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为大规模的社会竞争性考试，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颇多相似，故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也颇为深重。与科举的革废是时人议论的焦点这一历史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是，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制度之存废与改革亦成为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
十余年来，每逢高考前后，学界和广大百姓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掀起一股讨论高考的热潮。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关于高考存废与改革等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对于高考存废这一考试研究领域中至为根本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统派”与“独派”的针锋相对。90年代中期以前，对抗的天平基本上倾斜于“统派”一边。但随着应试教育弊病的加剧，整个社会都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矛盾双方遂逐渐势均力敌。1998年春夏之交，由对语文高考试题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对高考自建制以来最为激烈的批判。而“在批判高考、主张废除高考的论著中有一共同特点，即不约而同地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似乎科举在人们印象中是十恶不赦的封建取士制度，而高考既然可以与科举作类比，则可等量齐观，高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加以废除了。”[1]
对高考这样一种与古代科举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兼具教育性与社会性的现代大规模竞争考试，其存废与否仅靠考试或教育理论的指导显然远远不够。唯有将高考的存废问题放在科举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方能得出符合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后，经过千余年的运行，科举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达至相当惊人的地步。由于科举取士关系重大，且历时久远，其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巨大，科举遭遇了各种议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2]争论的结果是科举数次被废，但总似有“神灵”相庇，旋废旋复。而佑护之“神灵”正是科举自身。因为旨在选拔“精英”以治国的科举制与儒家政治理论十分吻合，有非常适宜科举制生存的文化土壤。而且，由于科举是普通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对士子的利诱力非常大，科举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一般都对朝廷忠心不二，从而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行达千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不惜代价精心保养和维护着科举这部精细繁复的人才筛选机器。
如果说，在科举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诸多原因中，与儒家理论相适应这一原因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那么，“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这一因素则超越了封建时代，是科举制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之公平从一开始即为人所识。早在唐末五代时，就有人感叹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其才的王孙公子沉迹下僚。[3]到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时人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p11)历史一再说明，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深为人情、关系、面子所累的国度，以荐举为核心的任何一种选才方法或制度最终必然出现权贵把持、徇私舞弊之弊病。唯有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方从制度上堵住了“任人唯亲”之漏洞。科举虽存在不少问题，但“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5](p3150—3151)。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此。一千多年间虽经许多尝试，却没有任何人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够取代科举这种考试选才方式的制度。
然而，科举毕竟在清末走向终结。究其因，外部原因是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内部原因则在科举自身，是缘于考试内容和操作者而非制度本身。“如果把（科举）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流水线上的原料。……产品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流水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6](p263—265)科举之所以到后来无法正常发挥其积极功用，就是因为其内容数百年僵化不变。的确，自始至终，人们在非议科举时，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否定其制度本身，而将讨论或改良集中到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的地域均衡等方面。千余年考试内容僵化的积重难返，是科举终结之根本原因。
在高考制度恢复已逾20年、弊端亦日渐严重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度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想再以此来补考试之弊，的确是吃错了药。”[7]就算古代的科举离我们太远而容易被遗忘，那么“文革”中的“推荐制”和“文革”后的“保送生制度”实行不久即被异化为“走后门”的情形，岂不是历历在目？更何况，这些情形无不是科举建立之前的推荐制和科举被废之后无序的人才选任制度等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不仅如此，现代高考中的录取公平问题，也可借鉴于古老的科举。探讨科举考试中有关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以及分区定额录取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对我们认识和改进现代高考分省定额划线招生办法也颇有益处。
从制度层面来说，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杰作”。但和其他任何传统文化一样，科举文化所形成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仍被分为清晰的黑白两半。同样，科举研究的价值亦不仅仅在提供正面借鉴上，对其消极面的揭露批判也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价值。科举因制度而存，因内容而亡。观照科举考试内容对其制度存废的影响，于当今高考内容与形式的具体改革亦不无借镜。[8]
二 如果说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仅仅是在考试形式和作用影响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高教自学考试与科举的血缘关系则要亲近许多。创立于80年代初、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自学考试制度，是科举考试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明显存留与升华。
中国建立高教自考制度是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是顺应“文革”结束后社会需才急迫而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严重不足，且有大批青年迫切要求自学成才的需要而诞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大办开放大学或走私人办学的路子，而是发明出国家考试这种教育形式？应该说有传统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为中国有“以考促学”的古老传统。换言之，这种独特的教育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全国高教自学考试办公室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就认为，“自学考试制度直接源于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学考试继承和发展了科举考试的传统。”[9](p2—3)且不论自考制度本身直接源于科举与否，也无论自考制度的建制者在当时想到借鉴古代的考试形式与否，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科举考试文化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已在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传因子。旨在“以考促学”的自考制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在新时期的显现。
按国务院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二条的定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从科举应试者的年龄和考试内容、自学与助考风气以及考试的开放性、权威性和教考分离等特点看，科举完全具备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三个基本要素。科举就是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而高教自学考试在一定意义上有如古代科举。[10]
正是由于自学考试根植于科举，而且两者同为各自时代“以考促学”的大规模社会性考试，在“考”和“学”的各个环节都面临诸多相似问题，故研究科举可以为健全和完善当今的自学考试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这也正是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这样一个非科研机构却花大力气来组织研究中国考试（科举）史，各省自考委下达的考试研究课题中考试（科举）史部分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在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就有以中国考试史为专题的课题，全国教育考试“九五”科研课题中也有“科举考试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另外，全国自学考试办公室、山东省自考办正在进行“科举与自考比较研究”课题，福建省自考委2000年下达了“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的比较”和“海峡两岸科举考试的比较研究”两个课题。除资助课题外，自考实际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积极撰写有关科举的论文，研究科举对自考的借鉴意义。
自考界的科举研究不仅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而且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应。自学考试建制之初，大到开放性、国家考试、教考分离等宏观特点，小到命题入闱、考试题型、防弊规制等微观操作，或直接继承科举的做法，或在科举基础上进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改良。面对普通高校逐年扩招、学历文凭试点学校日渐增多以及成人学历教育日益红火的严峻竞争局面，自学考试要长远健康地发展，除了逐渐完善原有的各项制度外，继续在广博的“科举学”研究领域挖掘历史与文化资源应是有效的途径。例如，在处理自学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改革考试内容、进一步拓展考试功能、严明考试纪律等方面，科举研究都可以提供深刻的历史启示。
三 作为古代社会的“抡才大典”，科举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上述高考与自学考试的建立与运作便富含科举考试的文化因子。相比之下，科举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既有文化与精神上的明显存留，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鲜明痕迹；既与本土现、当代公务员制度有承继关系，也与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有渊源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从何种层面看，研究科举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改革都大有裨益。
科举的首要功能是选拔国家后备官员，故其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科举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除选拔少量武官外）。到近代被废前夕，科举已开始朝现代文官考试性质转变，但科举的命运就像它所依附的政治舞台一样，来不及完成这一转变，便在强大的压力下嘎然而止。然而，仅仅废制数年后，部分曾在科举废初欢欣雀跃的人士就已痛苦地意识到，科举之废使中国的官员选拔陷入无序状态，更遑论在今天，人们远距离“冷眼旁观”时对其蕴含的考试精神之深切情怀。余秋雨在谈到科举对文学的影响时所发出的感悟，便是一种代表性心声。“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11]
不过，怀念科举精神的人们仍感到些许欣慰，因为科举虽“失之华夏”，却“得之四夷”。19世纪，科举制度西传欧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欧美国家巧妙地将科举的考试选才平等竞争精神学了过去，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从而有效地抵御了官场的腐败及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为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为此，一些西方学者对科举赞誉有加。西方学者卜德将科举制誉为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美国著名汉学家H.G.Creel（中文名顾立雅）更是认为科举制影响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12](p155—183) 尽管西方学者对科举“多彰其功”甚至“好评如潮”，但科举的千秋功罪至今难以“盖棺论定”。之所以如此，与人们考察它的视角、距离以及立场的不同密切相关。辩证地看，科举的利弊相随相依，且都十分明显。但科举首先是一种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若仅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对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无疑利大于弊。与以前的各种官吏选任制度相比，科举制可谓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英再生产机制”。[13]它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无法世袭的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这种机制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新了官员的成分结构，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植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发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大疆域的国家，科举制度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科举又强化了官僚政治，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客观上助长了唯官、唯书、唯上的习惯和心理定势的形成，对中国社会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14](p 354—360)
当这种运行了1300年的“精英再生产机制”被连根拔去后，当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怎样的情形呢？有的学者认为，废科举有如发生一场社会大地震。作为清王朝自发进行的一次变法，废科举深刻地影响着其后近百年的国运兴衰与社会变迁，可谓是唐宋以后、民国以前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制度革命。作为社会重要支柱的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所产生的震荡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文化层面看，科举的废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而从政治层面看，科举之废使得人心与政局都迅速陷入混沌状态。作为过往科举社会的主角，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后的政治舞台上出演了一幕幕令人辛酸的悲剧，从此不得不面对一种起伏跌宕的命运。于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成为对社会政局稳定极具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就制度而言，废科举亦非有效的改革。因为罢废科举非但没能达到“补救时艰”、挽救政局的目的，反而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官员选任制度真空。这样，在新旧规制之间本该有的过渡的锁链被突然断开了。正如严复所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种“先破后立”的“休克疗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新旧制度整合时所引发的问题，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15]因此，废科举所带来的社会震荡之强烈、政局之混乱，远远超出时人的估计与想象。
在科举被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当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举制以前诸形态。废科举这项重大的社会工程，也由于操作衔接环节的失误，向政府的效绩索取了高额代价。直至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下达了系列文官考试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有的学者认为，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的，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16]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后，中国的政治面貌已焕然一新。人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项体制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90年代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之初，人们很少关注本国悠久的官员选任制度史，主要是仿效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但事实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讲演中就指出，西方各国用以选拔官员的的考试制度都是源自中国的“古法”考试。这一点也得到了西方人士的认可，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教科书都将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诚然，西方文官制度在中国科举制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良，有许多先进的因素值得我们吸纳，但其奉行的公平竞考、择优录用原则均取法于科举制。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时，无论从吸收国外文化抑或从吸收本土文化的角度，研究科举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课题。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问题，但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考试选才可以减少用人方面的腐败，其平等择优的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
综上所述，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不仅如此，与科举考试的性质、功能差异甚大的现代社会各类专业资格证书考试，也可从考试题型、考试组织、防止作弊等方面吸取科举考试方法与技术之精髓。
如今，科举虽已停罢，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废止。在日益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正逐渐朝考试社会发展。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考试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能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使考试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这便是“科举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