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阿英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 　　　　
一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编写书目；三是研究论著。下面依此顺序略加叙述。 　　
（一）编辑与出版中国近代文学资料。 　　
近代文学的下限距离今天还不足一个世纪，但由于学界对这段文学研究的忽视，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缺乏已成为研究中最大的困难。近代文学研究资料有三大特点：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这点和古代文学资料的固有基础和生存状态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关注的人多，资料积累比较丰富，总集、全集、别集都有出版，也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的文集从未出版过，即使已经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难看到，而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又散布在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为解决此困难，阿英先后编辑了《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两套丛书。前者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和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后者包括小说戏曲研究卷、说唱文学卷、小说四卷、传奇杂剧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此外尚有已编好未出版的文学论卷、诗词卷、散文与杂文卷，全部《丛钞》共12卷，500多万字。加上《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阿英编辑近代文学作品约800万字。 　　
（二）编写近代文学书目。 　　
阿英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编写的书目，很大一部分是据自己的藏书完成的。这样编出的书目和一般的参考、综合前人的书目或著作而编的书目大不相同。这样的书目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因材料大多有实物目验，保证了书目的可靠与准确；二是有藏书参照，在甄别、分类和记载版本情况方面会避免很多想当然的错误。比如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正式出版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是研究近代小说和戏曲的必备参考书。该书收晚清戏剧161种，晚清小说1070种（创作小说462种、翻译小说608种），1957年又出增补本，收创作小说478种，翻译小说629种，计1107种，较前增补37种。这个书目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一般近代文学研究者具有引路人的作用，许多研究近代小说和戏剧的人都是据此书来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工作的，其历史贡献不可抹煞。当然，从今天看，这个书目有很大的局限。第一，书目标明“晚清”，作者所搜集文学作品的时限是光绪元年(1875)至辛亥革命(1911)。这就无法涵盖整个近代(1840-1919)，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过去学界有个错觉，以为近代小说的繁荣主要是在晚清时期，民国之后无成绩可言。从现有能搜集到的材料看，这是不正确的。1912年后，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较之1911年前均成上升趋势，其数量明显增多。1907年，1908年是晚清小说数量最多的两年，而1915年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均是以上两年的六倍和两倍，据日本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1907年、1908年创作小说分别是191、251种，翻译小说分别是197、151种，而1915年创作小说为1549种，翻译小说344种。第二，《晚清戏曲小说目》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比较，前者漏收的作品很多。不说后者总收入量较前者多了近10倍，《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共10011种；即使就二者对应的晚清部分来说，后书所收也接近前书的三倍。第三，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在搜集作品时，对发表在近代报刊上的小说有所忽略，这并不是说阿英不知道近代报刊上载有大量的小说（包括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近代小说的主要传媒是报刊这一新的理念。在评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时，我指出《晚清戏曲小说目》的几点局限，旨在说明学术的发展对前贤的超越，决无苛责该书目之意。 　　
阿英还编辑过《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这是阿英编著的另一本书目性质的著作。全书包括《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晚清小报录》和《辛亥革命书征》三种。前二种是研究近代文艺报刊的重要参考书，后者是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重要书目，都很有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 　　
《晚清文艺期刊述略》介绍了近代主要的文学期刊24种，在这24种文学期刊中，既有号称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的《新小说》(1902)、《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和《小说林》(1907)，也有一般人不常见的小说杂志如《小说世界》(1907)、《竞立社小说月报》(1907)、《新小说丛》(1907)、《扬子江小说报》(1909)，还介绍了近代最早的三种文学期刊《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和《寰宇琐记》(1876)，以及一种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小说刊物《海上奇书》(1892)。前三种均系《申报》的副刊，三种副刊接踵而生，从1872年起前后相继5年，共出版52期，后一种是韩子云创办的以刊登个人创作为目的的第一份专门的小说期刊。阿英的《晚清文学期刊述略》虽然搜集的文学期刊并不全（据祝均宙、黄培玮辑录的《中国近代文学报刊概览》，近代有文艺杂志133种）；但对研究近代文学期刊，以及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清小报录》收近代小报26种，并详细介绍其出版概况、内容及其特点，此文和上面《晚清文学期刊述略》一样均是国内最早专门介绍文学期刊和小报的文字，极具参考价值。建国后许多有关研究近代报刊的文章和书目，大多是依据阿英所提供的这两种材料而增补编辑的。 　　
此外，阿英所编的书目尚有：《近代国难史籍录》、《中英鸦片战争书录》、《太平天国书录》、《甲午中日战争书录》、《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书录》、《清末小说杂志略》、《国难小说丛话》等。 　　
这些书目，有些虽然不是全文学的，但其中不少是属于文学或与文学有关的。因此，它们对于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人省了许多探求资料的功夫，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近代文学研究论著。 　　
阿英研究近代文学的论著很多，论述内容也很广泛，其主要的研究客体大体包括在以下三种著作中：一是《晚清小说史》；二是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闲谈四种》（包括《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小说四谈》）；三是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阿英文集》。 　　
《晚清小说史》是阿英关于研究晚清小说的一部专著。该书写于上世纪30年代，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经修改，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个本子。该书共十四章，第一章：《晚清小说的繁荣》，对晚清小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以及小说报刊、小说理论、小说内容及形式的特点等等方面作了钩玄提要的论述。第十三章，论述清末小说的末流，第十四章讲翻译小说。其中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作者以小说题材进行分类论述，旨在说明晚清小说内容的丰富、反映社会面的广阔，以及与近代现实生活的关系。全书涉及的晚清小说200余部，对其中的50余部作品进行了阐释和评论。纲目清晰，论述简明，在对晚清小说缺乏了解与研究的情况下，阿英《晚清小说史》的出版，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成为学习和研究近代小说的人的必备参考书。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相当的影响。1939年德国汉堡《亚洲周报》选择第一、第二章，题名《中国晚清小说史》，1979年又有日译本问世。 　　
此外，阿英在《小说闲谈》中还论述稀见的近代小说20余种，或介绍其梗概，或评述其思想、艺术特点，或钩沉史实，对研究近代小说亦有帮助。 　　　　
二 　　
阿英其他方面的近代文学研究，就其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关于近代小说理论的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近代小说理论，他在《晚清小说史》第一章已简略叙述了近代小说理论的概况。后来他又写了《小说丛话论略》和《吴趼人的小说论》两篇文章，专门评述近代小说理论。《小说丛话论略》主要评述《新小说》上“小说丛话”专栏内所发表的关于小说的短论。阿英在文中首先肯定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的一系列理论。阿英认为梁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地位的肯定是正确的，特别指出梁氏所说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又谓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均是为肯定小说通俗化的文学地位提供理论根据。阿英认为，这些均系梁氏的“卓见”。阿英又认为还有一篇文章对梁氏颇有影响，那就是严复和夏曾佑合著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这是我国自有小说以来“以新观点论小说”的第一篇长文。梁启超自己就说过：“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阿英还评述了狄平子（葆贤）、侠人、定一、周桂笙等人的小说理论。 　　
阿英还论述了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对其创作的影响。吴趼人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很受读者的欢迎。同时他还是一位擅长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吴趼人不仅创作历史小说，还有这方面的理论。阿英特别看中吴趼人对历史小说所发表的意见。阿英指出吴趼人有关历史小说的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历史小说比历史典籍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小说可补正史的不足。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说：“典册（指正史）很难于使人注意，因端绪复杂，文字深邃，卷帙浩繁。要使这些高文典册的内容，普遍深入于群众，只有用演义的体裁。盖只有小说家言，兴味浓厚，可以引人入胜，可以补教科之不及，可以使小说附正史以驰，正史借小说为导。”历史小说由于采用演义体，可增加历史本身的兴趣，引人入胜，以补正史的不足。第二，吴趼人反对写历史小说蹈虚附会，歪曲历史。他说，旧历史小说往往有此缺陷。 　　吾尝默计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更无论矣。 　　
阿英又批评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东西晋演义》“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1]。 　　
（二）关于弹词的研究。 　　
首先，阿英肯定了弹词的文学地位。他说：“弹词一类的书，难入知识分子的眼。实则，弹词影响的广大，其所具艺术性，是并不亚于所谓‘大文学’。……其细腻雅韵，实臻‘大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境地，而传播的广远，尤非‘大文学’所能望其项背。”[2]阿英所说的“大文学”，即略同于今天所说的雅文学。俗文学和雅文学本是文学的两翼，并无高低之分。阿英又说：“在高人雅士看来，弹词虽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实则弹词在艺术方面，也自有其独特成就的。最主要的是其特有的音乐性和描写细腻，弹唱起来，或‘柔语如珠，绵绵不绝’，或雄浑浩荡，有若奔流，绘影绘声，竭尽委婉曲折之妙。”[3]阿英反复肯定弹词的文学价值，认为俗文学并不低于雅文学，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重视俗文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现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如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关德栋）十分重视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就是其中之一。在阿英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弹词、大鼓书、梨花大鼓、民歌、时调、拍板歌等，均有专文研究。他敢于肯定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地位，称赞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并评说其影响，对于转变学界轻视俗文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推动俗文学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对于近代几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弹词的评论。 　　
对于近代男性写的弹词，阿英尤重视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他认为《庚子国变弹词》“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过去的弹词，著名的如《再生缘》、《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锦上花》、《再造天》、《玉连环》等自有其文学价值，有些作品如周颖芳的《精忠传》写岳飞精忠报国事，作品表现了浓郁的爱国思想，但如就多数的弹词而论，其创作题材，基本上未跳出“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大团圆的框框。而李伯元以庚子事变为题材，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全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以及官兵以剿义和团为名屠杀人民的罪行，真实地描写了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部弹词虽有其思想局限，但从题材和创作模式上，无疑是对此前弹词创作的突破。所以阿英认为《庚子国变弹词》“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对读者了解此类作品均有启示意义。 　　
第三，对女性弹词的梳理。 　　
弹词作为通俗文学，尤钟情于女性，不仅许多著名长篇弹词的创作主体是女性，弹词的演唱主体是女性，而且弹词的接受主体也以女性为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弹词简直可以视为女性文学。 　　
对于女弹词的发展，阿英在其长文《女弹词小史》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女弹词小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女弹词小志》，下卷是《词媛姓氏录》。阿英在上卷中对女弹词的起源、初期的词场、书场与书寓（女弹词艺人的住所）、人物脚本与调门、皮簧杂技的侵入、前期女弹词的终点、词场竹枝词、无线电时代的再繁荣均作了详细的叙述，使读者对女弹词的发展、演变、兴衰有一个较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女弹词虽然始于明代，但女弹词的发展又是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的，它盛行于道光时期的上海和苏州（苏州当时是江苏省的省会）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大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来愈迫切，消费群体的娱乐情趣正是制约着女弹词发展的主要因素。 　　
《女弹词小史》的下卷《词媛姓氏录》，梳理出女弹词艺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词场先锋朱素兰，以及袁云仙、陈月娥（二人色艺双绝）、陈芝香、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此四人以艺胜）、王幼娟、徐雅云、黄蔼卿、陈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词媛姓氏录》中介绍了当时的文人对她们色艺的评论，对研究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认识，也提供了她们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研究，这是因为翻译文学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学生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所周知，近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而翻译文学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研究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变革轨迹，以及近代文学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阿英在翻译文学方面，他写有《翻译史话》，《史话》从目前所写的几节看，原拟从近代早期中国翻译俄罗斯文学写起（普希金—高尔基—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虚无党小说—契诃夫），有计划地将近现代翻译的主要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惜《史话》只写了四节，写到中译莎士比亚和哈葛德的作品，未能完成全书，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也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阿英又陆续写了一些介绍中国翻译西方作家作品的文章，计有《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等。对以上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叙述，很有助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从阿英关于翻译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著来看，他对饿罗斯文学用力尤多，这自然与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因素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 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阿英的研究选择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他写了《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著作中译本编目》、《赫尔岑在中国》、《中译本安特列夫主要著作目录》、《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在中国》，此外，阿英还撰有《安特列夫评传》，编有《托尔斯泰印象记》（译文集，1932）、《高尔基印象记》（译文集，1932）、《劳动的音乐》《原题为《高尔基小说撷华》，译文集，1932）、《饿罗斯文学译文卷》等，对俄罗斯文学及其翻译文学研究不仅作了中肯的评论，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阿英关于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尽管还缺乏系统性，但它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三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是在上世纪国难中开始的，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长期的研究工作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个性，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四点。 　　
（一）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的治学精神。 　　
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孤岛时期”。1938年，阿英在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成立业余的“新艺剧社”）的同时，他开始研究近代文学，写成了《国难小说丛话》，论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20余种以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为主题的小说，阐发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旨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阿英在《中东大战演义》评价中说：“甲午中日战争，实为日本五十年来不断侵略中国之根源，在史的意义上极为重大，然迄今竟无关于此战之优秀作品出现，实为吾人之耻。”又在《旅顺落难记》中说：“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有人性者，无不奋起。日人除抵赖外，彼军事当局亦有以‘今番始堕落，须亟加更正’为言者。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落难记》即其一铁证。”目的很明显，它是借近代的小说来揭露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和复仇意识。此外，这之前和之后阿英写的《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原稿已失）、编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后改称《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他编校的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35)、吴趼人的《痛史》(1937)，并出版单行本，乃至他自己创作的《碧血花》(1940)、《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等历史剧，目的都是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 　　
（二）重视资料建设，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重视搜集、整理、编纂近代文学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书目，是阿英研究工作的最主要的特点。 　　
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资料就无法从事研究，所谓“巧手难做无米之炊”。马克思曾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5]阿英十分重视资料的建设工作。他的资料工作，第一步是搜集各类书籍，尤其是一些难见的孤本、抄本。前面我已说过，近代虽距离现在并不远，但作品、史料的搜集要比古代难得多。阿英不仅注意近代各类书籍的搜集，而且为搜集一些稀见的书籍、报刊和资料，经常到各书店、地摊去“访书”、“淘书”，这我们从他写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苏常买书记》就可以看出。为了购买一本需要的书，他不惜跑遍上海所有的书市、旧书店和地摊，阿英这种搜集资料的艰辛以及所付出的劳动，现代的读书人恐怕是很难理解的了。 　　
阿英编辑的近代文学资料，仅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这两种丛书计算，已近800万字，再加上他编辑的各种书目、报刊述略，总字数近千万，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在这方面，阿英对近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研究领域的广阔。 　　
研究领域的广阔也是阿英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阿英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他涉猎的面是很广的，既有文学创作，也有翻译，后期更主要的是从事文学研究。即以文学研究而言，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而主要精力还是在近代文学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他既从事文学作品的编辑、书目的编著，史料的汇编，也着力近代文学的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包括小说史研究、文艺报刊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这种多领域、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给阿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系，使他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说近代文学的成就和弱点。比如阿英的翻译文学研究，便为他正确把握近代文学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同时也为认知近代文学如何接受外来影响拿出了实证。再如，近代文学报刊的研究不仅拓宽与丰富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内容，而且这一有关近代文学传媒的研究，阿英在半个世纪前便已认识到它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着手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英这方面的研究实开近现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先河，其意义不仅限于文学报刊研究的本身，而且它启示着传媒研究应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如，俗文学研究，阿英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他所研究的弹词、歌谣、时调、拍板歌、大鼓书、梨花大鼓、相声等，有些就是近代文学中俗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有些研究直接与近代文学研究有关。如《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一文，作者指出《老残游记》里的黑妞、白妞说书，其中的白妞就是历城（今济南市）人王小玉。文中引凫道人（贾凫西）的《旧学庵笔记》“红妆柳敬亭”条为证：“光绪初年，历城有黑妞、白妞姐妹，能唱贾凫西鼓儿词。尝奏技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这对了解黑妞、白妞这两位女艺人就很有帮助。再如他的《关于石玉ｋūｎ＠①》，阿英据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ｋūｎ＠①》一节，了解到石玉ｋūｎ＠①的生活年代大体系道光时的艺人。此说虽未成定论，但至少可提供一说。这又可以看出阿英的俗文学研究与他的近代文学研究互补的关系。 　　
（四）重视考证。 　　
考证又称考据。考据学是清代朴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包括作家的生平、作品的真伪、作期、版本的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等等均需进行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必要的、精确的考证，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以李伯元研究而论，阿英通过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比如他在《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1935)中，考证出为《官场现形记》和《海天鸿雪记》写序的惜秋生并非作者李伯元的化名，而是李伯元的一位好友欧阳钜源(1883-1907)，此人也是小说家，原名淦，字钜源，一作巨元，别署茂苑惜秋生，又署惜秋生等。从而纠正了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惜秋生就是两书的作者李伯元自己。同时，通过考证还解决了不少疑点。比如也是在上世纪40年代，阿英从《醒世缘弹词》中某些片断的描写和文学风格诸方面与李伯元的另一部《庚子国变弹词》进行比较，从而考证出《醒世缘弹词》的署名作者讴歌变俗人就是李伯元[6]，解开了《醒世缘弹词》的作者之迷。再如吴趼人在《李伯元传》(1906)中曾提到李伯元著有小说《中国现在记》，因它发表在当时的日报上，只二十回，未完，亦未署名，研究者无法根据吴研人的记述证明《中国现在记》就是李伯元的作品。后来阿英发现了这部书，经过多方考证，证实了吴趼人所提到的这部《中国现在记》确实是李伯元的作品[7]。阿英在考证上所取得的这些突破，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传统研究方法的成功运作是与他长期重视史料的积累与文献的发现有关。它如，阿英对于《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考证，对近代小说人物的考证，对大鼓书的考证，对女弹词艺人的考证，均对近代文学研究具有揭迷释疑的作用。 　　
以上对阿英半个世纪研究近代文学的成就、贡献和特点作了粗略的介绍和分析。他从资料的钩沉、校勘、编辑、书目的编写到近代文学各种文体和门类的考证、描述和研究，涉猎内容丰富，研究成就突出。可以看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对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对创作、翻译文本和史料建设所具有的奠基意义，对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时，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阿英先生所作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J].月月小说，1906,(1). 　　
[2]　阿英.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序[A].小说二谈[M].北京：中华书局，1959.77. 　　
[3]　阿英.弹词小话引[A].小说二谈[M].北京：中华书局，1959.85. 　　
[4]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9.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第2版跋. 　　
[6]　阿英.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A].小说闲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19. 　　
[7]　阿英.中国现在记的发现[A].小说二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4-6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山下加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