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酗酒者”的挣扎与幻灭
1.1 以陈有三为代表的“酗酒者”
《植》作为龙瑛宗的成名作，讲述了中学校毕业后入职街役场工作的，原本对未来充满抱负和理想，期望通过不断学习获得成功的陈有三，在了解了同事们的境况后，受到打击并对自己信念产生怀疑，开始与他本不屑为伍的同事们一起酗酒。随着与翠娥之间爱情的失败，陈有三彻底堕落为落魄的酗酒者。小说中所描述的台湾人的聚居空间“充满着孩子们拉的屎尿等臭味”，“肮脏、发暗，亭子脚的柱子发黑，被白蚁蛀蚀得快要倒了下去”7。而陈有三工作的 M 制糖会社，则以闪亮着白光的烟囱的工厂和铺着小石子的广场的事务所的形象呈现。日据时期的小说中，台湾作家常常会把制糖工厂作为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象征。不用详细去交待作品内部的社会背景，只需这样简单的空间分隔，便可使得穿梭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体验和认知。在制糖业成为日本所把持的经济产业之后，题目和文内所提到的木瓜，虽和甘蔗一样有着经济价值，但是也只成为街边的植物，供日本人体验着“南方”的热度与风情。木瓜成为了没落的象征，和一种有着明显分界的歧视。
在后殖民理论论述中，种族主义是可以以性别歧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殖民者以帝国的姿态君临被殖民者的领土时，通常带有强烈的父权性格”8。像是小说中制糖工厂高耸的烟囱，除了是男性权利社会的代表外，这些圆柱状的类阳具物体还代表着殖民者的身份与地位，可以任意插入殖民地的土地中。而这种父权文化除了占有被殖民地女性的身体之外，还包括了对被殖民地的男性阴性化，让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去势男性。“阴性化，意味着被动、退缩、畏惧、保守等等的性格，亦即主体性丧失的一种表征”9。龙瑛宗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便普遍以此为性格特征，并且在创作的同时还注入了种族与性别的议题。《植》作为龙瑛宗的成名作，讲述了中学校毕业后入职街役场工作的，原本对未来充满抱负和理想，期望通过不断学习获得成功的陈有三，在了解了同事们的境况后，受到打击并对自己信念产生怀疑，开始与他本不屑为伍的同事们一起酗酒。随着与翠娥之间爱情的失败，陈有三彻底堕落为落魄的酗酒者。小说中所描述的台湾人的聚居空间“充满着孩子们拉的屎尿等臭味”，“肮脏、发暗，亭子脚的柱子发黑，被白蚁蛀蚀得快要倒了下去”7。而陈有三工作的 M 制糖会社，则以闪亮着白光的烟囱的工厂和铺着小石子的广场的事务所的形象呈现。日据时期的小说中，台湾作家常常会把制糖工厂作为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象征。不用详细去交待作品内部的社会背景，只需这样简单的空间分隔，便可使得穿梭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体验和认知。在制糖业成为日本所把持的经济产业之后，题目和文内所提到的木瓜，虽和甘蔗一样有着经济价值，但是也只成为街边的植物，供日本人体验着“南方”的热度与风情。木瓜成为了没落的象征，和一种有着明显分界的歧视。
同时龙瑛宗又是一个在殖民地不得不以殖民母国的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而且在战争期间，他作为日本的“地方作家”要被迫发表应时之作，由于表达创作受到语言的限制，这使得作家在精神上呈现出抑郁苦闷之势。“他最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他的小说世界的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而在小说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龙瑛宗自己的变身，在这一点而言，他和小说中人物有割裂不开的同一个灵魂，他的哀伤、挫折和退缩呈现在小说人物上。”
.............................
1.2 以林杏南长子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
日本殖民体制的建立，使得台湾本土的语言、文化受到破坏并且割裂了与大陆之间的联系。由于殖民母国的文化入侵，使得殖民者的主体形象在对殖民地“他者”的塑造中日趋完善。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虽然被迫使用日语，却可以以日语为媒介，去学习吸收更多外界的知识。
昭和初期，日本的杂志市场被马克思主义独占。而此时的台湾虽有着严苛的书刊检阅制度，但在台湾商工就读的龙瑛宗，依旧通过从日本销售来台的杂志接触到了左翼思想。在台湾文学馆收藏的“龙瑛宗藏书目录初编”中，也有很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 年代之后，通过政治和文化运动抵抗殖民统治的台湾知识分子，组建了台湾文化协会，发行了一系列以汉文为书写用语的报刊，企图以此为传播媒介，将那些被“主流”文化排除在外的民众和旧式文人列为目标受众，启迪民智。
3.1 “酗酒者”的出路——“去南方”......................31.............................
1.2 以林杏南长子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
日本殖民体制的建立，使得台湾本土的语言、文化受到破坏并且割裂了与大陆之间的联系。由于殖民母国的文化入侵，使得殖民者的主体形象在对殖民地“他者”的塑造中日趋完善。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虽然被迫使用日语，却可以以日语为媒介，去学习吸收更多外界的知识。
昭和初期，日本的杂志市场被马克思主义独占。而此时的台湾虽有着严苛的书刊检阅制度，但在台湾商工就读的龙瑛宗，依旧通过从日本销售来台的杂志接触到了左翼思想。在台湾文学馆收藏的“龙瑛宗藏书目录初编”中，也有很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 年代之后，通过政治和文化运动抵抗殖民统治的台湾知识分子，组建了台湾文化协会，发行了一系列以汉文为书写用语的报刊，企图以此为传播媒介，将那些被“主流”文化排除在外的民众和旧式文人列为目标受众，启迪民智。
龙瑛宗在《植》中，便塑造了这样一个不同于陈有三和他同事、朋友的，有着左翼阅读经验和理想的知识分子——林杏南的长子。14 岁以优异的成绩从公学校毕业的他，因为一边读夜校一边在商店帮工，把身体拖垮了。虽然 20 岁的时候考上了检定考试，但是却得了肺结核病，导致长期卧病在床，即将不久于人世。虽然肺结核经常被想象为贫穷的疾病，患者身体单薄纤细，房间破败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食物，但是也将病人因病痛而呈现出的苍白、凄凉、瘦弱塑造成脱俗的形象。并认为死于肺结核的病人是具有了浪漫人格的人，将这一疾病美化得近乎升华。30在日本，结核病是一种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不同于其“不治之症”的性质，这也是能引出男性患者的“天才”性格的标记，也为林杏南的长子——这个阴郁混沌小镇中唯一一个清醒着的人的逐渐死亡，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这小镇的空气是可怕的，变得像腐烂的水果。青年们彷徨在绝望的沼地里。”31联系题目和开篇所写到的木瓜树，似乎可以把这种代表着“南方”的，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极易腐烂败坏的水果和此时的台湾社会关联在一起。但即便是这样，林杏南长子仍然坚持阅读着拜托朋友买来的旧书刊、杂志，以此为媒介，接触到了海外思想和朝鲜、中国等国家的作家作品。虽然殖民地的日本语是被当做意识形态的具有“暴力性”的“日本语”，但对于受到日语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日语却也是作为他们传播启蒙思想的唯一工具。
..........................
第二章 酗酒者的“被害”与“加害”
2.2 “加害”的酗酒者
台湾日据时期的小说除了揭露日本在殖民体制下对台湾多方面的控制与压榨之外，还有的以封建社会的陋习为题材，进行批判和控诉。在此类小说中，恋爱和婚姻成为了一个明显的标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在知识分子之中达成了共识，知识青年以“没有恋爱后的婚姻，即是长期卖春的行为”对传统媒妁婚姻制度进行批判。#p#分页标题#e#
..........................
第二章 酗酒者的“被害”与“加害”
2.1 “被害”的酗酒者
2.1.1 “犬儒主义者”的酗酒
犬儒主义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犬儒学派学者主张的哲学思潮，该派的本意是指人不应被一切世俗的事物，包括宗教、礼节、惯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等习俗束缚，提倡对道德的无限追求，同时过着极简朴而非物质的生活。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犬儒主义则成为一种“对于他人宣称的动机以及正直保持怀疑并且嘲弄”的态度，或者用来指那些“愤世嫉俗的人”。39在当代，犬儒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对伦理及社会风俗不信任的态度，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 而在社会中拒绝被收编的人则被认为是犬儒主义者，他们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冷漠’、一种‘不反抗的清醒’、一种‘不认同的接受’”40，独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伤害即可。
在殖民地的高压专制中，和陈有三有着同等学历的同事们被动成为“犬儒主义者”，他们甘于现状，拼命寻找着掉在地上的一丁点享乐，享受着受限制的自由。他们并没有过着陈有三认为的“抽掉青春和知识之后，没有倚靠的生活漂泊于绝望的虚无之中，感受着飞散的生活目标和意志，经常像脱了壳似地一直坐在竹床上”41的生活，而是流连于酒和女人，并且一次次地劝说陈有三与他们共同饮酒。在陈有三第一天工作的午休时间，戴秋湖“以习惯动作拔掉啤酒盖，满满地斟了一杯劝陈有三，自己也干了一杯”，说着工作中的琐碎。虽然戴秋湖也明确嘲讽只有像黄助役一般努力阿谀奉承、迎合上司，才可能以公学校毕业的学历有着中等学校毕业的下属，但是他仍旧没有做出丝毫的改变，安于现状，靠酒精和女人麻痹着自己，并算计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的亲妹妹。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廖清炎之外，倾家荡产才从日本某所大学毕业的雷德，虽然有着中等学校教员的合格证，却依旧无济于事，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能找到街役场的工作。和雷德一样，《赵夫人的戏画》中的赵俊马，作为龙瑛宗笔下少有的前往日本留学的知识分子。家境殷实的他，虽然有着俊秀的外表，但是在这美好的外表之下，却并无能与之匹配的品德，留学经历只让他学会了喝酒，而回台之后虽为人夫，却成天只想着在酒、朋友和年轻女人之间周旋消磨时光罢了。在传统的“家”“国”观念中，人作为“个体”是被压抑着的。他们生存在这社会的规范制度之下，备受监视，正如这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与陈有三相比，他们更早认识到了属于被殖民阶层的自己，无论如何努力用功都无法跻身于“日本人”的行列之中成为“上等人”。所以他们无一例外都选择成为“禁声”的“犬儒主义者”，靠着酒和女人实现“精神”和“身体”上的自由解放。这一行为与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相似之处，像是《银灰色的死》中，Y 君在明知是逢场作戏的情况下，依旧沉迷于酒馆之中。这些知识分子以酒馆为逃避现实的场所，用酒精和女人麻痹着自己的精神与肉体。
............................
2.1.1 “犬儒主义者”的酗酒
犬儒主义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犬儒学派学者主张的哲学思潮，该派的本意是指人不应被一切世俗的事物，包括宗教、礼节、惯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等习俗束缚，提倡对道德的无限追求，同时过着极简朴而非物质的生活。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犬儒主义则成为一种“对于他人宣称的动机以及正直保持怀疑并且嘲弄”的态度，或者用来指那些“愤世嫉俗的人”。39在当代，犬儒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对伦理及社会风俗不信任的态度，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 而在社会中拒绝被收编的人则被认为是犬儒主义者，他们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冷漠’、一种‘不反抗的清醒’、一种‘不认同的接受’”40，独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伤害即可。
在殖民地的高压专制中，和陈有三有着同等学历的同事们被动成为“犬儒主义者”，他们甘于现状，拼命寻找着掉在地上的一丁点享乐，享受着受限制的自由。他们并没有过着陈有三认为的“抽掉青春和知识之后，没有倚靠的生活漂泊于绝望的虚无之中，感受着飞散的生活目标和意志，经常像脱了壳似地一直坐在竹床上”41的生活，而是流连于酒和女人，并且一次次地劝说陈有三与他们共同饮酒。在陈有三第一天工作的午休时间，戴秋湖“以习惯动作拔掉啤酒盖，满满地斟了一杯劝陈有三，自己也干了一杯”，说着工作中的琐碎。虽然戴秋湖也明确嘲讽只有像黄助役一般努力阿谀奉承、迎合上司，才可能以公学校毕业的学历有着中等学校毕业的下属，但是他仍旧没有做出丝毫的改变，安于现状，靠酒精和女人麻痹着自己，并算计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的亲妹妹。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廖清炎之外，倾家荡产才从日本某所大学毕业的雷德，虽然有着中等学校教员的合格证，却依旧无济于事，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能找到街役场的工作。和雷德一样，《赵夫人的戏画》中的赵俊马，作为龙瑛宗笔下少有的前往日本留学的知识分子。家境殷实的他，虽然有着俊秀的外表，但是在这美好的外表之下，却并无能与之匹配的品德，留学经历只让他学会了喝酒，而回台之后虽为人夫，却成天只想着在酒、朋友和年轻女人之间周旋消磨时光罢了。在传统的“家”“国”观念中，人作为“个体”是被压抑着的。他们生存在这社会的规范制度之下，备受监视，正如这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与陈有三相比，他们更早认识到了属于被殖民阶层的自己，无论如何努力用功都无法跻身于“日本人”的行列之中成为“上等人”。所以他们无一例外都选择成为“禁声”的“犬儒主义者”，靠着酒和女人实现“精神”和“身体”上的自由解放。这一行为与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相似之处，像是《银灰色的死》中，Y 君在明知是逢场作戏的情况下，依旧沉迷于酒馆之中。这些知识分子以酒馆为逃避现实的场所，用酒精和女人麻痹着自己的精神与肉体。
............................
2.2 “加害”的酗酒者
台湾日据时期的小说除了揭露日本在殖民体制下对台湾多方面的控制与压榨之外，还有的以封建社会的陋习为题材，进行批判和控诉。在此类小说中，恋爱和婚姻成为了一个明显的标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在知识分子之中达成了共识，知识青年以“没有恋爱后的婚姻，即是长期卖春的行为”对传统媒妁婚姻制度进行批判。#p#分页标题#e#
龙瑛宗的小说大多以台湾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寻找自己的身份主体认同的同时，虽然有一部分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追求恋爱的自由，但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成为封建父权社会的“代言人”，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达成不了的抱负、理想以及赚取不到的财富，都在对女性家庭成员的买卖婚姻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这些以沉溺于酒和女人的本岛青年为主角的小说中，女性始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角色，没有固定的样貌外形，似乎每一个本岛女性都会成为“她”。而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之外，龙瑛宗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也占有一定比例。不同于那些顺从接受命运安排的女性，在这部分的小说中，作家注意到女性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挣扎被虐的事实，以女性所特有的隐忍特质，书写出历史之外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在殖民地压迫下的坚持与抗争。
2.2.1 女性命运的“加害者”
从《植》中认清殖民地现实，将满腔激情与希望发泄于女人和酒的殖民地青年群像，到《赵夫人的戏画》中，从内地留学归来的赵俊马似浪荡子一般沉溺于酒精和花柳之地。这些在现实中消沉的酗酒者除了通过酒精麻痹自己之外，更寄希望于比他们更为弱小的女性身上，通过仅有的温存找寻自己存在的意义，更有甚者将自己的亲人当做筹码，通过封建的传统婚姻制度以期换取更舒适的生活。就算是身份地位都高于台湾人的日本女性，也成为这些酗酒者幻想能通过结婚为手段，进入殖民者社会的入场券。上文中所提到的“酗酒者”在加害女性的同时，却也因为女性而开始酗酒。像是陈有三虽和同事林杏南的女儿翠娥相互爱慕，但翠娥却不得不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牺牲，被卖给了邻村的有钱人家。这件事成了压垮陈有三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越来越依赖酒精，逃避现实。而雷德嗫嚅着“对本岛人来说，失恋这玩意是奢侈的病症呢”50，早已看透了现实重压下的知识分子的婚姻的本质。
.........................
从《植》中认清殖民地现实，将满腔激情与希望发泄于女人和酒的殖民地青年群像，到《赵夫人的戏画》中，从内地留学归来的赵俊马似浪荡子一般沉溺于酒精和花柳之地。这些在现实中消沉的酗酒者除了通过酒精麻痹自己之外，更寄希望于比他们更为弱小的女性身上，通过仅有的温存找寻自己存在的意义，更有甚者将自己的亲人当做筹码，通过封建的传统婚姻制度以期换取更舒适的生活。就算是身份地位都高于台湾人的日本女性，也成为这些酗酒者幻想能通过结婚为手段，进入殖民者社会的入场券。上文中所提到的“酗酒者”在加害女性的同时，却也因为女性而开始酗酒。像是陈有三虽和同事林杏南的女儿翠娥相互爱慕，但翠娥却不得不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牺牲，被卖给了邻村的有钱人家。这件事成了压垮陈有三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越来越依赖酒精，逃避现实。而雷德嗫嚅着“对本岛人来说，失恋这玩意是奢侈的病症呢”50，早已看透了现实重压下的知识分子的婚姻的本质。
.........................
第三章 “酗酒者”形象的转变......................31
3.2 从“酗酒者”到杜南远..........................35
3.2.1 作为“南方想象”的杜南远.....................36
3.2.2 作为自传的杜南远..........................37
第三章 “酗酒者”形象的转变
3.1 “酗酒者”的出路——“去南方”
“南方”最开始是指日本本岛以南的地域和群岛，也是拥有热带风光的尚未文明开化之地。1895 年台湾被割予日本，在殖民地的语境下，台湾成为日本最初的“南方”，也是帝国的边陲。而其与日本本岛完全不同的热度和风情，在带给了旅台的日本作家完全不同的异域体验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为已经现代化的日本社会中的野蛮提供了一个释放空间。在大鹿卓的《野蛮人》中，出身富裕家庭的田泽，因和父亲产生矛盾而来到台湾深山的原始部落。逐渐向往原始的野性的他，在镇压暴动中初尝猎头滋味。在强暴了酋长女儿后与其成亲，彻底成为这原始部落的一份子。由于原住民所居住地域的偏远和现代性的缺席，日本作家透过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南方”再现，表达了逃避世俗文化压力的理想。
从 1890 年代“南方”在日本政治小说中成为流行的主题开始，日本殖民者对“南方”的概念从落后、原始的猎首者，转向了文明驯化野蛮。在中村地平描写雾社事件的小说《雾中番社》中自杀的花冈一郎和花冈次郎都穿着代表殖民者的和服，而不是原住民的传统部族服装。衣服成为了“文明”和“野蛮”的界限，也标志了原住民立场态度的转变和殖民者文明同化的力量。与次郎的有着番人传统的上吊自杀的方式不同，一郎在自杀之前先是以原住民出草的方式砍掉了孩子的头颅，随后以日本传统的方式切腹自尽。由于切腹是觉得愧对日本帝国的本国子民自裁的方式，是极具仪式性的。所以，虽同为自裁，但切腹将花冈一郎与其他原住民区别开来，标记为“高贵的野蛮人”。
...........................结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