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论文哪里有？本文根据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审计质量的正向关系，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信息不对称的负向关系，信息不对称在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发挥着显著中介效应的研究结果，对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审计师提供建议。
第一章 绪论
2.1 国内文献综述
2.1.1 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方面的研究
自2013年沪深交易所进行“信息披露直通车”改革后，证券交易所借助问询函进行监管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中出现的越发频繁，国内学者也开始对证券交易所发放问询函的监管方式进行大量探讨。针对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本文通过归纳整理，发现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展开论述：上市公司收函影响因素和函件经济后果的研究。
（1）现有关于上市公司收函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围绕盈余管理行为、并购重组潜在风险及内部控制情况展开。刘柏和卢家锐（2019）[5]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对交易所问询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收到问询函的概率越高。此外，在交易所选择发放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中，问询函文本内容涉及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精确性相对较高，这意味着问询函能够精准甄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风险。余明桂和卞诗卉（2020）[6]研究指出，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年报问询函接收概率产生正向影响，且以问询函内的问题数量和字数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指标，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上市公司收到的问询函涉及的问题数量和字数越少。李晓溪等（2019）[7]以企业并购重组为研究角度探讨了年报问询函的经济后果，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报告书信息披露质量较差的并购重组交易收到交易所发放问询函的概率更高。
第三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3.1 概念界定
3.1.1 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
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推行问询函监管机制，分别将之称为“问询函”、“Comment letter”和“Query Letter”。我国问询函监管制度是在充分参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前提下实现制度性创新。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体制的通知》由证监会在2002年4月25日下发，这一文件中首次提出了“非处罚性监管措施”。陈运森等（2018）[49]认为，非处罚性是问询函的主要特征，并将问询函监管机制称为“非处罚性监管”。2008年，对《服务改革创新、完善法律体系、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发展》一文进行梳理总结，发现非处罚性监管措施的具有“及时矫正功能”的核心特征，对于潜在违规事项，问询函能够进行事先提醒和预防，因此张俊生等（2018）[50]又将其称为“预防性监管”。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的定义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在梳理总结其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定义为：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上市公司开展事后审查的过程中，向被审核公司下发针对疑问及潜在违规行为的问询函，并要求收函公司在规定时间节点内通过回函对相应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补充披露或错误更正的互动过程。
第五章 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信息不对称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5.1 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5.1.1 变量设计
1）交易所问询监管（WXH）
本文借鉴陶雄华等（2019）[4]的研究，采用以下方法对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进行度量:（1）以当年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发放的问函询为依据设置虚拟变量，如果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发放的问询函，则WXH1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2）采用上市公司在一年收到的问询函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度量问询函监管水平WXH2。（3）采用交易所同一年度就同一事项对该上市公司进行问询的次数加1取自然对数度量问询函监管水平WXH3。
2）信息不对称（LR）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投资者获取、挖掘、分析、解读有关标的公司的信息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在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而且会直接反应在个股的流动性上。本文借鉴Amihud（2002）[54]和于蔚（2012）[55]的研究，构建模型（5-1）度量信息不对称。
3）审计质量（OPIN）
借鉴Gul等（2013）[66]、吴伟荣等（2017）[67]的方法，本文通过审计意见的激进度来反向度量审计质量。采用模型（5-2）计算当年上市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MAO），然后用“非标意见”的概率减去当年的真实的审计意见（若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则MAO_aq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如果差值（用OPIN表示）为正，则表明审计意见的激进度较高，相应的审计质量较低。
5.2 实证分析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审计质量OPIN的平均值为2.631，中值为2.805，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6.867、6.326，标准差与方差分别为1.156、1.336，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真实审计结果与预计结果的总体差值较大，真实的审计结果过好，审计质量偏低；解释变量是否被问询WXH1，年度收到的问询函数量WXH2，同一年度就同一事项进行问询的次数WXH3的平均值分别为0.205、0.175、0.152，中值和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分别为1、1.386、1.099，标准差分别为0.403、0.364、0.306，方差分别为0.163、0.133、0.093，可见收到问询函的样本公司数量，年度收到的问询函数量和同一年度就同一事项进行问询的次数都处于较低水平。
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均值和中值分别为22.550、22.370，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企业规模较大；资本结构LEV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476、0.47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总体来说处于较高水平，但不同公司的偿债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成长状况GROW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205、0.085，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相对于去年营业收入来说，本年营业收入总体处于增长状态，成长状况较好；现金状况CAS均值和中值均为0.038，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销售回款能力较强，企业的付现成本、费用控制在较适宜水平上；企业年龄AGE均值和中值分别为22.600、22，标准差为5.19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较为成熟的企业，但不同公司之间的企业年龄存在一定差距；股权集中度TOP均值和中值分别为33.260、30.790，说明在大部分企业，第一大股东对我国上市公司没有绝对控制权；处罚状况IFCF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68、0，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被处罚状况较少；存货占比INV、速动比率SDR、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YSZB的平均值分别为0.150、0.387、0.110，表明样本公司总体资金存在闲置，总体速动比率过低，企业的短期偿债风险较大，公司流动资产结构较差，可变现性较弱。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3 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虽然在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因此本文研究尚存不足，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加完善。
1）本文手工搜集证券交易所发出的问询函件监管信息，虽经多次校对，但是在整理数据的过程中仍可能存在错误或者疏漏的现象，从而影响回归结果。
2）本文效仿学术界实证研究的普遍做法，即用“审计意见”度量审计质量，但是仍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不足。
3）我国直到2014年才公开披露问询函，这点决定了本研究中所获取的数据期间过短，因此最终所提出的结论可能会忽略证券交易所监管的长期效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