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上海筹办世博会及保护江南造船厂重要遗迹
上海世博会论文前两期我的连载文章介绍了可供上海借鉴的英国格拉斯哥市保护有代表性工业遗迹、张扬航海文化的做法，并分析了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和正在举行的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一些经验教训。这一期恰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因此，结合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按造船—航海博物馆方向继续为改造江南造船厂旧址出主意。
1 我们在为郑和骄傲的同时，更需深入探讨其下西洋的动因
当前我国一些史学家、记者、专栏作家因应时代的需要在纪念郑和的活动中突出郑和是一个和平使者（图1），强调了明成祖和郑和给我们留下了与天下人“共享太平之福”的宝贵精神财富。
确实，与后来出现的西方列强的舰队比较起来，郑和的舰队是非常“和平”的，但要是把郑和仅仅描写为一个“和平使者”，我认为有损其战略家的形象。
1.1 明成祖和郑和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思维
二次大战后“地缘政治”理论因曾被侵略者利用而臭名昭著。其代表人物豪斯浩佛（Harl Haushofer）1945年在纽伦堡受审，1946年自杀。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避免使用这个词汇，谈到相关问题时改说“地理政治”。但其实在西方某些领导人脑中一直没有放弃“地缘政治”思维（只是不再赤裸裸的追求扩大“生存空间”了）。想一想冷战中和冷战后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想一想台独分子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地缘政治”了。但是在明成祖时期，中国并不简单处在被遏制的被动状态，而是与势力强大的对手相互遏制。既然当时蒙古人的势力遍布中亚、东欧、南亚北部（虽然他们之间也相互争斗），占据了欧亚大陆这个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的核心位置，并从北方直接威胁明朝，特别是在大元帝国西察合台汗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帖木儿汗国当时势力迅速膨胀，并且利用元代宗室本雅失里准备向东进攻，因此团结南洋、西洋沿岸的亚洲、非洲国家（或岛国）便成为了一种明智的选择。虽然当时“地缘政治”的理论还没有提出来，但明成祖（因其做燕王时长期生活在面对蒙古人威胁的第一线）是具有地缘政治意识的，郑和也一样。
“从地理上来说，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有备多力分的困扰，首都南京距离海岸未远，透过长江，海上的威胁可直逼金陵。相对于元朝的统治者，新定鼎中原的明太祖，缺乏蒙古人所拥有的内亚战略纵深优势，他同时必须兼备海防和塞防，对华夏民族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架构”#p#分页标题#e#
实际上朱棣与郑和一北一南互相呼应担当起了塞防和海防的重担，就在郑和前五次下西洋的同时，朱棣亦多次率军亲征漠北，并死在第五次北征的归途中。朱棣与郑和虽不能经常见面，但他们君臣之间战略思维上的“相知”和默契实在是让人感动和钦佩。
1.2 郑和下西洋的经济目的
中国自北宋开始，官方已采用“招诱奖进”的政策，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由于北方戎边对财政形成很大压力（这与明朝面对的形势很相似），而唐中叶以后阿拉伯帝国（大食）控制了中亚，吐蕃贵族又占据了河西走廊，致使传统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于是从北宋初年起开展海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便成了重要国策。宋廷为招徕外商，设宴犒劳舶商渐渐成了定制，一度因破费太多超过限额而废止，后因舶商不再踊跃，在市舶司纷纷请求下又恢复了旧制。可见当时“招商”的力度和热情并不比现在差。
南宋时继续实行北宋的“招诱奖进”外贸政策，对招诱有功者加官晋级，反之则降职惩处。市舶收入在南宋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益，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是取胜与民？
而元代海上贸易活动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时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就提到了220多个与中国有某种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名是以往史料中没有记载的。在招徕外商的同时，元廷也积极鼓励元朝海舶出海，并设立管理机构。
明朝时陆上“丝绸之路”被阻，要发展对外贸易只能走海路。明成祖改变了洪武年间的海禁等保守政策。虽然明朝的海外贸易被官营垄断（甚至手工业也多由官办），这在制度上是有缺陷的。但朝贡贸易确实对经济（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如冯天瑜等指出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繁荣：“郑和七下西洋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繁荣，尤其是郑和船队出海的始发地上海地区的发展最为显著。在元人眼里还是‘土田硗瘠，民食不给’的松江地区（今上海地区），到明代赋税竟居三吴之首，成为全国财赋大户。上海地区迅速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明初起这里就成为了对外开放的港口。明太祖在这里苏州河上黄渡镇设置了明代第一个市舶司。以后，郑和屡次从这里的刘家港扯起远下西洋的大帆，返航也是经这里溯江而上回到南京的。作为官营贸易的基地，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转口贸易基地，日本、朝鲜、南洋的进口物资一部分转口，由上海的海舶将进口物运去福建的泉州、漳州，也有一部分沿长江进入中国腹地。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还促进了上海的地方手工业发展，明中期时，上海产的棉布，及生产的袜子已有很大名气，当时的‘松布衣天下’之说便是生动的反映。”[2]郑和是一代雄主朱棣派出的一支伟大舰队的伟大统帅，他肩负着多重使命远航，为了达到战略目标，郑和绝大多数情况下以强大军队做后盾却以和平的面貌出现，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郑和就是一个和平大使。如果有一天资源枯竭，中国冒出来一个要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战的政治家，主流媒体也不再像今天这样爱好和平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权威历史学家站出来说“当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郑和舰队就是一霸独强⋯⋯”。各位读者对不起，我扯得有点远了（不过这与我要论述的主题还是相关的）。下面继续上两期的话题，接着为上海支1 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内的郑和塑像2 仿制的郑和下西洋小八橹帆船（摄于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3 位于南京汤山的阳山碑材。这块巨石是朱棣原希望用来歌颂父皇朱元璋而凿的石碑的碑材，可见其好大喜功的心态。（引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古吴轩出版社，2002。）1 2 3162005(8)现代城市研究招。因篇幅所限，原计划对郑和和亨利王子的比较研究放在下一期展开。#p#分页标题#e#
2 郑和七下西洋显示了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江南造船厂未来的造船—航海博物馆应予以展示
2.1 传媒对郑和时代我国造船与航海技术如何领先须有比较准确的认定，而不应含糊其辞地妄自尊大
国内传媒发明了一个新词“大航海”，称15世纪是“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由郑和开创，由哥伦布、达•伽玛等延续。这是一种满足中国人自尊心的讨巧的说法，把大发现与大航海混为一谈了。我想世界史学界是不会接受这一概念的。
大发现时代的最重要事件——哥伦布到达美洲——是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也是“全球化”开始的标志。把这个分水岭和标志提前87年，用郑和下西洋取代，理由并不充分。梁启超早就提出了疑问：“⋯ .何以哥氏（哥伦布）、维氏（维哥•达•伽玛）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3]我们应继续这种的反思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郑和航海规模是很大，但他走的都是从汉代直到宋、元中国航海者，阿拉伯、印度等地航海者走过的航路，虽然他带回了很多奇闻，但毕竟没有能把哥伦布比下去的重大“发现”。
从明廷把郑和带回（或外国赠送）的长颈鹿视为麒麟并当作“极天际地”的盛世象征，到今天的传媒人“大航海”的说法，使我感到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也是源远流长。
其实用“大”来形容郑和的航海并不错，郑和的船大，船队规模大，航行覆盖海域的范围大⋯⋯这都是事实，但我们不应轻易用我们的大去否定别人的小（尽管郑和的宝船确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最近各种传媒上有许多专家都不断地讲郑和的宝船有多么大，而达•伽玛、哥伦布的船多么小⋯⋯这是阿Q精神的又一体现。郑和舰队中的宝船是用来给统帅和搭船到中国朝贡的各国国王乘坐的，当然要排场。可是达•伽玛等人的船是用来探险的，自然不需要大。在著名的航海王子亨利的指导下，葡萄牙航海家一次次挺进原来叫风暴角的好望角，却一次次的失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葡萄牙人将其创造的三桅帆船不断改进，使之更适应险风恶浪，终于在经历过多次挫折之后，他们的三桅帆船成功绕过了波涛汹涌的“风暴角”。三桅帆船虽然小，却也自有其蛮高的科技含量！
还有一种阿Q式的说法：如果郑和的舰队从蒙巴萨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那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属于中国了⋯⋯
郑和的宝船是否能经受风暴角险风恶浪的考验，这需要实践来证明！
目前世界各大洋的名称是西方航海家命名的，他们经历过大西洋的种种危险，觉得太平洋真的很太平（特别是没有台风的季节），那么在太平洋沿岸（或河口）造出来的古代中国船能征服大西洋吗？我热切盼望中国的船厂能仿造出郑和舰队的各种船只。希望这些船能冲过风暴角，到大西洋去一显身手！#p#分页标题#e#
2.2 西班牙给哥伦布以崇高历史地位的启示
在葡萄牙学到了航海技术的（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曾要求亨利王子支持他向西去寻找印度。老谋深算的王子不置可否。西方文化把经济利益和各种利害关系看得很重（特别是像葡萄牙这样的小国本钱本来就不多），亨利曾无情地追杀掌握了最先进航海技术又违背契约叛逃别国的船长。他不点破哥伦布的地理知识上的错误，是想看哥伦布的笑话。其实欧洲国家间这种常常不那么光明磊落的竞争关系，是他们发展的一种动力，反之中国的停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在海上没有对手。
哥伦布很幸运，他得到了西班牙王后的支持（因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代表着不同的继承关系，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王后是同国王联合执政，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并没有掌握葡萄牙人全部最先进航海技术的哥伦布，凭着一个错误的判断，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经历过许多磨难，在残存的船员忍无可忍几乎要哗变的关键时刻，哥伦布以为的印度——一个新的大陆在海平面上出现了。
西班牙给了哥伦布这个歪打正着的外国人巨大的荣誉：几乎在这个国家每一个像样的城市都有一个因有哥伦布塑像而被人们称作“哥伦布广场”的文化广场（同时还有另一个西班牙广场）。位于广场最显著位置、站立在高高立柱上的哥伦布塑像，一只手伸向前方，为一直怀疑他的水手、为西班牙、也为全人类指示着前进的方向。在今天看来哥伦布这只伸向海洋的手所指引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因陆地的资源已不足以满足人类需求，我们的未来在海上！
我们介绍一个典型的哥伦布广场和另一个典型的西班牙广场，从中可以看出一代代西班牙人是多么用心地一点一滴培育他们的航海文化，也可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西班牙人以“巨石”垒砌的方式纪念一个外国人——哥伦布为代表的大发现时代。而我国南京也有一块巨大到实在无法运走的巨石（图3），那是朱棣为他的父亲朱元璋歌功颂德而准备的。两种文化的差别在这些石头面前突现出来，在中国一切功劳要归于帝王，而今天则归于伟大光荣的领袖；至于错误则要为尊着讳、为长者讳。
本刊去年第一期冯骥才先生的文章对“新造城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拙劣模仿西方的建筑物深恶痛绝，例如一些本来很有地方特色的中小城市，在他们新建的广场中莫名其妙的竖起了一些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的罗马柱。我倒是觉得一个人学艺、学技术起初总免不了借鉴和模仿，一个地区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地方在保持传统文脉的同时，学到西方一些有品位的东西，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怎样区别有品位的借鉴和拙劣的模仿，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要看其是否真正学到了文化的本质。标榜“海派”文化的上海不妨多借鉴一些本文谈到的西班牙和前几期英、德等国的经验。我们需要一点一滴地培育和垒砌我们的海洋文化。#p#分页标题#e#
2.3 上海建造船—航海博物馆义不容辞
写到这里，读者该明白我为什么坚决支持按造船—航海博物馆的方向改造利用上海江南造船厂旧址的倡议了。从今年的7月11日起，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航海日，但是纪念航海日以及平常培养海洋意识需要有载体，需要有活动的场所，江南厂旧址就是一个理想的场所。
前文已经介绍了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的繁荣。后来上海的发展也是离不开海、离不开船，当然也包括外国的军舰以及在坚船利炮逼迫下被迫开放的形势。再后来就是我们自己追求开放了。改革开放后，上海市政府在外国船到达黄浦江岸边的地方搞了个纪念性建筑，称为“外滩源”。与文化革命中的盲目排外情绪比起来，这反映我们中国人变得更加客观、更加大度了。但我们还是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外国船在黄浦江边登陆时，上海并不是蛮荒之地。北宋时期朝廷就在秀州（上海松江）、青龙镇（上海青浦县）设置过市舶司、市舶务，到明朝上海成为官营外贸和转口贸易的重要基地，手工业也发展迅速，“松布衣天下”之说反映了棉纺业发达的情况，若不对中国自己棉纺业的源头、造船业的源头等等同样给以纪念，待下一次“左倾”思潮抬头的时候岂不是又会有麻烦？
我在本刊今年6月号的文章已介绍过作为“中华第一厂”的江南造船厂在中国造船等方面的多项第一，这个近代工业（特别是造船业）的源头终于列入政府计划保护的范围了。在该文中我还介绍了英国格拉斯哥的交通博物馆，读者从图片中可以看到这座造船业曾盛极一时的城市，对他们生产的各种船舰模型的收集是多么地痴迷。江南造船厂自己有一个厂史展览馆，积累了一些展品，但要建成中国的造船—航海博物馆，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据说“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物原》一书载：“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另外还有“轩辕作舟”的传说。这些记载和传说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例如，浙江萧山跨湖桥固陵港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独木舟和木桨；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独木舟和木桨等。甲骨文是夏商时期（公元前21至前10世纪）使用的文字，在已发现的甲骨刻辞中，有大量关于舟船的文字。而从“舟”的多种甲骨文字型看（如两头弯曲的船型，两根弯板横着2～4根横梁或舱壁）这时的舟已是一种木板船。
中国古代主要有三大船型： 福船、广船和沙船（图15），沙船对上海的发展贡献很大。这里介绍一下，沙船是中国海船中最古老的船种，发源于长江口崇明一带，方头方稍平衣的浅水船型，因其善于行沙涉浅，稍搁无碍而得名，多桅风帆利于提速，宽敞甲板利于装卸。清朝解决了台湾问题后，康熙二十三年（1864年）开放海禁，沿海南北海路通畅，凭借沙船，上海渐渐发展成为一个东南沿海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在今天洋船（或者说现代船只）大发展的时代，应对沙船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p#分页标题#e#
在江南造船厂旧址搞造船—航海博物馆，除了江南厂自己的产品、上海本地的船型，中国其他地方古今造船成果也应得到体现。特别是郑和舰队的各种船型以及他们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
上海世博会论文我前面批评有专家把郑和宝船同达伽玛探险用的小船相比较不合适，但我并没有否认郑和宝船体现了当时世界造船业的最高水平，特别是水密隔仓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行船的安全性（即使船被损局部漏水，水也只能进入一两个密封的隔仓，不至于对全船造成影响），欧洲到18世纪才掌握这一技术。
郑和宝船长44.4丈、宽18丈（各种专家按三、四种标准折算出来的宝船长度从150多m到130多m 不等，使人难以判断，故此处仍用“丈”这个传统长度单位），长宽比2.466，而泉州出土的13世纪中型远洋货船长宽比2.6，这说明前人经过实践的摸索，可能总结出这种结合水密隔仓技术的宽体船抗风浪的能力比较强（起码不容易折断），而且用同样的材料宽体船的容积较大、承载的货物也就比较多。
今天我们已经能造几万渡吨、几十万吨的巨轮了，但受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船闸宽度的限制，船都造得很长，这样多消耗了很多材料，而且在狂风巨浪面前钢铁巨轮造得过长也是可能被折断的。在能源和钢铁等材料价格日益上涨的情况下，我们该重新考虑：集中了祖先智慧的古代船型被完全抛弃是理智的吗？让我们再造出古代的船，在航海实践中与现代船只比较一下吧！江南造船厂搬到长兴岛后，旧厂址的船坞应保留一部分，并承担少量的造船、修船业务，使来造船—航海博物馆参观的人能实地看到造船、修船的工作情况，当然也包括仿造古船的情况。
郑和七下西洋时掌握着世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最近各种媒体对“水罗盘”、“过样牵星术”、“针路”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希望江南造船厂（旧址）未来的博物馆能用光电技术，使参观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郑和如何“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我想来参观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关于海洋的知识一定会大大提高，上海“海派”文化也将会真正增加“海”的特色从而得到升华，而升华了的海派文化也必将成为上海世博会的灵魂。
参考文献：
[1] 赖进义.郑和远航的战略原因[EB/OL].中国新闻网, https://www.sz.chinanews.com.cn/no1_port/2003-05-31/2/67360.html
[2] 冯天瑜,毛磊,徐仁璋,等. 中华开放史[M].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3] 梁启超.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Z]. 新民丛报,1904.#p#分页标题#e#
[4] 欧晨心. 中国造船的激情岁月[J]. 华夏人文地理, 2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