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需求的契约观、信息观、以及保险观
对于审计需求的产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认为法定审计是审计需求产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动因。确实，很多国家对上市公司都有强制审计的法律要求。如英国早在1844年的((公司法》中就制订了法定审计的规定。美国在1933年的《证券法》中规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的会计报表必须接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并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诚然，强制审计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审计服务的需求。但是如果代写审计学论文说它是审计需求的主要原因却有失偏颇，法律规定只是增加了公司的违约成本，并没有从内在激发企业的审计需求。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强制审计的法律规范制订之前，审计活动早已存在。我国的审计大约产生于奴隶制的西周时代，其主要标志是主持审计工作的“宰夫”官员的出现。宰夫的职责是全面审查各个官府的财政收支，监视群吏执行朝法并向上级乃至国王报告。西方国家的审计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一公元前3世纪，希腊城市雅典成立了三个公共会计师委员会负责审查政府的收支活动。即使是今天，一些未受法规管制的部门仍然自愿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在美国，在未受SEC管制的部门中，如市政部门(即没有强制审计的规定)，但这些部门的审计活动却十分普遍。普华会计师事务所80%以上的客户都不是SEC的会员。从上述的分析可见，法定的审计规定并不是产生审计需求的唯一原因。但是，消费者为何需要审计服务呢?即审计的那些特性能够吸引消费者呢?在SEC注册的公司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或者市政单位有着不同的审计需求，但是他们同样都需要审计服务，可以看出审计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偏好。本文试图从契约观、信息观以及保险观三个方面分析审计需求产生的动因。
一、契约观企业是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的一系列契约，每个要素为其自我利益所驱动(Fama，1980)。每个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总是存在着冲突。如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委托人追求资本增值以及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拥有决策经营权的经理人员除了追求更高的货币收益以外，还对一些非货币性的收益充满兴趣，如豪奢的工作环境，良好的个人声誉等等。当然，如果代理人和委托人能够签定完备的契约，详细规定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其相应的处理，代理成本可以避免。但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有限理性以及委托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完备契约签定成为不可能。即便可行，其成本将十分高昂，从而失去了经济合理性。代理成本不可避免。詹森和麦克林(1976)将代理成本的总和定义为:委托人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以及剩余损失。如果委托人能够预期到代理人不会总是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即代理成本不可避免，并且这个代理成本超过了委托人所意愿承受的水平，委托人就将缩减代理人的工资来获取自身利益的保护和补偿。也即代理成本一般是从代理人的工资中得以补偿，实质上代理人承担了这些代理成本。代理成本越是大，经理人员的工资水平就越是低;代理成本越是小，经理人员的工资水平就越是高。代理人即经理人员如果预期工资水平的下降带来的效用损失超过了在职消费等自利活动带来的效用水平的提高，此时经理人员就有动机采取措施以减少代理成本来提高自己的工资，如向委托人保证将不会采取有损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如果一旦从事此类活动，委托人也将从代理人处获得补偿。而经理人员通过编制财务报表作为委托人评价代理人业绩的基础就是其中的一项。如果由每个委托人来收集财务信息，并根据个人收集到的信息来决定经理人员的薪酬。无疑，这其间耗费的成本是巨大的。但是，因为经理人员编制的财务报表是用于评价其自身的业绩，他们有动机来进行报表的粉饰，营造一个繁荣的假相。如果委托人因此而不信任财务报告，而还是要坚持自己来收集信息，此时代理人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此时聘请外部独立的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公允性进行鉴定从而获取委托者的信任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这样，代理成本会大大降低，经理人员的效用水平也可以获得提高。但是，上面的分析蕴含着一个假设，即委托人足够理性，能够调整代理人的工资来获取自身利益的充分保护。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代理人从自利行为的获利将会超过工资水平的下降，即从事这些偏离行为将会带来个人效用的提高。此时他们自然也不会从事一些活动来减少代理成本。实际上，理性预期理论告诉我们委托人有这样的能力。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投资者是相当理性的，不会犯一些系统性的过错，投资者会吃一堑会长一智，他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和错误中获取知识，他们不会一直被代理人愚弄。也即委托人能够估计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并且能够通过调整经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以弥补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损失。所以对于委托人而言，是否对代理人进行监督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相反，代理人为了保证自己的薪酬水平，希望委托人对其行为进行监督，也即是代理人而非委托人是审计活动的需求者。#p#分页标题#e#
二、信息观研究表明，信息能够减少投资风险，能够改善公司的投资决策。财务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当然也具有上述功能。但是如果一则信息中含有噪音成分和偏差，信息的上述两个功能会减弱甚至会对投资者产生负面的影响。噪音是指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无意的差错，这些差错的存在降低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噪音使财务信息不能真实、公允地反映经济事实。偏差是指为了自身利益的经理人员粉饰财务报告的行为。噪音和偏差的存在，使财务信息公允、真实地反映客观情况的能力减弱甚至是虚假地反映客观情况。审计人员能够发现财务报告中隐瞒或者虚假陈述并要求审计客户进行审计调整。而这些调整将会降低财务信息的噪音成分和偏差程度，使财务信息能无偏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提高财务报表的信息含量。经理人员的很多决策都需要用到财务信息，如存货管理、保本分析等。财务信息的质量水平和经理人员决策的合理性休戚相关。审计向经理人员提供了更为准确、更为真实的财务信息从而能够优化经理人员的经营决策。对于投资者而言，财务信息是其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的信息来源。同样，财务信息是否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极大地影响了投资者决策的合理性和个人的效用水平。经审计的财务信息可以改善其对风险和收益水平的估计。投资者对风险水平和预期收益估计更为准确，据此重新审视其投资组合，并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满足个人的偏好，减少投资的风险，增加个人的效用水平。
三、保险观除了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理论之外，保险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给审计需求提供了解释。保险假设认为经理人员对审计服务的需求是为了分散其自身的风险，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如《证券法》规定，第三方由于依赖有缺陷的财务报告而遭受的损失由审计师和审计客户共同负责赔偿。于是，那些对财务报告披露真实性、公允性同样也承担有专业法律责任的各方，如经理人员为了分散自身的法律责任从而保护自身的利益，开始雇佣审计人员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样经理人员可以将应承担的部分的法律责任转嫁给审计人员，这大大减少了他们进行诉讼和庭外和解的损失。确实，会计师事务所确实也能够为经理人员提供充分的保护。首先，在国外，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成立专门的律师部门，为其职业责任诉讼提供辩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大大减少了诉讼带来的损失。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和经理人员都十分看重良好的声誉，他们认为良好的声誉向市场传递了公司运作良好的信息。正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和经理人员对公司声誉的共同关注，使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决策更能反映经理人员的意愿，从而为经理人员提供更为全面的利益保护，不仅是货币方面而且还包括声誉等非货币方面的利益。最后，一般而言，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基础。而且会计师事务所能够通过调整审计费用来分散部分的风险。也即正因为审计人员必须对商业失败承担责任，他们会向其客户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获取部分的保护。保险理论还解释了政府为什么也会对审计服务产生需求。固然审计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财务信息的充分披露和信息的真实性、公允性，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的正常健康运行。但是审计活动的进行同样也能够给证券监管部门的利益提供保护，或许这才是政府官员产生了审计需求的原因所在。本来当证券市场发生财务欺诈时，政府本应当成为指责的对象。但是事实上我们却看到每次发生财务欺诈案件，投资者总是习惯性地将矛头和怒火指向审计师，审计人员总是首当其冲，受到各方指责，“为什么审计人员没有能够发现并且及时揭示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银广厦”事件导致了中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钟天勤的解体，而美国的“安然”事件中，安达信同样也是厄运难逃。而从来没有人想过证券监管部门在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审计师成了证券监管部门的替罪羊。民间审计的进行给证券监管部门带来了利益的保护。审计人员成了千夫所指，而政府官员却可以置身事#p#分页标题#e#/shenjilunwen/外。并且随着审计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范围的扩大，政府官员从中获得的利益保护将会越来越大，他们对审计需求就越大。
四、结论审计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审计基本上是随着会计的产生而产生。即便是到了今天，一些未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管制的企业，即不承担法定的审计义务，这些企业仍然对审计服务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可见法规并不是审计需求产生的唯一理由，甚至不是主要的理由。审计的长期存在说明审计服务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具有价值的。审计带来的效益大于审计的成本，否则消费者早将资源重新配置来提高自身的效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