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资本家阶级的核心群体

摘要: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 ,通过试行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体制 ,蛹化培育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 — — — 上海资本家阶级的核心群体。这种前所未有的阶级关系新变动 ,堪称具有中国特征的 “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 。
　　 19世纪 70 年代初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 ,近代官督商办体制的试行 ,终于在上海出现了 “滩头阵地” 式的重大突破 — — — 以大机器生产为依托的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这里破土而出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 — — — 上海资本家阶级在这里诞生 ,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有了自己的立身之所和进一步发展的基地。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持、 推动的洋务运动 ,对这一 “局部质变” 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本文拟就李鸿章与上海资本家产生、 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略陈所见 ,请大家批评。 
     1872年初 ,顽固派利用清政府财政开支方面的困难 ,由内阁学士宋晋 “博采中外众论” 出头发难。他们不仅反对继续制造轮船枪炮 ,强调 “以节糜费”,而且公然声称 ,对外国侵略者 ,“则早经议和 ,不必为此猜嫌之举”,肆意指责筹办海防 “是以有用之帑金 ,为可缓可无之经费”,“名为远谋 ,实同虚耗” ①,企图釜底抽薪 ,阻挠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这些人对同治大婚之筹款用款 ,仅户部库拨银已有 450 万两、 而 “统计京外拨过银将及一千万两” ② 之事却不敢置一词 ,极尽巧伪人之能事。洋务派的一致抵制 ,不仅挫败了顽固派的阴谋 ,而且提出了统筹全局的善后之计。这就是李鸿章所强调的 “设法劝导 ,官督商办 ,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须之物 ,采炼得法 ,销路必畅 ,利源自开。本论文由上海论文网 www.zhonghualw.com整理提供 榷其余利 ,且可养船、 练兵 ,于富国强兵之计 ,殊有关系” 的决策思路③。直接同清朝漕政相关且欲以此 “分洋人之利” 的轮船招商局的创办 ,遂迅速由动议酝酿而转入具体实施。1872 — 1873年间 ,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民用大型近代企业首先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民用企业 ,终于渡过了分娩阵痛的难关。洋务派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决策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 ,首先看中了这里的 “有贝之财” 。以蒸汽动力为核心的近代大机器生产 ,资本有机构成高 ,钱财不足则难以为继。这是洋务派经办军事工业的切身体会。五口通商以来 ,上海地区聚集了巨额的贵金属货币财富 ,且有一套融通资金的金融体制。为了不让大批中国富翁 “诡寄洋行”,李鸿章主张 “由官设立商局招徕”,使 “各商所有轮船股本渐归商局”,以 “顺商情而张国体” ④。这正是洋务派进一步 “采用资产阶极的生产方式 ,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 ,就是说 ,变成资产者” 的关键步骤。  #p#分页标题#e#
     李鸿章 “试办轮船招商” 的动议 ,在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著名买办郑观应 ,即以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为题 ,写了一篇应时之作 ,作为呼应。他不仅对中国人自办轮运以至自己制造轮船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而且对 “筹集股本”这一最大难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的意见。郑观应指出 , “现在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 八只 ,计其本已居一、 二百万 ,皆华商之资 ,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其所以不乐自居华商之名 ,而甘附洋商之尾者 ,其隐情可以理度” 。郑观应强调 ,官方 “诚能尽祛其畏官之隐衷 ,而予谋生之大道 ,则凡闽省之盐商 ,上海、 宁波之号商 ,皆可罗而致也。姑以二十只轮船而言 ,每只用银十万两”,筹集 200 万两股本 ,并非难事。即便是令清政府头疼的轮船制造 ,也只须 “以商造代任”,即在政策上改弦更张 ,那么 , “由上海一县号商凑五十万 ,崇明五十万 ,宁波、 福建、 广东亦如之”,筹资集股 ,亦不困难。关键在于官方应取信于商 ,切不可 “措词勒捐”,甚至 “本论文由上海论文网 www.zhonghualw.com整理提供 迫民为盗” ①。郑观应的这些意见很有代表性。从1872 年5月30日 《申报》 刊载 《轮船论》,到1873年1月 《瀛寰琐记》 刊登 《内地轮船进止议》,再到郑观应公开发表其应时之作 ,反映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 — — — 官方政策的适时调整 ,李鸿章 “试办轮船招商” 的最新策划 ,促使上海的民间资本跃跃欲试。上呼下应的有机结合 ,特别是李鸿章等批准实行一些诱人的官督商办具体条款 ,必将对上海资本家的产生起到直接的催生作用。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 ,同时也看中了上海地区的 “无贝之才” 。上海开埠后 , “十里洋场” 作为 “冒险家的乐园”,资本主义世界残酷无情地竞争意识也逐渐渗入。即以外国洋行而论 ,财大气粗者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清盘 ,比比皆是。例如 ,宝顺洋行 1867 年 1 月的倒闭 ,大买办徐润 “离宝顺洋行自立” 就一度惊动了上海滩。不过 ,残酷的竞争也造就了人才。这一点在买办队伍的新老交替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李鸿章率先看中的那些上海 “商场中人”,实际上都是风云人物。以唐廷枢为例 ,他自 16岁毕业于教会学校之后 ,就投身于商界。19 岁担任香港巡理厅翻译 ,21 岁升任该厅正翻译 ,24岁即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26 岁至28岁在上海海关任职 ,最高职务是海关正大写及总翻译。31岁至 40 岁先后出任怡和洋行的买办和总买办。且著有六卷本 《英译集全》 的英语教材在广州、 上海等地出版发行 ②。这些人生经历的最终结果 ,是使唐廷枢在进入招商之前就具备了这本#p#分页标题#e#论文由上海论文网 www.zhonghualw.com整理提供 样的知识与才能结构:水平很高的中英文专业翻译;谙熟港英法制与中国海关行政;近代型的商界老手;当行出色的轮船商 ,且具有相当专深的船舶技术知识。事实已经证明 ,唐在上任后立即处理的朱其昂购买洋轮案中 ,就出手不凡 ③。他如徐润、 郑观应、 盛宣怀、严潆、 唐德熙、 陈猷以至各招商分局的大小 “分董”,也是各有千秋。上海资本家在其降生之际就有了这样的人才群体作为核心 ,所以才很快形成一股凝聚力;而李鸿章能够客观评价并且放手任用这些人才经营轮船招商局 ,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由李鸿章奏准 ,率先在轮船招商局试行的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体制 ,其关键所在 ,是同意“照买卖常规办理”,试行一种还不大健全的近代股份制。官督商办体制明确规定:企业不准洋商附股;不准洋人持股 ,否则作废;企业经营的目的之一 ,是 “保利权 ,塞漏卮”, “与洋商争利” 。这样的制度规定 ,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 — — — 上海资本家的产生及其性格陶铸 ,无疑起了有益的引导作用。 
    1872 — 1873 年间 ,轮船招商局创办营业。官方虽有经济方面的扶持 ,如仿照 “发典生息”之例 ,贷借直隶练饷制钱 20 万串(实收 1818 万串 ,合银1213 万两) ,购置轮船千艘 ,划拨漕粮20万石由其承运。但是 ,朱其昂在数月之内却亏损了数万两。有些学者常常将此归咎于招商局的体制 ,对 “大官僚和大买办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提法津津乐道 ,其实不过是沿袭了李孤帆的老调 ①。我们认为 ,恰恰是李鸿章看中的唐廷枢、 徐润等人 ,通过更具体、 深入的制度设计 ,才转亏为盈 ,保住了新生的轮船招商局。一个久被忽略的事实是:在 “官督” 之下 ,上海海运局胥吏竟强行规定招商局轮船每次每艘运漕3000 石②,这是严重违背 “买卖常规” 、 扼杀新生产力的恶例。当时 ,招商局投入运漕的四艘轮船 , “伊敦号” 载重 1 万石 , “永清号” 118万石 , “利运号” 117 万石 , “福兴号” 一万数千石 ③。常识告诉我们 ,近代轮运获取优厚利润的原因之一 ,是轮运管理的科学性 ,即要符合“买卖常规”,每艘轮船的运载能力与实际载运量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比例与相应的舱位安排。一艘能运载 1 万石以上的轮船 ,却比照沙宁船运漕之 “成例”,仅仅运载 3000 石 ,且按 “成例”付水脚 ,还要保证 “天庾正供” 之 “干圆洁净” (实即限制在漕粮之外带装它货) ,怎能不造成亏损 ? 其实这笔帐郑观应早就算得一清二楚了 ④。即使是朱其昂也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无知 ,他 “习知洋船蹊径”,深知 “轮船浇裹十倍于沙宁船” ⑤。根本原因在于 ,招商局的初定体制中 “商办” 权限不清。恪守旧体制的大小经办人 ,按 “成例” 把轮船当沙船调度 ,严重限制了轮船运能的发挥 ,从而导致了亏损。这一后果是严重的。当时 “人言籍籍”,原想投资入股者望而却步 ,以致李鸿章深虑 “股份过少 ,恐致决裂” ⑥。轮船招商局大有夭折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 ,李鸿章选派唐廷枢、 徐润入局主政 ,批准该局 “照买卖常规办理本#p#分页标题#e#论文由上海论文网 www.zhonghualw.com整理提供 ”,重新制订企业经营规则 ,是实质性地解决了招商局此后一个时期内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招商局的成败关系到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能否跨出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 ,关系到分娩中的上海资本家的核心力量能否产生的生死存亡问题。正因为如此 ,这种示范性的 “局政改革” 的历史意义 ,以及李鸿章 “官为扶持” 的决定性作用 ,才显得非同一般 ,才称得上 “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的作用” 的历史变革。
     唐、 徐入局主政之后 ,首先划清了招商局与“租领官造轮船” 的关系 ,理顺了漕务与普通业务的关系 ,尽量减少了官方的控制。与此同时 ,则进一步明确了近代股份公司体制诸要则:其一 ,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广集华商股份创办企业。根据持股状况 “选举董事 ,每百股举一商董 ,于众董之中推一总董” ;再由总董分派总分各局司事。以三年为期 ,期满后留任与否 ,由“公议裁决” 。 “商董若不称职 ,许商总禀请大宪裁撤 ,另行选举;商总倘不胜任 ,亦应由各董联名禀请更换” 。其二 ,总、 分各局 “逐日应办事宜 ,应照买卖常规办理”,“删去繁文 ,以为简易” 。遇有重大事项 ,则 “须邀在股众人集议”,投票公决 ,择善而行。企业帐目三月一小总 ,一年一大总 , “造册刊印 ,分送在股诸人存查” ;平时帐务 , “任凭在股诸人随时到局查阅” ;分派官利、 余利、 花红 ,则刊刻 “节略”,并登诸报端 ,以昭凭信。其三 ,要求官府 “免添派委员”,并除去文案、 书写、 听差等名目。亦即尽量排除超经济的制约、 刁难与盘剥。其四 ,企业上下人等一视同仁 , “均不得借口营私”,须 “各按定章 ,毋得逾越”, “如有违规 ,一经查出 ,立即撤退” ⑦。招商局制订的新 “规程”,使其产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与界限空前明晰。它不仅为自己的生存、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为以后创办的大中型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体制规定了 “范本” 。这种体制尽管在 “官督” 之下仍有种种不足 ,但它是前所未有的 — — — 它显然不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经营水平的产物 ,而是移植近代大机器生产、 创办大中型民族资本企业的必须。在这种经营体制下 ,一方面以运用大机器生产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 ,另一方面则突出了投资者的地位 ,企业主要由持股人 “按买卖常规” 经营 ,“商办” 的成分在不断扩大 ,这是数年之内招商局日见起色的根本原因之一。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大官僚批准了这些 “规程”,并且强调 “轮船招商局之设 ,系由各商集股作本 ,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 ; “盈亏全归商认 ,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 ,不能由官任之”, “与他项设立官局、 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 ; “故须官为扶持 ,并酌借公帑 ,以助商力之不足” ①。这样的姿态收效明显。首先反映在筹资集股上 ,就出现了扭转颓势的局面。在唐、 徐接手后不过一个多月 , 《申报》 便报导说:招商局 “近殊盛旺 ,大异初创之时 ,上海银主本#p#分页标题#e#论文由上海论文网 www.zhonghualw.com整理提供 多欲附入股份者” ②。这些 “上海银主” 来路颇广 ,主要是与唐、 徐关系密切之人 ,所谓 “因友及友 ,辗转邀集” 。结果是 , “核计商股八十万两内 ,弟枢期功之亲友共有八万余两 ,戚党又有二十余万两;弟润所招族渊之股 ,亦不下此数” ③。 “有贝之财” 与 “无贝之才” 高度整合 ,得益于这种新的制度安排 ,这正是数年之内招商局日见起色的另一个根本原因。 
     李鸿章批准试行的近代官督商办体制 ,包含了变相财政补贴的重要内容。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这种变相补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 ,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交天津进口税二成;1886年 ,又批准实行卸漕空船载货免交北洋三口出口税2万的优惠。其二 ,按沙船运漕成例 ,支付优厚的运漕水脚。从 1873 — 1884 年 ,招商局共北运漕粮 50715 万石 ,共得水脚银 290 余万两 ④,每石运费平均可达五钱八分 ,而上海至天津的一般水脚平均为每担二钱七分五厘。其三 ,条件优惠的官方贷款和缓息。截至 1879年 ,招商局先后获借官款 19218 万两 ,相当于招商局1878 — 1879年度股本总额的214倍⑤。贷借官款名义上需偿付 10 %的年息 ,但李鸿章常借口各种理由 ,多次为企业奏请缓息、 免息的优待。清政府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没有收到利息 ,直到1891年还清官款为止。
     各种财政补贴式的优惠 ,即是保证这些企业 “官利一分” 和余利分配的基础之一 ,又对抵御外商倾轧 ,增强投融资吸引力 , “蛹化” 上海资本家起到了直接的扶持、 促进作用和一定程度的哺育作用。1875 年春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曾托其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 ,愿以每石水脚银一钱投标承运漕粮 ,而李鸿章未予理睬。该年度招商局运漕 60 万石 ,报刊评论说:其水脚银若 “计一钱与六钱两价相较 ,则有三十万银之异”⑥。招商局在这一年度的股息分配百分率甚高 ,计 “官利一分 ,余利五厘”,尚有花红。但这一年度不过分掉 8 万余两 ,仅占当年漕运收入一项的45 %。结果是随后数年中 ,招商局的股本金持续以年均1215 %的增幅递升。
     在近代股份制企业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 , “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作为别人所有的资本的代表 ,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 ,参加对劳动的剥削。 ” ⑦贷出方凭借对贷出资金的所有权 ,参予对剩余价值的爪分 ,从而构成资本运动形态的一部分。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大中型官督商办洋务企业 ,均从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它们借用的巨额资金 ,无论是官款还是旧式钱庄之贷款(通常称为 “庄款” ) ,绝大部分都转化为资本 — — — 或为不变资本 ,或为可变资本 ,均用于剥削剩余价值 ,创造利润。因此 ,上述借得来的巨额货币财富一经投入企业周转 ,原先所有权的属性就被揉碎并溶解在 “照买卖常规办理” 的资本循环之中。     即以李鸿章所注入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的巨额官款论 ,得利者主要有两方面。其一 ,像招商局等大中型企业的持股者 ,尤其是它们的大股东。其二 ,各通商口岸及厂矿所在地的那些与企业有往来关系的钱庄。前者扩大了自身的力本#p#分页标题#e#论文由上海论文网 www.zhonghualw.com整理提供 量 ,如在 1882 年增招 100 万两股本的过程中 ,招商局的老股持有者得到了明显的好处 ,企业也增强了信誉;后者则更深地卷入了与招商局等企业的融资关系 ,不同程度地参预了对剩余价值的分割 ,亦步亦趋地融入了资本运行的循环序列 ,身不由己地改变着自身的原有属性 ,从而催化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资金新流向。例如 ,1882 — 1883 年度 ,招商局支付各项利息20余万两 ,得益者主要是沪上钱庄。若以年息10 %计(相当于月息八厘三以上) ,当有 200 余万两旧式金融资力投入招商运营。如果没有巨额官款的长期扶助及其派生的 “信用担保” 效应 ,就很难出现如此明显的经济关系变动。而这一切 ,都对襁褓中的上海资本家的成长产生积极作用 — — — “产业资本家” 的队伍里 ,又汇入了 “金融资本家” 。
     从 1872 年底开始 ,轮船招商局、 台湾基隆煤矿、 直隶开平煤矿、 中国电报总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示范性的大中型近代企业次第兴办。影响所及 ,一大批官办、 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和商办近代工矿企业相继创设 ,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波投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 ,洋务运动时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各业先后创办了 338 家 ,其中 1880 — 1889 年这十年中 ,新创办企业 151 家 ,实存资本额比 70 年代增加了 2200 余万元 ,占这一时期投资总额的4312 %;而1890 — 1894年这五年中 ,新创办企业则有129家 ,实存资本额比 80 年代又增加了近2500万元 ,占这一时期投资总额的 4814 %①。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与推进相表里 ,必然是投融资总量的递增 ,投融资主体即资本人格化身的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货币财富的持有者 ,在上海这块 “风水宝地”,通过投资占股 ,被陆续 “蛹化” 为资本家 ,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②。这是一个潜移默化、 “培育” 封建统治掘墓人的社会变迁过程 ,它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惊恐 ,于是发生了1888年的弹劾案 — — — 徐承祖投资占股案。徐承祖于1884 — 1887年任清政府驻日本国公使 ,道员职衔。清廷通过总理衙门严谕北洋大臣李鸿章据实查复。1888 年 12 月 10 日 ,李鸿章上《查复徐承祖参款》,说出了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表态: “中国轮船招商局、 开平矿务局 ,原系仿照西商贸易章程 ,集股办理。但系华人 ,即不论谁何 ,均准搭入 ,本无官场不准入股之禁。该两局近年并未续行招股 ,惟各户自将股票辗转售卖 ,事所常有。其买得者并不易名 ,且原搭各户 ,亦有不愿于票上书写真名者。徐承祖有无购买 ,无从质问。此层既不干禁令 ,似不必追查 ,亦免牵累售主 ,有碍商情” ③。紧接着 ,通商口岸的资本市场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动 — — — 为了扩大再生产 ,开平矿务局拟再开林西煤矿。唐廷枢在上海新招股金50万两本#p#分页标题#e#论文由上海论文网 www.zhonghualw.com整理提供  ,将资本总额一下子增至150万两④。不仅为开平矿务局此后十年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而且再次启动了 1883 年金融风潮之后一度低迷的资本市场迅速回暖 ,股市交易再度活跃起来⑤。一些原本穷困偏僻的地区 ,也因工矿企业的创办 ,一时间 “无业穷民皆得佣工糊口 ,即本地殷实绅耆 ,亦多集资附股”⑥。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不可阻挡地在向纵深发展着。
① 刘大年主编: 《中国近代史稿》 ,第 2 册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46— 147页。
② 拙作: 《官督商办洋务企业股份票研究》 , 《苏州大学学报》 1995年4期
③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书· 译署函稿》 ,卷 19 ,第 23页 ,光绪乙巳金陵版。
④ 孙毓棠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下) ,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660— 661页。
⑤ 聂宝璋编: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一辑(下) ,第1117页。
⑥ 丛刊: 《洋务运动》 (七) ,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