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桃花源梦”的起始
1.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桃花源梦”
“桃花源梦”是一种文人式的理想，它寄托的是主人公对自然山水的无比热爱之情，和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憧憬。如果要对这种理想社会形态追溯的话，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主要表现则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桃花源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道家思想，在老子看来“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这是他在古代农村社会基础上所构想的理想化的民间生活情景。这种“小国寡民”乃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在当时散落农村生活基础上所构幻出来的乡村式的理想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是由无数自治的村落所形成。各个村落间，由于交通的不便，经济上乃求自给自足，所以老子构想的乡村式的理想社会形态，也是当时封建经济生活分散性的反映。这也即是晋代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捕鱼人误入“桃花源”所看到的理想的村落形态。
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建立“大同社会”，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写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是孔子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大同社会。寄托的是对理想社会制度的向往，正如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一样，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大同社会”就是以人为本，对人的这些需求层次的整体性满足。一般是由低级需要到高级需要，特殊情况是“高级需要也许不是在低级基本需要的满足后出现，而是在强迫、有意剥夺、放弃或压抑低级基本需要及其满足后出现（如禁欲主义、理想化、排斥、约束、迫害、孤立等的强化作用）[3]”。在春秋战国的战乱时期，要实现这样一个“大同社会”，自古以来也是知识分子的梦想，到了近代，便成为革命者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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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面桃花》中的“桃花源梦”
1.2.1 从“江南”一词说起
2.2《山河入梦》中的“乌托邦”理想
前文论述了乌托邦是一种精神，而“乌托邦作为一种价值、意识，它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转化成行动的力量，焕发出改变现实、重整江河的内在热情[2]”。在“江南三部曲”中主要表现为：《人面桃花》中寻找桃花源的陆侃和重建“桃源仙境”的王观澄，以及张季元和陆秀米的“革命梦”；《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的“现代化梦”和姚佩佩的爱情理想；《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的“成功梦”和谭端午信奉的“首先要成为一个无用的人”的观念，以及绿珠想要去香格里拉寻找的“乌托邦”理想圣地。
在“江南三部曲”中，对于乌托邦的描写，大多体现在叙事策略方面，正如李遇春所指出的：“格非没有简单地像自己早期的先锋小说那样径直采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而是转向了寻找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的叙事形态。这是一种叙述的回归，但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谋求传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的现代主义之间的叙述融合[1]”。格非早期的小说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他曾经追忆：“在 80 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圈子里，博尔赫斯这几个字仿佛是吸附了某种魔力，闪耀着神奇的光辉，其威力与今天的村上春树大致相当[2]”。此外他的创作还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叙事方面主要采用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陈晓明最早发现格非的叙事特点为“空缺”和“重复”；陈思和也曾指出：“格非则主要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3]”。这一叙事特点在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风琴》、《褐色鸟群》和《迷舟》中都有所体现。《风琴》讲述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其中没有关键性、明显的情节缺失，更多的是一些隐约的暗示，用“风琴”连续不断的琴声来表达出“重复”的效果，小说中多次出现下面的语句：“连绵不断的琴声在延续……”（见格非《戒指花》P237），“风琴的声音依然在延续……所有的一切，战争、恐惧、屠杀和愤怒都在琴声中变得遥远了”（见格非《戒指花》P239）。在这些语句中，用“风琴”的声音来消解战争肃杀的氛围。《褐色鸟群》则连叙述本身也有情节的空白，而空白恰好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空缺”表达了“回忆就是力量”（见格非《褐色鸟群》P63）这样一种神秘的精神存在。《迷舟》中的萧去榆关的那一晚到底干什么了？如果是去看望杏的，那整个故事就是巧合下的悲剧；如果是去给哥哥报信的，那就是个双线悬疑故事的解谜结尾。这一个重要的情节缺失所造成的空白，使得整个故事迷雾一般的氛围达到了顶峰。情节的缺失，叙述的重复和绕圈，正是格非文体的显著标志，正如《青黄》中出现的一句话一样“他在叙述往事时给人造成一个奇怪的印象是：他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见格非《迷舟》P30），正是这种“空白”造成记忆的错位和对过去的历史的重新思考。#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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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江南三部曲”中“桃花源梦”和“乌托邦”的消失...............................32
3.1《人面桃花》中幻灭之象的出现.........................32............................
1.2《人面桃花》中的“桃花源梦”
1.2.1 从“江南”一词说起
“江南三部曲”前后的构思长达十七年，作者格非在弁言中曾写到过，在前两部出版之后，“如果一定要给这三部书一个统一的名称，我个人倾向于将它称为‘江南三部曲’”（见格非《人面桃花》P1）。江南一词历史悠久，主要指的是江之南面，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等地区。江南既是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因此“江南”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在小说里，地域首先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自然因素，这种因素对于人物性格铸造不无影响力[1]”。关于江南的概念，历代也一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果从“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说起，它写的是清末民初的江南，这时是江南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也是革命逐渐兴起的时期。自古以来，江南城市，大都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经济繁荣，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文化中历来都有对江南的赞美。关于杭州苏州的繁华与美丽，宋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用“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来形容苏州、杭州的美丽、繁荣与富庶。杭州经济发达，有“钱塘自古繁华”之称；苏州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绍兴历史悠久，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扬州的古迹众多，山水佳丽，唐代诗人李白有著名的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南京是六朝古都，名胜古迹，自然景观，闻名遐迩，当代作家叶兆言曾写到“然而这座城市的长处，还在于她的历史，在于她独特的人文[2]”。综上所述，江南从环境、精神气质和生活追求方面，都与“桃花源”有相似和相通之处，由于江南这些众多的特点，“江南城市中的种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与哲学暗合。因而，从江南城市的山水人事中悟道，实在是在自然不过的的事[3]”。这也赋予了“江南”这一意象独特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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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江南三部曲”中的“乌托邦”理想
2.1 关于“乌托邦”理想及与“桃花源”的对比
“乌托邦”（Utopia）指的是“无何有之乡”，在客观世界中不存在。正如博尔赫斯在《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的题记中写到的：“乌托邦是个希腊词，意即没有的地方[1]”。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地方，它表达的是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第二章“江南三部曲”中的“乌托邦”理想
2.1 关于“乌托邦”理想及与“桃花源”的对比
“乌托邦”（Utopia）指的是“无何有之乡”，在客观世界中不存在。正如博尔赫斯在《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的题记中写到的：“乌托邦是个希腊词，意即没有的地方[1]”。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地方，它表达的是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乌托邦这一术语指的是表现了一种理想的但并不存在政治及社会生活方式的那一类虚构作品[2]”，这即是对于这一文学术语的解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 1516 年写了《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一书，这一作品的意义正是在于对理想国家的构想和虚构上，“与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作品类似，后来的大多数乌托邦作品都虚构了一位具有冒险精神的旅行者到达某一遥远的国度，以此来表现作家的理想之国[3]”。细读原典，可以发现《乌托邦》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运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对不合理的英国社会的控诉。第二部分是对乌托邦这个理想国的描绘，与第一部分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财产公有，这是乌托邦理想国的最大的特点，整个乌托邦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乌托邦的主要劳动有以下几方面：生产劳动，城市规划，卫生健康，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等。莫尔在 1516 年写成《乌托邦》并出版，这些见解都发表在当时的欧洲。十六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封建王朝统治的明代，正值明朝中叶，此时以皇权旁落、皇帝不朝，相权鼎盛为特色。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十六世纪是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发展的一个世纪。同时十六世纪也是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更是中国思想启蒙开始的时期。
莫尔在《乌托邦》第二部分的开篇，就描绘了乌托邦岛的样貌：“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只有本国人熟悉水道。外人不经乌托邦人领航，很难进入海湾[1]”。这里描写的乌托邦岛屿，既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想象的那个桃源仙境有相似的地方，同时又与《人面桃花》中花家舍的岛屿有相像之处，而岛屿的特点就是四面环水，正如《人面桃花》中的花家舍一样。关于花家舍的样貌，第一章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莫尔在《乌托邦》第二部分的开篇，就描绘了乌托邦岛的样貌：“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只有本国人熟悉水道。外人不经乌托邦人领航，很难进入海湾[1]”。这里描写的乌托邦岛屿，既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想象的那个桃源仙境有相似的地方，同时又与《人面桃花》中花家舍的岛屿有相像之处，而岛屿的特点就是四面环水，正如《人面桃花》中的花家舍一样。关于花家舍的样貌，第一章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2.2《山河入梦》中的“乌托邦”理想
前文论述了乌托邦是一种精神，而“乌托邦作为一种价值、意识，它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转化成行动的力量，焕发出改变现实、重整江河的内在热情[2]”。在“江南三部曲”中主要表现为：《人面桃花》中寻找桃花源的陆侃和重建“桃源仙境”的王观澄，以及张季元和陆秀米的“革命梦”；《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的“现代化梦”和姚佩佩的爱情理想；《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的“成功梦”和谭端午信奉的“首先要成为一个无用的人”的观念，以及绿珠想要去香格里拉寻找的“乌托邦”理想圣地。
在“江南三部曲”中，对于乌托邦的描写，大多体现在叙事策略方面，正如李遇春所指出的：“格非没有简单地像自己早期的先锋小说那样径直采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而是转向了寻找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的叙事形态。这是一种叙述的回归，但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谋求传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的现代主义之间的叙述融合[1]”。格非早期的小说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他曾经追忆：“在 80 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圈子里，博尔赫斯这几个字仿佛是吸附了某种魔力，闪耀着神奇的光辉，其威力与今天的村上春树大致相当[2]”。此外他的创作还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叙事方面主要采用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陈晓明最早发现格非的叙事特点为“空缺”和“重复”；陈思和也曾指出：“格非则主要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3]”。这一叙事特点在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风琴》、《褐色鸟群》和《迷舟》中都有所体现。《风琴》讲述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其中没有关键性、明显的情节缺失，更多的是一些隐约的暗示，用“风琴”连续不断的琴声来表达出“重复”的效果，小说中多次出现下面的语句：“连绵不断的琴声在延续……”（见格非《戒指花》P237），“风琴的声音依然在延续……所有的一切，战争、恐惧、屠杀和愤怒都在琴声中变得遥远了”（见格非《戒指花》P239）。在这些语句中，用“风琴”的声音来消解战争肃杀的氛围。《褐色鸟群》则连叙述本身也有情节的空白，而空白恰好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空缺”表达了“回忆就是力量”（见格非《褐色鸟群》P63）这样一种神秘的精神存在。《迷舟》中的萧去榆关的那一晚到底干什么了？如果是去看望杏的，那整个故事就是巧合下的悲剧；如果是去给哥哥报信的，那就是个双线悬疑故事的解谜结尾。这一个重要的情节缺失所造成的空白，使得整个故事迷雾一般的氛围达到了顶峰。情节的缺失，叙述的重复和绕圈，正是格非文体的显著标志，正如《青黄》中出现的一句话一样“他在叙述往事时给人造成一个奇怪的印象是：他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见格非《迷舟》P30），正是这种“空白”造成记忆的错位和对过去的历史的重新思考。#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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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江南三部曲”中“桃花源梦”和“乌托邦”的消失...............................32
3.2《山河入梦》中理想的破灭..................................36
3.3 《春尽江南》中的时代症结与救赎之路....................41
第三章 “江南三部曲”中“桃花源梦”和“乌托邦”的消失
3.1《人面桃花》中幻灭之象的出现
在“江南三部曲”中，主人公的命运昭示着实现理想的艰难过程，也暗示了理想最终要破灭这一残酷的现实，在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中，“江南三部曲”中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似乎更能牵动读者的心，梦想最终无影无踪，正如乌托邦元素从人类思想中的消失一样，“乌托邦的消失造成了一种静态，人在其中只是一个物而已。这样，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可想而知的最大悖论，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了对存在的最高程度的理性把握，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理想，他只不过变成了一个冲动的生灵[2]”。
《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是清末民初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她出生于官宦人家，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她的豆蔻年华，社会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她的命运也将走向未知和颠沛流离。陆秀米最早是从私塾先生丁树则的讲述中了解到了父亲陆侃的“桃花源梦”。在父亲陆侃出走之后，陆秀米得知，他的父亲陆侃的理想是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可是却又放不下他的官职，“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3]”。他一心想归隐，实则还是追求着世俗的功名利禄。此外，他还有一个信念：“因为他相信，普济地方原来就是晋代陶渊明所发现的桃花源，而面前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陆侃还曾设想在全村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种上桃树，他的这一理想也映射出，归隐的人不一定都是贫穷的活着的苦行者，恰恰相反，正如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一书中写到的：“在中国古代，选择隐居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艰苦的生活。除了宗教苦行者和正直的穷人之外，还有一些富有的隐士，他们的艺术感受力促使他们走出城市，走进附近的山里[1]”。《人面桃花》中的陆侃就是这类隐士的代表，他的理想是在官职之外寻求一个精神的寄托，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安放。他将《桃源图》视若珍宝，对它的痴迷程度已经到了发疯的地步，这也足以见得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的极度向往和渴望之情。这是陆秀米从父亲身上得到的关于“桃花源”的最初的印象，也正是由于父亲的突然出走，留下了更多的未解之谜，随着情节的发展，张季元的出现为她带来了革命的最初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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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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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