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的本质在社会上的思考
审计的本质是审计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是阐释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因。审计本质是审计理论框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决定着审计的职能和审计目标，也决定着社会对审计的需求。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他审计理论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审计与信任血脉相连。建立在血缘、家族、道德、习俗等基础上的信任机制皆因成本太高或缺乏人文关怀而被淘汰。审计作为成本最低的且长效的信任机制保留下来，因此审计的本质是一种低成本的信任机制。
一、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
审计论文信任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哲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都将信任纳入了分析视野。20 世纪70年代，信任研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认为，信任是从道德上对合理行为的预期（晏艳阳、刘，2006），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Granovetter，1985）。
（一）信任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
信任像空气一样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或缺性。从个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过程，到组织间与组织内的行为，再到个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信任都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在起作用。正如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2002，中译本）曾经写道：“没有人们之间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科恩（Koehn，1998）指出，拒绝信任对人有异化作用。不信任令人焦虑、恐惧、疑神疑鬼、惊慌不安、愤世嫉俗、冷漠绝望、与世隔绝。在人际交往中，不信任使人总是从坏的动机揣摩别人的行为，戴着阴谋论的眼镜看世界，觉得到处充满敌意、暗藏杀机、遍布陷阱。可以说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人类社会是无法存在和发展下去的。信任匮缺不仅是一种“缺乏”，而且更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心理的侵蚀。
（二）信任是经济增长与繁荣的重要保证
Arrow认为，信用是社会经济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离开人际间的基本信用，整个社会的交易维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交易的衰落，进而是经济的衰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信任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点。如福山（2 0 0 0）认为，经济绩效的国家间差异在于信任水平的差异，这一差异是通过企业组织形式差异这个中间环节发生作用的。奈克和凯夫（1 9 9 7）使用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在控制了初始人均收入、人力资本以及投资品的相对价格等变量以后，个体间的一般信任度与G D P增长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Hjerppe（1998）利用相同的数据来源发现，在27个国家的抽样样本中，信任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显著关系。Schleifer（1 9 9 7）年对信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样本由27个国家构成，这项研究表明，在人均GDP和信任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分页标题#e#
（三）信任是维持组织生存与效能的重要影响因素
信任能有效降低管理事务的成本，防范投机行为，而且亦能降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促使组织内部的资源做更合理的运用，从而提高组织效能。除此之外，信任也可以促成组织成员间的互助合作，使人际间的沟通更加顺畅，部属愿意配合上司的决策， 成员能够认同组织目标等，不但能够提升团体与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且有助于组织生存的维系。
二、制度是信任的基石
对人性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作为一个生物个体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本能，会利用一切手段达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显然，人际交往、组织行为在没有“外生变量”约束的情况下很难自发的获得信任。然而，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长期相对稳定、有序发展，而并没有进入可怕的“霍布斯丛林”呢？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理性建构与自然演化的制度在维持着信任。
信任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性，这种风险性或产生于信任本身的脆弱性。因为信任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期望；或产生于信任的未来性，因为信任是指向未来的，具有延时性，或产生于信息的不对称。如何来降低信任的风险呢？最终还得靠制度，制度设计、安排与保障等。西方社会学的研究家大多将信任基于制度，认为信任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德国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2 0 0 2，中译本）认为，制度就是由人制定的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们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这一制度界定强调了制度的惩罚性特点。董才生(2006)认为，制度促进、维持秩序，而秩序鼓励造就信任，信任又造就、维持秩序；制度扩展致使信任扩展，而信任的扩展又使秩序得以扩展。制度对于社会信任的基础作用具体表现在：制度培育与塑造社会信任；制度维持与保障社会信任；制度变迁促使社会信任发生变化。
三、审计的本质是低成本的信任机制
笔者认为，审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都可以证明是一种信任机制。
（一）两权分离与信任
信任问题被审计学者关注的角度，在于它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一般认为，审计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两权分离。而社会学研究信任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行动都有明确的目的，即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解释信任关系的方法是说明两个行动者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特定的目标。受托人在寻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比委托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往往受托人的效用最大化不是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甚至可能是对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侵蚀。因为受托人的经营权不是来自自己的财产所有权(起码不全是)，而是委托人的所有权，是外生的经营权，因此受托人追求较高的薪金报酬、在职消费、长远的职业发展等。正如简森和麦克林所述：“如果关系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动。”所以委托人担心代理人对自己利益漠不关心或者企图伤害，甚至缺乏完成受托任务的能力。#p#分页标题#e#
但简森、麦克林R E M M 模型告诉我们， 人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权衡取舍。拒绝信任将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管理人，共同生产，共同管理，互相监督。这是效率的极大浪费，将导致生产力的严重倒退。因此，权衡利弊，只有选择信任才可以使每一个自利的经济人都可以更好地获得分工与合作带来的利益。可见，最初的信任只是所有者的分身乏术，是基于时空的无奈。这种理性的信任是出于利益权衡的需要，一种“在决定是否行动前作出的风险考量”（ Goleman， 1990）。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信任分权基于初步的理性信任，是部分信任，是试探性的信任，存在很大的逆向选择风险。所有者凭借着其内心对自己虽然不在场，但经营者仍然不会利用这一点来攻击自己从而经营者是可信任的安全感，来增加自己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 使得两权分离成为可能。
（二）信任机制变迁
两权分离产生了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契约，在没有制度的约束下，关系性契约内容中的漏洞可能被机会主义的个人所利用。在如何防止机会主义行为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信任机制，文字就是其中一种。文字是解决人们之间互相信任最早工具之一。
文字信任只能解决资源的安全问题，却无法保证所有者不在场时管理者的工作态度和效率问题，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近文字记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懂文字记载。于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格信任一度成为两权分离的保障。这种人格信任是在一体性联系的熟人社会展开的，由共同的传统和习俗提供的交往价值规则和行为规范使人感到有效可信。这种信任资源降低了管理成本，削减了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但熟人社会的信任亲疏必分，内外有别。而“自己人”毕竟数量有限，“外人”又不敢轻易委任。在这种信任机制下，企业难以做大，国家难以发展。在信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是由教育体制、大众传媒甚至宗教等意识形态灌输所造就的，如“忠”、“孝”观念、“真命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救世主”。但这种信任是被动的，缺乏创造力的和主观能动性的。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中，人口流动性低，地域跨度小，有些信任机制曾经相当奏效。如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山西晋商的票号制度。这些制度往往受地域限制而被淘汰；上个世纪80 年代流行的风险抵押承包制也因规模限制（大规模企业对风险抵押物金额要求非常高）而不具备普遍适用性。
审计制度成为信任机制不是偶然，也不是最终选择。审计史学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在论述审计起源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审计的起源可追溯到与会计起源相距不远的时代——当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需要某人受托管理他人财产的时候，显然就要求对前者的诚实性进行某种检查。”显然，审计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信任工具出现的，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两权分离的生产使生产资料所有者关注管理人有没有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而所有者基于时间、距离、法律、知识等原因往往不能直接监督管理者的行为。此时审计作为一个可信赖的专家系统，打通了缺场的所有者与在场的管理者之间的信任渠道，缝合契约关系信任中的断裂，成为所有者和管理者共同选择。#p#分页标题#e#
（三）审计是成本最低的信任工具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契约关系人不断增加，信任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所有者和管理者，而是扩大到管理人和职工、债权人、政府、股东、潜在的报表使用人等诸多利益当事人。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也各不相同。如在职员工希望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债权人希望企业能够到期还本付息，债务契约得到完好的履行；政府希望企业能够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股东关注由股票市价决定的公司总市值；而潜在投资者则希望企业尽可能详细的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管理人则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工资、奖金等货币收入以及娱乐休闲等非货币收入。目标差异必然产生信任问题，任何一方契约缔结者都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但如果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去监督企业的运营则会产生太高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虽然原则上企业可以同每一个利害关系人签订契约合同，但因太多的群体参与而使合同不可行。单就潜在的投资者而言，如果企业管理人员与每一个试图购买公司股票的人进行谈判，仅谈判成本就高的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不同的投资者需要不同的信息，公司信息的生产成本又将成为企业的一项沉重负担。作为替代方案，如果企业打算与所有的缔约方谈判以订立单一的合同，那么这些缔约方不得不就其最关心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使这种想法可行，也将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成本。
经过多年的探索、博弈，审计被认为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信任机制。审计师与委托人一方的委托契约代替所有关系人的契约，审计信号影响、引导所有利害关系人的行动，排除了一些机会行为并限制可能的反应。审计制度作为最廉价的信任工具使得代理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从而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种确定的秩序与结构或“外在支架”。
四、审计产生信任的作用机理
审计论文经济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福利，理性的委托人在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时必须权衡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相比孰重孰轻以及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科尔曼（1990）认为，在委托人给予受托人信任的情况下，预期获得的利益等于可能所得与成功机会的乘积(G×P)减去可能所失与失败机会的乘积(L×(1-P))。如果被减数大于减数，即成功机会与失败机会的比例大于可能所失与可能所得的比例，委托人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就应该给予受托人信任。这个过程用公式来表示就是：P/(1-P)>L/G或G×P>L×(1-P)。科尔曼认为 ，在这个公式中，最关键的是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P。为了做出正确决定，委托人应尽可能多地收集受托人的信息，以决定是否授信。#p#分页标题#e#
当搜寻信息工作结束之后，如果委托人决定初步信任受托人，那么第一轮信任行为结束。委托人将根据受托人以后的表现，修正自己对受托人可信任程度的估计，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为。长期的博弈行为就这样持续下去。那么受托人此时面临的问题是自己是否要保持信用。理性受托人能否经得起委托人时空缺场的诱惑，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偷懒、渎职、以权谋私，这也是委托人所忌惮的。如果委托人认为受托人是否可信对自己的利益影响重大时，他们需要一个第三者起媒介作用，通过这个媒介决定是否继续给受托人以信任。于是，在委托人、媒介和受托人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信任关系。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信任包括两部分，一是对他人的信任，二是对维持信任机制的信任。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信任都是不完全的。维持机制是信任的“保障体系”。审计作为中介，构建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审计师与企业缔约各方都不存在利害关系；审计师拥有专门的学识和经验，了解各方需求；审计师承担着与其职业相适应的责任。基于这三个条件，审计机制是可以信任的。
在重复博弈模型中， 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信任的结论。如张维迎（2 0 0 2）认为，影响重复博弈中人们选择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一是支付函数的确定，这一般与游戏规则，如法律和制度有关；二是当事人的偏好，例如人们对将来的重视程度、耐心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信息结构，也即双方所知道的有关对方行动的信息。审计对促进委托人与受托人的长期博弈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审计制度的设立可以加快信息的传递，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给信任带来的不利影响。审计作为维持信任的强制性手段存在，替代和补充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信任的不充分，确保代理人失信行为出现时，通过信息传递及时纠偏或惩处，使得守信得利、失信受损，由此保证互动的秩序，促进着可预见性。
可见，审计信任属于阻遏型信任，是基于利益考量基础的信任。审计师的信息甄别和信息传播约束了代理人的不诚实行为，是一种以惩戒为基础的信任。但审计制度的引进提高了社会成本，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而且审计制度自身也有局限性，即审计制度从来不是完全的、无漏洞的。不过，经历了上千年的洗礼，审计制度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而其他的信任机制因成本太高或缺乏人文关怀而被淘汰。审计制度总体上大大降低了代理人的履约成本和委托人的监督成本。正如黑格尔所说，凡存在的总是具有某种合理性，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就能够存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经济达尔文主义也说明了审计值得信赖的信任机制。当今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审计制度，几乎所有的组织都是审计对象，这本身就印证了审计是一种长效的信任机制。#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