节继而又如何被小说作品中的字眼、词块与章篇所验证。
一、微撕裂的文体图式：哈金的诗歌写作习惯
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的观点，判断作品在文学意义上是否做到了“纯粹”常常面临来自美学理念与文学精神的质疑。一个结构“不纯”的文学作品可以有多种形式，它可以杂糅翻译作品、新闻作品，甚至是混合历史书写的习惯。在哈金的作品中，因其二语写作的技术操作情况，小说作品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翻译的痕迹，在结构上混合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书写形式。在美国评论界针对哈金小说作品《等待》的评价中，“翻译的痕迹”被认为是作品的一大语言特征，重点体现在作家使用中英文俚语和俗语的情况上，那些具有超文本属性的俚语具有较高的翻译和传达难度。
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的观点，判断作品在文学意义上是否做到了“纯粹”常常面临来自美学理念与文学精神的质疑。一个结构“不纯”的文学作品可以有多种形式，它可以杂糅翻译作品、新闻作品，甚至是混合历史书写的习惯。在哈金的作品中，因其二语写作的技术操作情况，小说作品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翻译的痕迹，在结构上混合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书写形式。在美国评论界针对哈金小说作品《等待》的评价中，“翻译的痕迹”被认为是作品的一大语言特征，重点体现在作家使用中英文俚语和俗语的情况上，那些具有超文本属性的俚语具有较高的翻译和传达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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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本理论视阈下哈金作品的互文性解读 .............................. 96
一、历史文本的富集：哈金小说作品的互文性思考 ..................... 98
二、作为文献的小说：哈金小说作品的文本特征与历史价值 ... 106
第四章 跨文化重构：哈金小说作品的文学思想研究 ..................... 151
第一节 荒诞主义叙事：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与非我性 .................... 151
一、西方文学的荒诞传统：哈金《等待》的非我性 ................... 152
二、自我主题的利用：哈金对人的“异化”问题的复调解读 ....... 157
第四章 跨文化重构：哈金小说作品的文学思想研究
第一节 荒诞主义叙事：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与非我性
哈金的作品常使用戏仿、反讽的修辞创造一种荒诞的叙事氛围，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还能经常在小说的情节设计上得到验证。荒诞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神实主义”“荒诞批判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都在形象塑造的层面建构出一个讨论“内真实”与“超现实”的阈限，日常生活经历了想象、再植、幻想、魔变后被置于社会现实的内部空间。同时，承担批判现实任务的“荒诞批判现实主义”还将作者对于生活、对于人的“特殊臆思”融入创作活动，在批判具体的社会痼疾的同时还实现了某种可鉴的文学突破。196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克特创作的《等待戈多》是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戏剧的标志性作品，“以反戏剧手法开创了新的戏剧叙事形式，巧妙运用了荒诞场景的塑造实现了对等待主题的升华。”①在哈金小说《等待》中，作家期望借助某个特殊的荒诞时代背景打开一个叙事的狭缝，主题指向对某个被历史遮蔽的时代细节进行文学再现，追求某种似乎“不存在”的、被遮蔽的真实感，并在艺术效果上创作了一种疏于新世纪文学创作活动中被更多理解的现实主义，而是展现了作家对于历史的某种超现实的哲思。
一、西方文学的荒诞传统：哈金《等待》的非我性
哈金的作品《等待》具有荒诞主义的艺术特点。从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看，存在主义是荒诞主义的思想源流，其认可的“荒诞是上帝死后现代人的基本处境”等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文化心理。在艺术表现上，荒诞主义面对现实、处理虚构的态度往往较为暧昧，追求一种整体的荒诞和细节的真实，特别是在作品的展示过程中故事的背景环境与起着象征作用的情景严密对应、不可剥离，表达作者哈金对于理想主义某种天真或锐利的期望。这些作品在结构与形式上呈现了一种真实与虚构的混合，并依靠矛盾的动态演进有限度地同意“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内涵。借鉴荒诞派艺术的表达方式已有历史，并在历史叙事的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于“中国经验”与“历史断裂”间徘徊的荒诞主义写作方式挤压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对于荒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展现产生了微妙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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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跨文化视阈下的哈金及其小说作品研究
参考文献(略)
结语：跨文化视阈下的哈金及其小说作品研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