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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坤文学小说的世俗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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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9042021112818825
  • 日期:2019-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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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认为徐坤小说主题意蕴研究主要是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从其创作中所发生的主题演变上来探讨其主题的价值内涵,主要涵盖知识分子批判和女性书写两个方面,多肯定徐坤小说对当代知识分子存在的严肃思考及对城市女性生存和精神困境的人文关怀,解读深刻,颇具价值。

第一章社群关怀视角下的知识分子存在状态还原

第一节“失语”状态的还原和焦虑
正如徐坤所言:“失语的恐惧没有一天不在牢牢地把我擒住,没有一天我不在其间做着苦苦的挣扎。”这不仅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困厄,也同样是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普遍心理。王干认为90年代的“失语”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有些知识分子并非讲不出来,而是他言说的话语丧失了听众,言说者与时代错位了,说着虽有意,听者却无心,说了等于没说。二、有些人意识到九十年代文化的新状态,并希望能够描述这种新的态势和变化,无奈使用的仍是八十年代的话语和思路,文化话语与文化现实的错位乃使知识分子犮不出声音。三、还有不少的人意识到上述两重的错位,便不轻易言说,而是在寻找、等待、探索新的言说方式。90年代的文化失语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相对80年代的话语的喧嚣和聒噪而存在的,或者说,这种失语应该是一种身份的失去,就是知识分子作为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已不复存在,不能为时代代言、不能为民众代言,就自然会有一种失语的感觉。”基于此,徐坤从个人强烈的生命体验出发,以精神痛苦为内在意蕴,以嬉笑怒骂为表征姿态,直面俗世书写着世俗主义潮流裹挟下知识分子面临的“失语”困境。因此,徐坤的小说表面上是为知识分子祛魅,实则是在善意的调侃中传达自我对知识分子身份危机的焦虑之感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爱之情。
一、“失语”之于现实情境
徐坤首先从具体的现实生活情境出发,真实地还原出中国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悲凉无奈的“失语”境遇。其处女作小说《白话》正是巧妙地借助语言这种文化载体还原出精英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失语”的尴尬状态和孤独失落之感。小说以作者在90年代初下放农村锻炼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社科院一群接受锻炼而下放改造的硕士、博士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工农兵结合,一本正经地效仿“五四”传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他们主动在日常生活中摒弃书面语并改用“白话”交谈,最终却只能以白话运动的不了了之和“博士”的被迫提前离开惨淡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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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流亡”状态的掲示和希冀
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萨义德说:“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他看来,“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也是个隐喻的情境,把知识分子设置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和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尽管萨义德提出“流亡”状态是试图以此超越知识分子的民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问题,但其对流亡状态的诊断同样适用于论述徐坤小说中部分知识分子的当前生存状态。就世俗主义泛滥的时代而言,徐坤笔下那些对“别处生活”不断找寻并以失败告终的知识分子就是世俗社会的圈外人和流亡者。作者通过戏剧化的手法描写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种种荒诞经历,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流亡”状态,表达了自身对知识分子遭遇精神苦难的悲悯之情,与此同时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希冀。
一、被迫“流亡”的放逐者
在徐坤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类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拥有诗意美好的理想并投注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对理想加以践行,然而他们的理想主义无法见容于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遭受精神苦难的他们无奈之下只能退居社会边缘,成为遭遇世俗社会放逐的流亡者。尽管徐坤对此类知识分子精神苦难的书写存在着幽默化、戏墟化甚至是轻薄化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小说缺乏一种悲悯精神。透过荒诞戏谑的表象,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作者对知识分子庄重的精神关怀和深沉的世俗关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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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两性关怀视角下的女性生存困境关注

第一节男权批判中的女性呵护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认为菲勒斯作为君临一切的化身,把女性贬为一个他者。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男性处于绝对主动的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卑微低下的次等地位,此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迫使女性在男权文化的长期禁锢和摧残中逐渐丧失作为“人”的主体性,她们因此也逐步沦为男性的附属物并异化为沉默失语的“她者”。作为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女学人,徐坤对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被动处境与“他者”地位早就深谙于心。在第四届“世妇会”召开前夕国内整体大氛围的影响下,她开始主动以性别对峙的鲜明姿态擎起女权主义的旗帜,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角落对男性“他者”和男权文化进行无情解构和强烈批判,揭橥女性在当下以及长期历史进程中的被动生存境遇,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的回护姿态并寄寓自身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
在以激烈的女权主义姿态和男性展开正面交锋之前,徐坤早已洞见长期以来男权文化的霸权地位和女性被动生存局面,她直接从个人写作经验出发,于女性作家写作的现实困境中以小见大地批判男权文化的操控。1995年,徐坤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从此越来越明亮》,这篇貌似虚构但频频出现真实人名和事件的“新体验小说”可谓是批判男权文化的女权主义宣言。小说开篇首先描写了紫禁城,这座象征着女人和女人之城的紫禁城“在男人的鸡群中孤独鹤立,又在女人之中奇怪地失去了性别”,然而这也是“姓徐的女人”和自身女性写作困境的隐喻,隐喻着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作家在菲勒斯审美机制和雄性文化训练中所顺理成章形成的“仿男性”思维写作。作者接着描写紫禁城中的“红罂粟”女性丛书热,通过以男性作家和学者为主编但以女性性别进行外部包装的女作家丛书热现象描写,作者不无痛彻地调侃了操作意义上的女性热点,深刻揭示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写作和女性解放的操纵实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要由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来领导,中国女性作家书籍的编辑出版也要由男性进行主编和策划,压迫和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由男性翻来覆去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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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娜拉回归“中的女性自我同情
对于现代新女性而言,鲁迅先生的经典提问“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尖锐的问题,这也是女性生存命运与精祌归宿的永久追问。根据鲁迅先生的说法,娜拉从金丝鸟笼般的傀儡家庭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可以说是一种为了让娜拉们警醒的极而言之的修辞,但也有如女巫的谶语般成为女性挥之不去宿命意识。我们可以理解当年的娜拉们因为无法实现经济独立而必然回归的结局,那么,对于当代已经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而言,娜拉回归是否也具备一种必然性?作为一位拥有“济世”和“使命”意识的女性作家,徐坤把关于女性的“旧日话题”放在当下的商业语境里重谈,谈论女性命运在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后的现实状貌,为我们揭示了当代娜拉们的命运。
在徐坤笔下,我们痛心地窥见“娜拉回归”现象中潜藏着知识女性某种程度上的主体性匮乏,这无疑是当代女性解放运动的一种倒退,徐坤对此自是“哀其不幸”。《出走》中的荔枝正是这样一个值得同情的主体性匮乏的知识女性。小说标题和开篇就暗示了文本涉及“娜拉出走”的女性叙事主题,“黄昏的时候,那个叫做荔枝的年轻女人经过一整天漫长的犹豫和思考后终于走出了家门。”然而,荔枝离家出走的行为极为荒唐,其原因不过是夫妻因生活琐事引发惯常吵架而丈夫并未主动道歉。整个出走的过程也颇为戏墟,遭受生活小变故的荔枝企图暂时依赖情人却惨遭拒绝,深夜参加精英知识分子的舞会窥见男性的虚妄,次日回研究所上班也只能感受到文化精英生活的一地鸡毛,离家出走突然“单身”的荔枝在此期间就像偶尔给放出笼子的小兽一样困惑不安地茫然冲撞着,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最终在和丈夫的一通电话絮叨后化解矛盾、回归家庭。众所周知,“娜拉出走”曾经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可谓是女性觉醒的历史起点,给黑屋子中憋闷己久的中国妇女开了一扇气窗。徐坤在首届北京文学节的演讲节上也谈到:“当时对于妇女最有鼓舞性的一个口号就是‘娜拉出走’。‘出走是在当时的情景下,上个世纪妇女进行独立自主和精神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时至今日,那震撼人心的举动在其笔下竟演化成为婚姻爱情中一种特殊的游戏策略,这不能不说是对当代女性内在解放的一种质疑和讽刺。#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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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平民姿态下的世间万象呈现及大众关怀..........34
第一节对普通民众生存际遇的关注和体恤............34
第二节对社会弊病的针贬及批判性关怀.............40
第三节宏伟叙事中的世俗关怀“异托邦”建构...................46

第三章平民姿态下的世间万象呈现及大众关怀

第一节对普通民众生存际遇的关注和体恤
中国文化素有“世俗关怀”的人文传统,这种特定的文化精神强烈制约着置身于该文化环境中的生存个体,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和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更是自觉地继承着这一人文传统。尽管作为新生代作家的徐坤并未遭受太多“红色革命乌托邦”信仰的牵累,但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她接受的依然是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她也曾感受过光荣和梦想,因此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世俗关怀和悲悯情怀随时可能油然而生于她的作品之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发现徐坤在一定程度上以民间意识形态的立场写出一些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篇什,她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向世俗大众并以感性体认的方式关注着世俗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存,以众生代言人的口吻表达着作家对普通民众生存际遇的理解和体恤,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人间温情和世俗关怀,用自身的独特的世俗关怀赋予人道主义以特别的时代特色。
中篇小说《沈阳啊沈阳》可谓是徐坤最早关注基层普通民众命运的新变之作。读者会惊奇地发现这篇小说既没有知识分子或城市女性生存困境,也没有了徐坤以往大多数小说中所具有的嬉笑怒骂的调侃风格,而是在笔锋一转中把温情关怀投向了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的务实的日常生活。作者希望“用一个家族的变化素描一座城市,通过一座城市透视一个社会,以及社会变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因而小说通过主人公陈刚春节期间回沈阳过年期间的所见所感所闻,描写了自家亲戚和家族在国有企业体制转轨改革和工人下岗分流这一真实的社会现实背景下的命运流变,折射出社会经济转型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人际关系嬗变和生存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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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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