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文学论文不仅要深入剖析作家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特色、文学价值，还要熟知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文学团体和主要流派并分析思考出现的文学现象及其兴衰过程、产生原因及其历史影响等等，还要参考相关的文学理论，深入了解文学的本质、构成、创作手法、文学鉴赏、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古今中外美学名家对美的本质、特点以及审美问题的探讨和认识。（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绪 论
老舍在 1955 年的修订本《骆驼祥子·后记》中，将自己与劳动人民作对照，写道“连我这样的人也明白了一点革命的道理”[1]，他将自己定义为“我这样的人”，透过卑微的语气似乎能看见他低着的头。《骆驼祥子》倾注了老舍无限心血，是一部“笔尖上便能滴出血和泪来”[2]的作品，但是二十年后，它的全部意义在新时代的要求中简化为：“不忘旧社会的阴森可怕，才更能感到今日的幸福时光的可贵，大家应誓死不许反革命复辟，一齐以最大的决心保卫革命的胜利！”[3]名作《骆驼祥子》的删改成为了老舍建国后深陷创伤中的明显标志。笔者也正是由对《骆驼祥子》不同版本进行仔细考察之时，发掘出潜藏于老舍作品中的隐秘信息，他们的共同指向便是老舍如何在作家自我与文化官员自我间挣扎摆荡，终于在内心创伤无法修复的情形中走向了太平湖。老舍研究虽经过长足发展，却依然留有可待发掘的问题。当然丰富的前人研究成果也为后续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八十年代起，文化热带动了学术界对老舍文化问题的探讨，此外以作品为研究中心的传统形式的文本研究开始向人本研究拓展。截止目前，老舍研究已经开拓出包括老舍的文化视角研究、老舍满族心理研究、老舍个性气质研究、老舍经典作品的分析等多个研究领域。老舍的文化视角是许多著名学者都有涉及的维度，如樊俊发表于 1996 年的长文《认识老舍》就提出了老舍擅长由文化视角进入创作。杨义在《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中同样将老舍定义为文化型作家。其余如石兴泽的《老舍文化心理的运行轨迹》、谢昭新的《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汤晨光的《老舍的文化批判与文化理想》皆是此方面的佳作；作为老舍小说的巅峰之作，《骆驼祥子》的删改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金宏宇的《<骆驼祥子>的版(文)本变异》、孔令云的《<骆驼祥子>的版本变迁——从出版与接受的角度考察》与陈思广的《<骆驼祥子>的版本及其意涵》，都论及了《骆驼祥子》的删改问题，其中以金宏宇的文章考证的最为细致，这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老舍的满族心理研究以关纪新的著述为佳，他写有专著《老舍与满族文化》，同时创作了许多系列论文，道出了满族历史积淀对老舍的影响；老舍的个性气质研究方面有石兴泽的《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老舍性格心理的纵向分析》，文章认为老舍面临着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矛盾，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纪念老舍诞辰百周年》也立足于对老舍性格的分析，认为家庭环境和生活时代造成了老舍沉郁的性格底色，使他成为了一个清醒的悲观者；此外，老舍的自杀选择同样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文章包括吴小美和李向辉的《老舍的生死观》、毕明皓的《必然的选择——论老舍之死》，而傅光明的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以新的研究方式——口述历史，将老舍之死的谜团揭出，试图通过亲历者对事件的回顾探究历史的真相。
尽管前人的研究如此丰富，依然无法合理的解释老舍的创作与他的死亡选择间的关系。老舍以“写家”自居，又是在针对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背景中选择赴死，文学道路的影响至关重要，老舍究竟因何走向文学与人生的悲剧，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数量颇丰的前人研究成果，在为老舍研究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困难，这使得单一角度的老舍研究很难创新，因而本文试图以多维视野进入研究。在对老舍全部作品仔细阅读后，先整体把握老舍创作风格的转向，然后筛选出涉及写作中断、删除、改写、隐藏等行为的重点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考析与不同版本的对照分析，同时以作家的个人经历辅助文本研究，挖掘出导致老舍悲剧选择的深层因素。这个过程中，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闯入笔者视野，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其中以西方的创伤理论最适宜本文的研究，是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本文建构于其上的“创伤”理论进行系统的阐释。这里“创伤”一词并非指身体上的伤害与创口，而是指在某种自然灾害或人为暴行中个体受到强烈的刺激，从而导致的心理创伤。对创伤的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 80年代的女性歇斯底里症，尚-马丁·夏柯是当时的开创性人物，名噪一时，西格蒙·弗洛伊德曾向其学习，由此弗洛伊德发明了自称为“心理分析”但患者安娜称之为“谈话治疗”的治疗方法。1896 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学》，并将病因与“早熟的性经验”联系在一起，但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歇斯底里症的研究被暂时搁置。稍后，战争使“战时创伤性精神官能症”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注意。二战时，医师洛伊·葛令克和约翰·史毕高使用“麻醉综合精神疗法”为患者治疗，越战时则兴起了由患者组成的谈话团体。在战争创伤研究不断开展的同时，1952 年范农出版了他的《黑皮肤，白面具》，由此将创伤研究引向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开始建构跨文化的种族创伤理论”[4]。20 世纪 70 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为“强暴创伤症候群”的研究提供了土壤，心理学家发现受害女性的症状类似退伍军人的症状，对创伤心理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体系。此后“创伤从精神病临床实践，从围绕性别、种族和战争创伤的公共话语，转到大学的历史、文学、哲学、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等人文领域。”[5]在由耶鲁大学主持的对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的收集实践中，激发了学者杜里·劳伯、苏珊娜·费尔曼等人的研究。1996 年，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第一次在她的《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与历史》中提出了“创伤理论”，她指出“创伤被描述为对无法预料的或强烈的暴力事件的回应，这些事件并没有在它们发生时就得到完全的理解，却会在之后以反复再现、噩梦或其它重复的现象回归。”[6]卡鲁斯的观点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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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时局的变迁：建国前后老舍的创作
学者温儒敏将老舍的文学史地位定义为“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7]同样，对老舍研究有推进意义的学者樊俊认为“与思想启蒙的题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互为因果的，是老舍的兴趣与笔墨几乎都集中于从文化层面上观察与描写人物，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民族的命运。他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以至于整个人生的。”[8]学界对老舍的以文化角度进行创作的特点是有共识的。如果以新中国的成立为分界点，将老舍的创作分为建国前与建国后两个阶段分别考察，就会发现，老舍在建国前的作品中，是站在启蒙立场上以文化批评视角来创作作品，他以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心理和由西方游历归来的现代目光观察老旧中国的混乱状况时，自然而然的将其中不合理的成分作为作品描摹的对象，以讽刺与幽默的笔调实践着自己的文化批评，并期望以此来构建一个文化合理，人格健全的社会。而建国后，老舍完全抛弃了文化视角，转而对新社会施以热烈的赞扬。考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通俗曲艺、应时话剧和各色表态文章占据了其创作的大部分，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极其平庸，没有了老舍一贯的对社会与国民性格的思考，开始目光短浅的紧盯时势。而作品的通俗性与对新制度、新人民的歌颂，都是老舍这样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在失去启蒙地位后，与群众立场的急切贴合。由启蒙者跌入人民大众的过程中，老舍的心理状态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确实因对新中国的满意而发出由衷的赞扬，但众多的赞扬中也有不少不得已的表态之作；另一方面，老舍清楚的看到了自己以及整个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他承认“我并没有写出好作品来”[9]，并开始在《论悲剧》、《谈讽刺》、《自由和作家》等文章中对文学创作进行反思，在反思中酝酿了《茶馆》和《正红旗下》的创作。然而《茶馆》受到了“留恋旧时代”的批判，《正红旗下》的创作也在文艺政策复归紧张后戛然而止，以写小说见长的老舍在建国后的和平时代中竟没有一篇优秀的小说作品。因尝试通俗文艺才开始练习的戏剧创作，在这一时期也仅有《茶馆》、《龙须沟》算是其中佳作。跌入大众的老舍失去了文化批评视角，也就随之失去了创作的能力，这为自称为专业“写家”的老舍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以服务工农兵的姿态创作了许多热烈颂扬的篇目，以自我违背、自我改变的姿态融入大众，这种对自我的否认刺激着作家。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老舍建国前后创作的对照分析，揭示出建国后的老舍在艺术风格与人格方面的双重扭曲。#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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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的意义
老舍年幼时，家庭困顿，只得依靠母亲洗脏衣服赚钱度日。母亲的温和、坚强、热心和忍让给了老舍“生命的教育”。青年时代的老舍在朋友的介绍下接触到基督教，成为了上帝的信徒。就这样，出身于社会底层又受到基督教博爱思想影响的老舍，内心生发出对普通市民极大的同情与怜悯，在创作时亦能以温情的目光环视笔下的人物，即使讽刺也并不尖刻，极力的批判却也留有余地。出身于市民阶层的老舍，是现代文学家中少有的采用平视的角度观察人物的作家，无论对底层人物还是对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他都报以仁慈而同情的目光，正如学者王富仁所言“爱、同情、理解，才是占据他全部心灵的东西。”[10]但这样温情的批判并不妨碍他的文化启蒙立场。老舍青年时期刻苦学习英文，曾在英国任教五年之久，接触到大量的世界名著与西方历史书籍，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并刺激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与外国人的相处更是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帮助他在对照中形成了对本国文化的认识。这段国外经历使老舍成为视域开阔而学贯中西的文学家，当他以这样的身份反观中国时，自然而然的就站在了启蒙者的位置上，对我国古老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讽刺与批评。尽管这时的老舍采取平视的视角观察民众，却终究带有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性，并非是与大众的无距离贴合。而建国后启蒙者地位的丧失，虽使老舍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却既不符合他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又在丧失文化批评的立场中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深度。老舍的文化批评是双重的，既批评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部分，又批评西方文化中冷冰冰的人际关系与金钱至上原则，所以就开掘出了文化独立性问题。老舍认为要构建我们自己的文化，既要注入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其中的重点是西方社会的实干精神，又要保留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研读老舍建国前的作品，发现他主要形成了对衰老的传统文化与庸人文化的批评；对汉奸文化与钱、官、兵文化的批评；对学生及革命者的暴力革命文化的批评。而这与他在建国后采用社会主义建设视阈创作作品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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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31
一、作家老舍的迷失....31
（一） 性格底色：童年形成的自卑心理.............31
（二） 缓和创伤：抗战话剧的尝试...........32
（三） 政治立场：热忱爱国却独立不倚.............33
（四） 分裂之苦：束手束脚的文学创作.............35
二、作为时代象征的老舍......37
（一） 时代的命运.........38
（二） 有限的反思.........41
第三章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一、作家老舍的迷失
老舍出生于 1899 年，他在《正红旗下》中不无嘲讽的说到“我只赶上了大清皇朝的‘残灯末庙’。”[89]这时的清朝统治确如老舍所言已经日渐衰颓，腐朽的王朝无力豢养众多旗人子弟，两百多年的八旗制度造成了满族人精于享乐却不擅谋生的庸碌文化，没有生存技能的满族人艰难挣扎，满族的没落已是大势所趋。老舍一家隶属正红旗，是最底层的旗人家庭。其父是一名普通的满族旗兵，依靠一个月三两银子的月例养活一家人，因为统治内部的腐朽，拿到手的银子往往成色不足，月例的缩水使一家人艰难度日。老舍两岁时正逢八国联军侵华，父亲死于抵抗外敌的巷战中，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一家人依靠母亲洗脏衣服赚钱度日，生活极度拮据。灰色的童年留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成为作家后的老舍多次在小说、散文作品中述及童年经历，如《抬头见喜》、《宗月大师》、《我的母亲》中均有对贫苦童年的回忆。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仅写了两万字就停止的《小人物自述》。在这部自叙传小说的开头中，老舍详细的叙述了自身往事，几乎是毫无掩饰的讲出了对儿时生活的真实感受“是的，我的过去——记得的，听说的，似记得又似忘掉的——是那么黑的一片，我不知道是怎样摸索着走出来的。”[90]本应在欢乐与团圆气氛中度过的新年，更成为老舍无法忘怀的凄凉时刻“一家大小就那么无从欢喜，也不便于哭的，静静听着辘轱响，响的有点说不出来的悲哀。”[91]童年阶段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早期的极度贫苦与丧父经历，使老舍的童年记忆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心理学家阿德勒曾在《超越自卑》中详细的论述了儿童早期记忆的重要性，他认为早期记忆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两个原因：“第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计均包含于其中，它是个人将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初的认知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等等第一次综合起来的结果。第二，它是个人主观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所作记录的开始。”[92]老舍对童年的回忆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以悲苦开始的早期记忆，也直接形成了他压抑、自卑的性格底色，这种由儿时痛苦经历所带来的侵扰，在老舍的作品中也表现的比较充足。如《小人物自述》中，老舍曾将自己的化身“王一成”与癞皮狗相比，《宗月大师》中更是提及在富有的刘寿绵大叔面前“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93]童年期的自卑造成了老舍最初的心理创伤。甚至直到老年，他仍然忘不了儿时的辛酸，用“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94]来形容自己的不幸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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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老舍建国后的创作实绩与心态变化，正是五十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坛的一个缩影。步入老年的老舍，艺术手法与人生领悟都愈加成熟透彻，本应在稳定的局面中创作出更具深度的作品，却陷入了应声话剧的写作，他在知识分子的自卑感中，承受着独立人格与艺术创作的扭曲。内心惶恐不安的老舍，用隐藏与删改旧作的方式规避风险，不惜以牺牲文学性换取新社会的接纳。偶然求救于北平，在《茶馆》中回归文化自我，却因为外界的过渡干预，陷入了言论的自我修正中，卑微的老舍已经无法维持独立的人格。最后的艺术归来之作《正红旗下》的搁笔，正是创伤无法修复的表现。失去了独立人格的作家，要忍受内在倾向与外在现实的拉扯。老舍的创伤，源于无法维持的文学自我。关于创伤的研究似乎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外在的大环境，本该引起重视的文学创伤的研究就面临着搁浅。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为创伤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是自上而下的创伤宣泄与治疗，但这段时光十分短暂，仅几年时间，各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就纷纷涌现。但九十年代后，文学发展仿佛霎时间就呈现出落寞之态，这样的繁荣与低落也许正是文学体制经受创伤而未能得到有效缓解的表现。尽管对文革的反思并未完全终止，却在纷繁的文学现象的掩盖下早就失去了关注度。随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这段文学创伤史也终将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然而这一时代的文学是不是走的太快了，阶段与阶段间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仿佛一个转身就抛下了从前，而唯有在历史面前保持警醒，以深度而持续的反思与有效的修复方式使受创的文学体制得到恢复，才能使其展现出应有的活力。老舍的个人创伤作为整个作家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不仅是研究老舍个人的切入点，更代表了这一群体在特殊历史阶段的创伤遭遇，关于老舍创伤的研究有助于历史反思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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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