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文献综述和高级文献综述两种。基本文献综述是对有关研究课题的现有知识进行总结和评价，以陈述现有知识的状况；高级文献综述则是在选择研究兴趣和主题之后，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确立研究论题，再提出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建立一个研究项目。（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文献综述，供大家参考。
[摘 要]农房保险是一项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国外难以找到专题性的研究文献。但国外相关文献表明，在救灾方面保险机制比救济机制通常更有效率，这使得农业（巨灾）保险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而农业（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则使各国多采用政策性保险模式；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具有福利外溢性特征，但其发展程度却受到保险市场发育状况、灾害风险状况及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研究结论从不同层面为我国开展政策性农房保险提供了理论借鉴。
[关键词]政策性农房保险；理论深思；文献综述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２-0080-0５
农村住房保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开始局部试点，但进入２０世纪90年代后由于赔付率高及相关制度不成熟，试点工作陷入停滞状态。2004年以来， 及国务院连续在每年1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这为重启农房保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06年8月，福建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政策性农房保险的全省试点工作，现在已有浙江、广西、广东、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甘肃、贵州等10多个省份开展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农房保险试点。就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关于农房保险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验总结、政策推广等方面，缺乏必要的理论分析；国外也难以找到政策性农房保险的专题研究，但有关灾害救济与农业保险比较、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及政府补贴、政府干预巨灾保险市场等理由的研究，还是为研究农房保险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和分析思路。
一、灾害救济与农业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比较研究
灾害救济一直是灾害风险管理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尽管灾害救济对于遭灾地区的迅速恢政策性农房保险的理论深思：国外相关文献综述及其引申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https://www.zglww.net提供,转载请保留 .复重建会起到积极作用，但灾害救济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弊端日渐暴露。首先，灾害救济会导致明显的负面激励。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美国审计总署，缩写为GAO，1989）指出，从理论上来说，直接的巨灾救济给付方案由于其高昂的成本，同时还使农户对于自然灾害疏于防范而受到广泛批评。Lewis和Nickerson（1989），Kaplow（1991），Coate（1995）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预期到政府灾后会进行救济，将会减少巨灾保险的需求；如果政府部分承担了居住在高风险地区人们的风险成本，将不利于提高居住在高风险地区人们的风险防范意识，也不利于减少高风险地区的风险暴露。其次，政府的灾害救济能力有限，并可能会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Cummins（2009）认为，随着巨灾损失规模的扩大，很多国家对于灾害救济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这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挑战尤为突出[1]。Swiss Re（2008）发现，当灾难发生后，政府从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的成本也比平时要高，可能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2]。第三，灾害救济效率低下。Hoffman（1994）等研究发现，在1987年～1993年间，美国有107，040农户在4年或4年以上的时间里接受过巨灾救济，这一数据仅占这段时间接受过巨灾救济农户数目的8%，但他们接受救济的金额却超过这段时间发放金额的29%。Garrett和Sobel（2001）考察了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署在1991年～1999年期间的救助支出，发现几乎一半的支出是出于政治理由而不是实际救援的需要[3]。Shughart（2006）回顾美国政府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的表现，发现政府官员反应迟缓，存在明显的官僚作风[4] 。
二 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及政府补贴理由研究
与巨灾救济比较，农业保险尽管存在明显优势，但却因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而遭诟病。Ahsan，Ali and Kurian（1982） 和Chambers（1989） 认为，被保险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容易失灵。Goodwin（1993）对于美国爱荷华州农业生产者的研究显示，高风险区域农业保险的需求弹性低于低风险区域农业保险的需求弹性；如果同时提高对于所有农业生产者的保险费率将会产生逆向选择理由。Goodwin（1994） ，Knight和Coble（1997）[7]认为，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理由比其他险种更为严重。Saleem & Atwood（2000）的研究表明，农业巨灾保险的参与率提高，投保人会购买较少的投入品，说明存在道德风险[8]。Halcrow（1949）和Bamaby（1989）倡议通过实施地区农业保险来降低传统农业保险中固有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理由，即以地区平均产量作为厘定费率和赔偿的依据，地区产量损失的衡量包括了所有参保和未参保的农户，因此降低了逆向选择的风险；虽然同一地区各参保农户的成本和损失是不同的，但是领取赔款的概率却一样，一个农户不能通过转变产量而影响保险事故的发生，所以还能有效防止道德风险。Goodwin（1994），Knighta和Coble（1997） 则倡议通过强制投保和精心设定费率等途径来解决。但Glauber 和 Collins（2002）的研究认为，强制投保由于会导致农业生产者的福利损失而在政治上不受欢迎[9]。由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强制投保又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为了培育和发展农业保险市场，各国政府往往通过直接经营或大量补贴的方式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Wright & Hewitt（1990）指出，历史上由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各国的农业保险实践一致证明，离开政府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发展不起来。Garder 和Kramer（1986）在分析美国农业保险以后指出，要达到50%的参保率，补贴幅度至少要达到50%。Just，Calvin 和Quiggin（1999）研究发现，规避风险只是农业生产者参与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的一个次要理由，也就是说，农户参与农业保险计划与否主要是由保费补贴高低或预期收益大小决定的[10]。
Roumasset（1978）等学者还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合理性。Hazell（1986）通过福利经济学分析认为，“农业保险带来的产出增加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农户），也有利于消费。如果需求曲线是缺乏弹性的，农场主的平均收入可能会降低，而农业保险带来的收益将被消费者全部占有”，所以农业保险具有收益外溢的正外部性，主张“政府的直接经营或大量补贴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条件”。Siamwalla和Valdes（1986）用图形表达了农业保险影响社会福利的过程，并通过消费者剩余策略的计算，认为农业保险补贴所得到的社会福利增加小于补贴本身，主张农业保险不应该被补贴。Hazell和政策性农房保险的理论深思：国外相关文献综述及其引申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https://www.zglww.net提供,转载请保留 .Haggblade（1991）持相反观点，认为农作物减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造成损失，而农业保险所造成的作物增加会使得消费者同样得到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