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需求偏好及其演进趋势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的角色扮演
会计论文网由代写会计毕业论文中心润色审计需求偏好及其演进趋势是理解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独立审计经济角色，进而评价独立审计制度绩效的重要研究议题。
基于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背景，首次从信息需求和监督需求双重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随着新股发行市场化进程加快，新兴的高质量审计需求开始出现，核准制实施后不确定性风险越低的ＩＰＯ公司更为偏好高质量审计师。另一方面，尽管一定程度上股东与经理人间的治理冲突与高质量审计需求正相关，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现阶段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而国有控股股东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则进一步削弱了该需求。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进一步改善我国资本市场有效审计需求不足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大股东的有效治理问题。
一、引 言
独立审计被视为现代资本市场规制和公司治理系统的关键制度安排，能否有效地承担市场信息中介和公司外部治理的双重角色，是评价独立审计制度绩效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普遍会计信息失真引发的资源低效配置以及财务操纵舞弊案丛生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实侵害，业已成为困扰我国资本市场健康高效发展的顽疾，其中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被认为是导致上述问题久治难愈的重要原因之一［１］。在西方研究者看来，高质量审计需求源自独立审计的经济角色，公司治理角色下的监督需求和市场中介角色下的信息需求是有效审计需求产生的两大基本动因［２］。监督需求观将独立审计视为调和公司内契约各方治理冲突、保障契约得以有效执行的一种外部约束和监控机制［３－４］，是以外部监督成本代替内部组织成本的一种外部治理安排。信息需求观将独立审计视为一种信号显示机制，在降低信息风险、缓解逆向选择问题的同时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５］。上述观点为国内研究者解析我国上市公司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的原因、评价我国独立审计制度安排的绩效奠定了理论基础。２１ 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国内学者基于监督需求观并以年报审计市场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特征进行了初步考察，从总体上指出了我国有效审计需求不足的现状，并基于监督需求不足层面进行了解释［６－７］，但大多未能就其成因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尤其是缺乏对我国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审计需求偏好可能发生的变化及演进趋势的深入考察。为此，本文首次从信息需求观和监督需求观的双重视角，基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新股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演进背景，以ＩＰＯ市场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现阶段审计需求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和演进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
（１）与当前国内研究聚焦于监督需求观不同，本文首次基于信息需求和监督需求的双重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
（２）与当前国内研究普遍集中于年报审计市场的考察不同，会计论文网本文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年我国ＩＰＯ审计市场为研究对象，其重要意义包括两个方面：首先，ＩＰＯ公司的审计师选择通常代表了对审计师的初次选择，体现了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审计产品的需求，因此，ＩＰＯ市场通常被认为是审计市场需求特征研究的最佳背景［８］；其次，本文对我国ＩＰＯ审计市场的长时间序列分析涵盖了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主要阶段，有助于对我国独立审计需求特征的现状、成因及演进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考察。
（３）与国外同类研究主要聚焦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本文基于中国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背景进行研究，揭示了经济转型国家和新兴资本市场中有效审计需求的激励形成及需求偏好演进背后深刻的制度依赖和经济诱因，为研究者透析经济制度变迁对外部审计需求偏好的影响，进而全面理解不同制度环境下独立审计的经济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完整的研究背景和经验支持。（４）在信息需求研究中，通过整合国外相关研究，本文首次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对关键变量“不确定性风险”进行度量，从而使本研究更具普适性和后续借鉴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一）不确定性风险与审计师选择：市场中介角色下的信息需求信息需求观认为，良好的审计师声誉能够成为一种信号显示机制，有助于缓解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ＩＰＯ市场通常被认为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也成为新股折价发行的基本成因之一，且折价的程度与发行公司价值的不确定性风险（ｅｘ ａｎｔ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ｉｓｋ）存在正相关关系［９］。显然，为了最大化发行收入，几乎所有发行人都有动机披露“低”的价值不确定性，那些风险确实“高”的发行人则有更强烈的动机进行虚假报告［１０］。因此，对确实拥有有利私人信息、风险更低的发行人而言，为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差异化自身的途径之一就是向市场传递“信号”，其中高质量审计师就是可采用的信号之一［１１］。与美国等发达证券市场中新股发行采用完全市场化的做法不同，在１９９９ 年《证券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股票发行审核采用审批制，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握有上市公司的实际选择权，发行规模采用“计划管理、额度控制”的办法，发行价格的确定同样采取行政化“一刀切”的定价方式，证监会只负责对上市额度的核准和申报材料的形式审查等。显而易见，这种行政色彩极为浓厚的发行方式在保证了国企顺利改制上市融资的同时，几乎完全摒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功能，有效激励的缺失进而导致了拟上市公司从根本上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信号显示需求。不过，《证券法》颁布后，核准制的实施从制度上确立了市场在新股选择、甄别和定价方面应起的主导性作用，从而奠定了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中独立审计信息需求存在的制度基础。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进行解读：
（１）从上市公司的选择来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一般性选择标准的确立打破了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对于企业上市资格的垄断，弱化了政企之间的行政关联与利益捆绑，为其他所有制企业谋求上市融资打开了通道。此外，证监会唯一核准人地位的明确和投资者法定责任的界定进一步理顺了股票发行管理体制，明确了该过程中的权责归属。以上转变决定了尽管体制惯性和政府干预仍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对于谋求上市融资的企业来说，显然对中介机构的需求将不再仅限于无关痛痒的形式需要，对于质量更高、风险更低的发行人来说，选择更有实力、经验更为丰富、声誉更好的审计师将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通过发行审核。
（２）从发行定价来看，《证券法》赋予了发行人和承销商自主协商定价的权利，并且在其后的市场化改革中，监管部门也愈加强调需求方（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在定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为最大化发行收入，发行人和承销商有较强的动力去避免新股价值被低估，进而对拥有有利私人信息、价值不确定性风险更低的发行人来说，通过“信号”选择来差异化自身的动机将更为强烈。
（３）从管制诱发型盈余管理动机来看，核准制取消了如相对固定市盈率等行政化定价办法，使发行人从“每股收益”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进一步纠正了管制诱发的发行人行为异化，极大地弱化了发行人对于独立性偏低和“较为配合”的审计师的恶性偏好。
（４）从信号显示机制的选择来看，在西方相关研究中，发行人对保留所有权比例的选择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信号显示机制，从而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发行人对高质量审计师的信号显示需求［１２］。不过在我国，即使在核准制实施以后，监管部门仍采用“通道制”等方式对发行人自主选择发行规模进行限制。此外，与其他中介机构（如承销商等）相比，在ＩＰＯ过程中，财务会计信息是发行人申请材料和招股说明书的核心组成部分，审计师需对其实施法定鉴证并负有直接法律责任。这意味着核准制实施以后，ＩＰＯ过程中信号显示机制的匮乏与独立审计鉴证服务的特殊性共同强化了审计师选择的信号显示功能。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在审批制阶段，ＩＰＯ公司价值不确定性风险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择无显著相关关系；在核准制阶段，两者显著负相关。
（二）治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公司治理角色下的监督需求公司治理角色下的监督需求是有效审计需求的基本驱动力。在我国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总体背景下，基于公司治理和代理理论，治理关系中最为关键的三方面冲突（简称为“治理冲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产生重要影响，包括产权性质冲突、股权代理冲突及经理人代理冲突。#p#分页标题#e#
１．产权性质冲突与审计师选择与私有产权相比，政府所有权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有控股公司更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首先，政府的效用目标函数是多元的，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最终会对其控制的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并偏离利润最大化轨道［１３］。由于经济利益追求并非政府所有权的主要目标，因此在有效审计需求的激励方面政府不及私人所有者。此外，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了政府对其代理人的考核标准多重化，且行使该监督职能的通常是国家审计机关，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其对独立审计的需求。其次，政府所有权在行使过程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廉价投票权”的存在使得授权代理人尽职监督的有效激励不足，同时更易诱发经理人的寻租行为以及代理人的主动创租行为［１４］，进而导致对有效审计需求不足。最后，国有控股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显性激励不足使得内部人更为追求隐性的私有化收益。此外，国有控股公司经理人的非市场化选择进一步导致了“外部人控制”问题，其实质是政府及其官员利用直接或间接的权力影响企业领导人作出不符合经营原则的决策，是权力寻租的结果［１５］。“内部人控制”与“外部人控制”问题并存导致国有控股公司从根本上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２：ＩＰＯ公司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择显著负相关。
２．股权代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存在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１６］，股份公司制下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现实分离程度反映了两者间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分离程度越高，大股东掠夺的欲望就越强，掠夺的程度也就越高［１６ １７］；反之，市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大股东的期望掠夺成本①，诱使大股东实施自我约束，进而创造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与西方研究者关于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代理成本及审计师选择影响的分析一致，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对代理成本进而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同样包含“壕沟效应”（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和“利益一致效应”（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两方面［１８ １９］。前者是指持股比例增加能使大股东更为有效地对公司实施控制，从而增加和提高其掠夺的机会和能力；后者是指持股比例的增加将会提高大股东的掠夺成本，并导致其利益目标更多地与公司价值相联系，因而有更大的激励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监督。具体来看，在“利益一致效应”下，代理成本总是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单调递减。但在“壕沟效应”下，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持股比例的增加强化了其对公司的控制能力，控制权收益的边际递增导致总的代理成本随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而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足以保证其获得绝对控制权以后，持续比例继续增加对控制权收益的变化不再产生影响，即边际控制权收益为零，此时总的代理成本将随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据此，在经典代理理论假设下，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应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择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倒Ｕ型曲线关系。然而，基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市场的总体背景，证券市场价格惩罚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等约束机制的不完善或缺失导致上述倒Ｕ型关系难以成立。相反，高质量审计师只会更加制约大股东的利益掠夺行为，且审计成本更高，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越严重只会令大股东更偏好低质量审计师。因此，总体上看，在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难以引发高质量审计需求，在线状上则表现为抑制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正Ｕ型关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３：ＩＰＯ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择呈正Ｕ型曲线关系。
３．经理人代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在公司代理问题的经典分析中，由于理性的契约各方在签订契约时能够预期到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代理成本最终由经理人承担，独立审计是作为经理人的一种担保或自我绑定机制而存在的。这表明在分析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时，首先需要考虑经理人薪酬契约的签订能否体现激励相容原则，即该契约的设计至少能够保证经理人获得其保留效用并与其努力程度挂钩。只有在薪酬契约能够保证经理人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情况下，经理人才有动力聘请独立审计师进行自我绑定并保证契约的有效执行。在我国，尽管早期的研究显示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无显著相关性，不过近期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财务绩效、股票回报日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２０］。因此本文认为，在有效激励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在股东看来经理人总是有较强的动机为满足个人私利而从事非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为减轻自身的代理成本，与股东之间代理冲突越严重的经理人越有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４：ＩＰＯ公司股东与经理人的代理冲突程度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择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期间、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由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由证监会统一管理始于１９９７ 年７ 月，且２００５ 年５ 月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因此本文选择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年为本文的研究期间。需着重说明的是，其间我国新股发行制度演进经历了审批制阶段（１９９８ 年１ 月至１９９９ 年１２ 月）、试验过渡阶段（２０００ 年１ 月至２００１ 年７月）以及核准制阶段（２００１ 年９ 月至２００４ 年９ 月），在过渡阶段，ＩＰＯ公司的选择基本仍是先前审批制下的产物，但发行市盈率已全面放开。三阶段划分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假设１ 进行检验和比较。自１９９８ 年１ 月至２００４ 年９ 月，会计毕业论文我国沪深Ａ股首发公司总数为６３５ 家，考虑到部分样本的异质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
（１）剔除非公开发行、比例换股、历史遗留上市以及已经或同时在其他市场上市的样本，理由是该类样本公司面临的投资者类型、信息和监管环境与其他公司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２）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原因是该类公司财务数据的含义较为特殊，与其他行业样本缺乏可比性；
（３）剔除了数据缺失或不足的样本，最终的样本规模为５６６ 家，具体选择过程及年度分布见表１。本文研究数据来源包括：ＩＰＯ公司上市前相关数据（财务及治理数据等），均来自公开可获得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ＩＰＯ公司发行情况、上市后交易数据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排名所需年报数据，均来自于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二）不确定性风险的度量：主成分分析根据本文的整理，国外相关ＩＰＯ研究中用以表征不确定性风险的替代变量有较多的选择［２１－２７］。本文认为，如果这些变量的选择均较为合理的话，它们应当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为此，本文首次尝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一个能够反映ＩＰＯ公司不确定风险的单一变量Ｒｉｓｋ，主成分分析所使用的九个变量如下：（１）Ｒｉｓｋｎｕｍ：招股说明书中描述的风险个数；（２）Ａｇｅ：公司营业历史，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至ＩＰＯ的年时长进行度量；（３）Ｌｅｖ：财务杠杆，采用发行前一年资产负债率度量；（４）Ｒｅｖ：销售规模，采用发行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度量；（５）Ａｖｅｏｒｏａ：赢利能力，采用发行前三年平均资产营业利润率度量；（６）ＺＦＣ：财务危机预测得分，本文根据张玲的研究结果计算该指标，即ＺＦＣ＝－［０．５１７－０．４６×（负债总额／资产总额）－０．３３８×（营运资金／资产总额）＋９．３２×（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１．１５８×（留存收益／资产总额）］，该值越大，表示财务状况越差①；（７）ＵＷ１０：承销商声誉，本文根据刘江会等的研究结果确定“十大”承销商②，若是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８）Ｓｄｒｅｔ：发行后市场回报的标准差，是一个事后变量，采用ＩＰＯ六周后１００ 个交易日的日市场回报率标准差进行度量；（９）Ｍｋｔ：地区市场化排名，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年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排名均值进行度量③。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九个变量中，前八个变量为已有研究中出现的用来度量ＩＰＯ不确定风险的替代变量。
本文还包括了一个反映中国转型经济特征的指标变量：地区市场化程度排名（Ｍｋｔ）。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的进展程度在各地区是很不均衡的，就区域而言，某些省份的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在另一些省份，经济中非市场化的因素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各地区之间体制改革方面的差距，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程度上又与体制改革的水平密切相关。据此本文认为，ＩＰＯ公司的地域分布及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是一个较为显见的变量，投资者在评价ＩＰＯ公司价值不确定性风险时应当加以考虑①。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本文采用第一主成分度量Ｒｉｓｋ，其表达式如下： 其中Ｚ（．）表示变量标准化后的值。从第一主成分的表达式来看，除Ａｇｅ、Ｒｅｖ 和Ｓｄｒｅｔ 外②，其他变量的符号符合预期，其中影响程度较高的变量为ＺＦＣ和Ａｖｅｏｒｏａ。根据该表达式，Ｒｉｓｋ值越大表示不确定性风险越高。#p#分页标题#e#
（三）模型与变量本文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设定的审计师选择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Ｂｉｇ１０ 表示“十大”审计师，若是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由于本文研究期间较长，因此与Ｄｅｆｏｎｄ等研究的做法严格一致［２８］，本文基于客户资产总额的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排名确定“十大”，表征高质量审计师。试验变量中，Ｒｉｓｋ表示不确定性风险，核准制阶段的预期符号显著为负；Ｇｏｖ 表示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为国有，若是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预期符号为负；ＳＨ１ 和ＳＨ１２ 表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预期一次项符号为负，平方项符号为正；Ａｄｍ用以反映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在基于美国市场的研究中，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其最佳替代变量，不过我国管理层持股普遍较少，因此本文采用公司发行前三年平均管理费用率加以度量，预期符号为正。控制变量包括：（１）公司规模（Ｓｉｚｅ），采用ＩＰＯ前一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加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２）债务水平（Ｌｅｖ），为发行前一年资产负债率，债务水平越高，债务契约引发的代理冲突越高，因此预期符号为正；（３）股权制衡度（Ｈｅｒｆ２５），采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自然对数来度量，由于制衡效应与合谋效应同时存在［２９］，本文对该变量符号不作预期；（４）成长性（ＧＷ），采用ＩＰＯ前两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度量，成长性越低的公司可能有更多的自由现金流，因而代理成本越高，预期符号为正；（５）资产结构（Ｃａｐ），采用发行前一年固定资产比例来度量，由于固定资产更易观察和监督，因此预期符号为负；（６）业务复杂性（Ｉｎｖｒｅｃ），采用存货与应收账款之和占总资产比重来度量，本文对其符号不作特别预测。此外，回归中控制了发行阶段（Ｓｅｃｏｎｄ和Ｔｈｉｒｄ分别表示试验过渡阶段和核准制阶段）和行业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单变量分析表２ 给出了主要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Ｇｏｖ均值超过７０％，反映了我国新股发行与国企改制间的紧密联系，从直观上判断，如此高比例的首发公司为国有控股，应当与我国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的现状具有某种因果关联。ＳＨ１ 均值接近５０％，最高为８５％，即使四分位下限也超过了３３％，清晰地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最主要的治理问题来自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资产负债率均值超过了５５％，一定程度上说明ＩＰＯ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较为严重。此外，最大值和标准差的统计结果显示相关变量可能存在异常值，为避免其影响，后文分析均对连续型变量五倍标准差以外的异常值予以剔除。 表３ 为解释变量按Ｂｉｇ１０ 分组的比较结果。其中，选择“十大”的ＩＰＯ公司更多的是非国有控股并有显著更高的管理费用率，与假设２ 和假设４ 预期相符。另外，选择“十大”的ＩＰＯ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更低，但不能判断Ｕ型曲线关系是否存在。Ｒｉｓｋ在表３ 两组间无显著差异，区分发行阶段的进一步组间比较发现（限于篇幅未报告），在审批制和试验过渡阶段组间仍不存在显著差异，核准制阶段的组间比较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选择“十大”的公司不确定性风险更低，但是亦未能通过双尾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的组间比较结果中，选择了“十大”的公司规模更大，股权制衡度和资本密集度更高，且业务复杂性更低，从而表明了回归中控制以上因素影响的必要性。
（二）多元回归分析如表４ 所示，在全样本回归中，Ｒｉｓｋ的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区分发行阶段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Ｒｉｓｋ仅在核准制阶段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在审批制和试验过渡阶段未表现出统计显著性，以上结果支持假设１。这说明随着新股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推进，为顺利通过发行审核并最大化发行收入，不确定性风险越低的ＩＰＯ公司越有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并以此向市场参与者（包括监管者）传递关于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的私有信息。 从表４ 中治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的全样本检验结果看，Ｇｏｖ 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国有性质的控股股东更不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结果支持假设２。ＳＨ１ 显著为负，其平方项显著为正，表现出正Ｕ型曲线关系，从而支持假设３。这说明在我国由于市场有效约束机制的缺乏，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高质量审计需求，反而成了抑制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主要原因。Ａｄｍ在１％水平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４，较大程度上说明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代理冲突会形成高质量审计需求。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不完全一致，可能的解释包括样本规模偏低以及样本分布不均衡等①。值得注意的是，Ｓｅｃｏｎｄ和Ｔｈｉｒｄ显著为正（在Ｓｅｃｏｎｄ 中边际显著），说明与审批制阶段相比，在试验过渡阶段和核准制阶段有更多的ＩＰＯ公司选择了“十大”审计师，核准制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该结果清楚地表明，随着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的逐步推进，ＩＰＯ市场中高质量审计需求匮乏的现状有了明显的缓解和改观。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公司规模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择正相关，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Ｌｅ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我国债务契约引发的代理冲突越高，公司越有可能聘请高质量审计师；Ｈｅｒｆ２５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股权制衡度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激励效应”，而非“合谋效应”。
（三）敏感性测试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敏感性测试（限于篇幅未报告）：首先，从ＩＰＯ公司审计师选择的角度考虑，以ＩＰＯ前一年的事务所市场份额为依据区分“十大”和“非十大”；其次，在以客户资产总额为基准计算事务所市场份额的同时，考虑其所拥有客户数的影响，并对以上两个基准的排名结果赋予同等权重，据以确定“十大”审计师；最后，采用第一主成分表达式中影响程度最高的两个变量：财务危机预测得分（ＺＦＣ）和赢利能力（Ａｖｅｏｒｏａ），并将此分别作为不确定性风险的替代变量进行敏感性测试。以上敏感性测试的结果基本保持稳定。
五、总结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年我国沪深Ａ股ＩＰＯ市场为研究对象，首次从信息需求和监督需求的双重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偏好及其成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１）随着新股发行制度的逐步市场化，核准制实施以后不确定性风险越低的ＩＰＯ公司更为偏好高质量审计师；（２）高管薪酬契约机制等向市场化迈进，使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一定程度上也能产生高质量审计需求；（３）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较大程度上导致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会进一步削弱该需求。综上，与聚焦制度供给成熟且稳定的发达市场经济背景的国外相关研究结论相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匮乏及由此而来的迅速的制度变迁直接决定了上市公司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亦将随之发生改变，代写会计论文范文外部审计需求偏好因而难以避免地呈现出不稳定和逐步改善的趋势。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尽管现阶段新兴的高质量审计需求在我国开始出现，但考虑到我国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以及股权高度集中的治理现状，当前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的症结应当归因于大股东的有效治理缺失，而国有产权的“所有者缺位”加重了该问题并使之进一步复杂化。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衍生政策含义，对监管机构来说，解决有效审计需求不足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大股东的有效治理问题，近年来的董事会制度改革（如独立董事制度和审计委员会制度）还仅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进一步的改革需要从完善外部治理机制入手，充分发挥市场价格约束、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以及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机制的治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