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 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 ，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 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 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 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 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 “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 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 ，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 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 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 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 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 。”[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 的事实。从理论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
《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历史著 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 ，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思维模式 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 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 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 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 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 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 秋》，著于篇。
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ｓｈí@①宝，光演文武，《 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 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 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 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 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 ，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 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 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 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 、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 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 的实际影响。
二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记述了春秋240年间盛衰兴废的优秀的编年史。 但是，关于它的身世来历，千百年来却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学术史上一桩难于 解决的公案。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书名、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大家都还有 不同的看法。有关史书对《左传》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 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据此，这本书原名应为《左氏春秋》，为左氏所著的一部史书。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 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于是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它开 始用《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而相沿。另外，《左传》是否著成于春秋末期的左 丘明，唐朝人赵匡以下也多有驳论，不过此问题过于复杂，于此可不深究。尽管先秦诸 子如孔、孟、荀、庄、韩等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左氏春秋》，而刘向《别录》却给了它 一个十分明晰的传承系统：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 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注：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 刘向《别录》。) 其间8人单传，约250余年，已到了秦汉之际的张苍。有了文本却隐晦不显，这与《公 羊》、《谷梁》二传的流传方式截然不同。据说，二传都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高 、谷梁赤以口授的方式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传给后学，经过历代记录传播，到西汉初 期最后著录成书，用的是汉代流行隶书，故属于今文学。而《左氏》文本由先秦而来， 用的自然是古文(指东方各国文字)，被后人称为古文学。 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4](《张丞相列传》)，于古籍广见博 闻，自在情理之中。从《史记》本传看，不见他对《左氏》有发覆之功；从其行事看， 他却是一个笃信“五德终始论”并颇有建树的人。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云： 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 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 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又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如张苍确为汉代古文左氏学第一人，他的思想基调与治今文公羊的董仲舒是一系而二 家。
《左传》在西汉的流传，《史记》不言，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 。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 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 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 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贾护、刘歆。
以上《左氏》一书在西汉的传承又有200年左右，涉及10余人，为何就无人将它转写成 汉代通行的隶书?惟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只把古文的《左氏》限于书斋之内，没有使它向 社会公开流播。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文经书有“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 ，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 左氏传》”。自从秦始皇“书同文”，按规定藏于官府的典籍都应当经过转写隶定，张 苍所献古文《左氏》是否在入皇宫后经过这道程序呢?北魏文字学家江式说过：“北平 侯张仓(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5](《江式传》 )看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古文《左氏》以原貌被保存于中秘府“伏而未发”，一直到 汉成帝后才被刘歆发现。而民间玩赏《左氏》者，或耆儒如贯公，或博学如贾谊、尹更 始，或专精古文字如张敞，都没有想到把这本以“叙事”见长的春秋史书拿来解经应用 于现实政治，所以使它以古文原貌保存在社会中。
一说《左氏春秋》出于孔府壁中。王充《论衡•案书篇》：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 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但《汉书•景十三王传》曾提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却未记具体有哪些经传。还提到河间献王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 秋》博士”。此二王皆景武间人，而同时稍晚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中对这两 件都不算小的事却只字未提，不免令人起惑。王充之说很可能是出于对以下文字的误解 。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 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这里明明说孔壁所得只有《逸礼》和《书》，而《左氏》是藏于秘府的另外一事，二 者只是因为同是古文而被相提并论。所以，由于《左氏春秋》长期潜藏，不为众人所知 ，一旦被刘歆揭示宣扬，才引起那么大的社会震动。
三 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 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 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 》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 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研究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 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 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 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 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问题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 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 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 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 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 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 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 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 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 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起了有创造革新 精神的经学学者的严重不满……刘歆指出这一时期经学的三种大弊病：(1)烦琐；(2)信 口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3)脱离实际，只知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 ”[3](p466-467)
说刘歆在学术上具有革新或改良精神，确为至论。汉代经学投靠政治，必然产生两大 恶果，一是章句繁琐冗杂，二是用阴阳五行解说微言大义。刘歆只能对前者尽力革除， 而对后者仍不能自拔其中。
汉代经说，本来对经文加以音、形、义的诠释，使人理解经典原意就行了。但自从立 了诸经博士，每家博士再传授弟子，于是就有了训诂和章句。传业者为能仕进，无不严 守师法家法，必然造成章句繁多。《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 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章句繁多，在概念上作无谓推演，重枝叶而忽根本，丧失学术的真正精神，并且使人 “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正是对学术的严重危害，使刘歆这样的清醒者奋起 而对“经学中衰”状况力图挽救。
刘歆所作的《左氏章句》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不知它比公羊、谷梁二家《章句》能有 多大程度的简洁精炼。不过我们看《汉书•五行志》中诸家对《春秋》经文的引申发挥 ，刘歆所言还是最为简短明实。除以上所引桓公十四年一条外，我们再看僖公三十三年 的例证：
“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 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专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 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 是时僖公死，公子遂专权，文公不悟，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藏，则 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 ，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 李梅实，属草妖。
又如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一条：
《谷梁》以为闵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僖立妾母为夫人以 入宗庙，故天灾闵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僖娶于楚， 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 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
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
例证颇多，不能尽举。比较而言，刘歆或《左氏》的经说要更简洁平实。其在大的义 理上尽管仍不能脱西汉主流经学的范式，至少在形式上已在尽力扭转章句冗杂之弊。所 以王莽时下令减少五经章句，皆不得超过二十万，已可见其效。
刘歆《左氏》学在形式上革新，内容实质上却一仍深求大义的学风。这是因为作为一 种社会思潮，当整个统治集团仍然把它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利器”，当整个文化阶层 仍然对它笃信不疑，当它的结构性缺陷尚未能充分暴露而新的文化思潮尚未能取而代之 的时候，它就会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而向前推进。刘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试想 当汉哀、王莽、刘秀都在以图谶纬书来经营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作为旧阵营一员的刘歆 怎么可能突破那种思维定势呢?况且博士们攻击“《左氏》不传《春秋》”，刘歆要为 《左氏》争立学官，就必须能证明它也像其他二传一样可以发明圣人的“微言大义”。 刘歆的《左氏》学已无书留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却引用有数条，也许可以略窥 一斑。
一是《左传》十二公中，隐、庄、闵、僖四公即位时都未正式举行典礼，《春秋》经 文不记，《左传》分别加以解释。如隐公“不书即位，摄也”；庄公“不称即位，文姜 出故也”；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本来“称”“ 书”是同义词，都是“记载”的意思，刘歆却于此大做文章，说：“恩深不忍，则传言 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这种抛开词语本意而故作艰深探求微言大义，不但主 观随意，而且正是公、谷二家的解经方法。
二是《春秋》昭公八年“ｓōｕ@②于红”，昭公十一年“大ｓōｕ@②于比蒲”。刘 歆解经说：“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权在三家也”；“书大者，言大众尽在三家”。本来 有无“大”字，不过表示围猎规模大小，《左传•昭公八年》作“大ｓōｕ@②于红” 。以为是经文脱字的杜预之说已很合理，刘歆却要寻出微言大义，所以孔颖达说刘歆“ 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 另外，孔颖达还多次批评刘歆“依二传”来释《左传》。这都说明刘歆时期还很难说 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组织相对定型的古文学派，刘歆所做是为古文经典争地位，同时也不 能不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左传》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刘歆在哀帝时为《左传》争立学官的斗争失败，其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平帝时，借助 于王莽的政治势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终于被立于学官。但这并不是学术斗争的结束 ，今文经学家不愿轻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独占地位和学术地盘。
四 东汉建立，继承与发展刘歆《左氏》学的，首先是郑兴、郑众父子。《后汉书•郑范 陈贾张列传》说(注：以下引文同者不另注。)：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 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 、传诂及校《三统历》。 郑兴是两汉之际人，曾在王莽时从学于刘歆门下，兼能今文古文《春秋》学，其学风 特征与刘歆也无大的区别。比如他初任更始帝刘玄属下，刘玄入长安前，诸将都愿留洛 阳，独郑兴劝之入关，理由是“《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 意思是齐桓公当年未被以侯称，是因为他尚未行宗庙大礼，名分未正。今更始应尽快入 长安取得刘邦后代正统继承人地位，才能收拾人心。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与《左传》无 关，而近于《公羊传》。其后郑兴西归隗嚣，为劝阻隗嚣称王，其说辞曰：“《春秋传 》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 人’。”这都是照搬《左传》之语。后来郑兴东归光武，因日食上疏，借天意而言政事 之缺，完全是今文经学家的作派。如：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今孟夏，纯乾用 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 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日君象而 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 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 ，垂意《洪范》之法…… 当然，郑兴虽用今文“义理”但仍留有底线，就是当面对光武帝说“臣不为谶”，思 想上仍保有一种学者的清醒。 东汉时期，有关古文《左传》的官方地位问题共发生了三次大论争，双方斗争之激烈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领域中是少见的。汉光武刘秀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主要是陈元与范 升之间的辩论。据《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 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 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对立《左氏》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 即不与圣人《春秋》有关；二是西汉先帝皆不承认其官学地位。后来，他又单独上奏皇 帝，补充了几点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如立左氏 ，其他也要争立，会引起混乱；二是学术思想贵在统一，而《左氏》有违戾五经谬孔子 言十四事，属应绝之“末学”；三是开国未久，庶事草创，立《左氏》“非政急务”， 可以缓议。此后，范升还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三十一事。 起来与范升争论的是陈元。陈元的父亲陈钦从黎阳贾护得授《左氏春秋》，贾护“与 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应该也是《左氏》学的重镇。而陈钦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师 ，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陈元上疏反驳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贤，亲 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为优，宜立博士；二 是若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后主应因袭不变，那么汉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汉宣却独 学谷梁，即位后使之立于学官与公羊并存，所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 范升、陈元二人辩难“凡十余上”，史书所载只是原则之争，至于《左氏》不合五经 “四十五事”及反驳的具体意见已不可闻。辩论结果，汉光武同意将《左氏》立于学官 。在遴选博士时，大家提出四位候选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争”，即对立 面太多，于是选用第二名李封为历史上首位左氏博士。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诸 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此时李封病故，给了光 武一个台阶，于是《左氏》争立官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到了东汉章帝时，由于《左传》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不断升高，春秋“三 传”的进退消长进入转折阶段。古文学派正式形成，并反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经学大师贾逵。 贾逵学有渊源，为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 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成人后“尤 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 写藏秘馆”。汉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 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于是给章帝 上奏疏说：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 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 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以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 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 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 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 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 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 。《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 所发明，补益实多。 贾逵强调古文的《左氏》能够直接为汉朝统治服务，有利于巩固封建的纲常伦理控制 ；说《左氏》合于图谶，为刘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据。这些都与今文《公羊》没有太大 区别，同者“什有七八”，那么《左氏》也应该被立于学官。贾逵吸取了刘歆失败的教 训，只正面宣扬《左氏》之长，而尽量避免“诋挫诸儒”，以减少今文学家的阻力。但 是仍有《公羊》大师李育起而抗击贾逵。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知名太学”。他“尝读《 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 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汉一代 今文经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体”自诩而攻击古文经学“多引图谶”。建初四 年，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李育、贾逵二人再次展开论争。李育“以《公羊》义难贾 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关于贾逵、李育二人“难问往返”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即随着东汉时期经学和经学大师所具有的崇高声誉和社会地位，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 文学家，他们尽管在学术风格上有些差异，但目的都是为皇朝提供治国经略的指导，越 来越投靠政治，双方的对立，实质上成为功名利禄的正统之争。贾逵时代古文学派正式 形成，他为《左传》作注，虽然比较注意名物训诂和对历史事实的说明，但在治学整体 上仍然重在义例，强调微言大义，而且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公羊》、《谷梁》对经文的 解释。前者如对“春秋”二字的解释，贾逵说： 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 这完全是今文学风，未脱董仲舒所奠定的经学传统。比较一下后来杜预《春秋序》的 解释：“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西晋学术格局已变，杜预之说才如此平 实。关于后者我们试举一例。如《春秋经》桓三年“春正月”，无“王”字，贾逵解释 说：“不书王，弑君、易ｂēｎｇ@③田、成宋乱，无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 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这里几乎全用《谷梁传》的说法。同年经“有年”，本 意是五谷丰登。贾逵从义例出发解释说：“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 ”这种说法是本之于《公羊传》。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两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于它们基本路 线的一致。由于《左氏》不断出现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师，特别是《左传》自身所固有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影响越来越大，使汉朝统治者不能再 漠然视之。史载汉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在建初元年 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汉诏诸儒各选高 才生徒受业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所选弟子、 门生为郎官。从此，《左氏》等古文经“遂行于世”，传播日益广泛，“学者皆欣欣羡 慕焉”。但是，终汉之世，古文经如《左氏》等却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这也算是汉统治 者对经今古文两派之争所采取的一种调和平衡手段吧!
五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两位经学大师郑玄与何休之间，时间在东汉晚 期，焦点仍然在《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上。清人皮锡瑞《春秋通论》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 、《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 《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 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认为，《易》、《诗》、《尚书》、《逸 礼》的今古文典籍之别，皆在篇章多寡之间，“《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 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 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 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 。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
钱先生所论极是。汉代经今古文的争点在《春秋》三传，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 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 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无涉，刘歆校秘书初见，以其流传未广，必须借经学用世之意 推行。所以请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当时博士们实 际并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左氏》终 未能被立于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范升 、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作为今文学家的范升、李育对《左氏》都不能不认真对 待，都不能不读《左氏传》然后上奏其失。作为古文学家的陈元、贾逵虽然学理优胜， 但仍以立于学官依附政治为张势根本，在思想路线上仍竭力从《左传》搜索微言大义甚 至附会谶记以立论于朝廷。但这种情况到了桓灵时就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十四博士虽借 官学的有利地位，但并未能阻止其经学日益陈腐、烦琐、僵化而走向破产。相反，以私 学面目出现的古文经学却一派生机，习者日众。于是，兼通今古二学的郑玄不再争是非 于朝廷，而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给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学者以最后一击，并以古文学为根 底而兼融了今文学，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字康成，晚于贾逵约百年。早期入太学“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 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 》、《古文尚书》”。后又以马融为师，曾“考论图纬”。可见郑玄学问基础相当广博 ，并不专守一家师法。关于郑玄的学术贡献，《后汉书•郑玄传》有一简要评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 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 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具体而言，就是郑玄遍注群经，既有古文，又有今文，还有纬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 大成者，号称“郑学”。他平生著述百余万字，其中《毛诗笺》、《三礼注》被完整保 存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最大。在学术史上郑玄还有重要一笔，就是他和何休关于《 春秋》三传的辩论。
何休是汉代公羊学最后一位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作《春秋公羊解诂》 ，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是何休有憾于李育与贾逵论争而未能占上风， 面对《左氏》更为勃兴《公羊》退无可据的局面，于是有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之举。对此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之。何休见到郑玄驳论 ，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玄的经注是混糅 今古文家法，强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齐”。虽然郑玄的训释取得很大成就，为后人 解经奠定了基础，但受时风影响，他也用谶纬之说附会经文，有不少迂怪之谈，故何休 于此不能不有所感叹。
何休与郑玄的论争之文，后代逐渐散佚，仅在清人辑佚书中散见数条。今试举一例： 《春秋》襄十二年“作三军”，这是指鲁国季氏立三军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 说：“《左氏》说云尊公室。休以为与舍中军义同，于义《左氏》为短。”这次事件当 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军与以后昭公五年“舍中军”即废除中军意义相同，都是鲁国三 桓的削弱公室之举。但何休所说不确，《左氏》行文并无“尊公室”之意，所以郑玄在 《箴膏盲》中反驳说：“《左氏传》云‘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谓三家始专兵 甲，卑公室。云《左氏》说云尊公室，失《左氏》意远矣。”郑玄以事实澄清了何休之 诬。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师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郑玄遍注群经而不注《春秋》，据说与服虔有关。《世说 新语•文学》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 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 ，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吾。”遂为《服氏注》。 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 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 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 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 ，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 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 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 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 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 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 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 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 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 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 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比附，如钱穆先生批 评所说：“谓当时今古壁垒，若何森严，彼此界划，判若鸿沟，寻其渊源，为之部署， 将以辨孔学之真相，决是非之定谳，则亦徒劳之事也。”[10](第四章)实际上汉代今古 两家，只是表面上水火不容，更多的却是互相渗透，界限并不明显。《谷梁》属今文还 是古文，历来说不清楚；《左传》解经，亦用《公羊》之义。正由于此，才最终形成兼 通诸家的郑玄之学。
四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潮流的一个缩影。钱穆先生论汉代学 术说：“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自 学风推移，与时消息，非尽人意。”[10](第四章)在中国古代儒学一统的思想统制之下 ，其内部不同流派的争鸣论辩成为推进意识形态不断充实革新矫枉置换的途径和手段。 特别是民间的学术力量以其实事求是的新鲜活力，不断向僵化的官方教条进行冲击，从 而推动古代学术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孙钦善.汉代的经今古文学[J].文献，1986，(2). [2]祝瑞开.两汉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宀下是 @②原字上艹下鬼 @③原字左礻右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