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words: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ang of four, the Shanghai literature
上海论文网1966年5月至1978年10月,在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在这场内乱中,上海几乎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海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沦。
一
文化大革命是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为开始的标志,通知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②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夕,这场政治运动已经在酝酿形成之中。1963年5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江青发起批判昆曲《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 5月2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一种新颖独到的见解》,就有关德彪西《克罗士先生》的出版,责问“介绍的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1964年4月,林彪在第三届部队文艺汇演会上鼓吹文艺创作的领导、专业人员、群众的“三结合”,提出:“领导要指方向,给任务,出题目。专业创作人员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深入生活,积极创作。文工团员也可以写作。还要走群众路线,把广大的业余作者组织起来。”1964年6月至7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江青否定了京剧《红旗谱》、《朝阳沟》,认为戏剧舞台是牛鬼蛇神横行。康生在总结会上将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打成“大毒草”。8月,《红旗》杂志15期发表柯庆施在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说我们的戏剧工作“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1964年12月,江青将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球迷》、《两家人》、《兵临城下》、《聂耳》等打成毒草,指令展开批判。文艺界掀起了一股批判之风。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是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此剧为历史学家吴晗1960年为弘扬海瑞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而编,江青、康生却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被罢官联系起来向毛泽东进言,毛泽东予以默认,并说“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江青、张春桥策划授意下,姚文元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在《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说“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并直言为:“《海瑞罢官》大力吹捧一个因搞‘退田’‘平冤狱’而被‘罢官’的‘海青天’,就是支持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纷纷出笼。1965年12月20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966年2月3日,由彭真主持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制定出《关于当前学术问题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认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同彭德怀无关,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座谈会纪要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审定,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的成就,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并撤消了《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新建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组员。8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被称为“十六条”),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全国弥漫,诸多领导人受到批判,诸多专家学者受到冲击,诸多文艺界人士遭到批斗。姚文元成为文化革命中的一根黑棍子,他连续发表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评陶铸的两本书》等文章, 1967年5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在文革之初,上海的高校、中学纷纷贴出大字报,揭批学校领导、教师的所谓反动言行,一些著名艺术家、学者先后被点名批判,诸多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十六条”颁布后,上海各校出现了体罚“牛鬼蛇神”的现象,走上街头破“四旧”、闯进屋舍抄家成为文革的两大“景观”。1966年11月9日,以王洪文为主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宣告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扬言上北京控告上海市委镇压群众运动,酿成京沪铁路中断的“安亭事件”。11月29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要求将《红卫战报》夹入《解放日报》发行,酿成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的“《解放日报》事件”。11月29日,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王洪文指挥造反派对于聚集在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大院的赤卫队大打出手,酿成近百名赤卫队队员被打伤的“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后,《文汇报》、《解放日报》等主要舆论部门先后被造反派夺权。1月6日,批斗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2月2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任副主任,随即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对陈丕显、曹狄秋的批斗。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调中央后,他们将上海的大权交给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
二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控制了舆论机器,大肆制造阴谋文艺的理论观点,提出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构想出文学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③,强调先有主题思想再到生活中去寻找人物与故事的“主题先行”。在上海,张春桥等千方百计控制舆论工具,为他们的阴谋活动提供舆论和理论的支持。他们不仅夺了《文汇报》、《解放报》的权,还成立了《红旗》上海组稿小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笔名为罗思鼎、哲学组笔名为翟青、文艺组笔名为丁学雷、石一歌、任犊、方泽生等),创办了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文学刊物《朝霞》等,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摇旗呐喊。《怒吼———上海工人批林批孔巡礼》、《走出“彼德堡”》、《让思想冲破牢笼》、《论尊儒反法》、《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等文章,都从理论上舆论上为“四人帮”造声势定基调。1974年,《朝霞》丛刊改版为月刊,在第一期上刊载了题为《努力反映文学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的征文启事,在该刊物上接连刊登了诸多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短篇小说《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典型发言》、《挂红花那天》、《钢浇铁铸》、《洪雁度假》等,或强调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或反映走资派还在走,或描写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或为江青等人树碑立传。主题上的先行、方法上的概念化、艺术上的粗糙,构成了这些文革作品的重政治性轻艺术性的特点。后来这些征文被结集为《序曲》,以《朝霞丛书》的形式出版。文革期间,上海还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署名为“丛敏”的长篇小说《新桥》,是由崇明县革委会组织的工农兵创作组集体创作,参加创作和修改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等单位。小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上海郊区农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前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生活。作品围绕新桥大队集体饲养场的斗争,着力塑造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志浩的英雄形象。在文革期间的文学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这部署名为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创作的作品,表面上为一 个“土记者和农村干部相结合,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集体创作班子,其实背后却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作品以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在塑造英雄人物、主题先行、三突出原则等规范下,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论述为指导,以表达“贫农领导人同富裕中农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构想了在上海郊区虹南乡的合作化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作品描写了代表着正确路线的洪雷生、安克明、丁四海等,与代表着错误路线的浦春华、副区长以及富裕中农、逃亡地主等的矛盾与斗争,安排了富农赖富财和隐匿富农身份的金坤余暗地里兴风作浪的情节。作品用了大量的笔墨分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形势,并根据人物的阶级成分、思想观念、阶级立场设计其行为和语言,以抽象化的分析和理论阐释代替了小说的形象思维,大量的议论政治说教式的语言充斥了作品。作品将主人公洪雷生刻画成一个“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显得十分概念化,是一部内容空洞、艺术低劣的作品,却为张春桥、姚文元亲笔批示赞扬为创作的“新尝试”,下令文艺工作者和编辑人员都要搞这种“三结合”的创作,并组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吹嘘该作品是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壮丽画卷和进行路线斗争的极好教材。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样板戏成为“四人帮”“三突出”、“三结合”等文艺“理论”实施的样板,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10亿人看8部戏的荒诞情境。京剧现代戏是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开始了样板化的过程。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中,首次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现代样板作品”。其中,上海京剧院改编演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上海芭蕾舞团改编演出了《白毛女》。1958年由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同名话剧在上海公演,后来上海京剧院将其改编为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前身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江青在上海观摩了该剧后,指示改编为京剧。芭蕾舞《白毛女》改编自歌剧《白毛女》。王元化先生在谈到样板戏时说:“样板戏是三突出理论的实践……三突出就是宣扬个人迷信的造神理论,而样板戏就是它在文艺上的实现……样板戏是应时应运而生的产物,它在大字报、批斗游街、文攻武卫、夺权与反夺权所演奏的斗争交响曲中成了一个与之相应的音符……样板戏就重在表现斗争,没有一出戏是表现人民内部斗争的。”④虽然,样板戏都为改编或移植的作品,本身就具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在江青的直接“指导”下,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图解,三突出的模本。《智取威虎山》意在通过人民解放军追剿队依靠群众剿灭惯匪座山雕的斗争,刻画英雄杨子荣的形象。《海港》通过海港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刻画了党支部书记方海珍的英雄形象。《白毛女》通过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及喜儿从受苦受难到翻身解放的经历,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刻画了大春的英雄形象。在“四人帮”的理论指导下,这些作品充满了浓郁的阶级斗争色彩、被拔高了的英雄意味。《智取威虎山》中将原来剧本中的定河老道、蝴蝶迷、栾平老婆等诸多反面人物的戏全砍掉,调动各种手段加强杨子荣的形象,将原戏中的杨子荣围绕座山雕的戏,改为座山雕让杨子荣牵着鼻子满台走。丁学雷解释说:“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智取威虎山》在加工提高过程中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创作思想:一切服从于在舞台上树立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无论是音乐、舞台美术等的处理,都必须服从上述的中心任务。”⑤《海港》将高中毕业生余宝昌看不起装卸搬运的码头工作而酿成事故,改为暗藏的阶级敌人钱守维的破坏,并将原剧作中落后人物余宝昌作主人公,改为以方海珍为主人公。在“三突出”理论的指导下,剧组认为:“同1967年的演出本相比较,新演出本的最大的改动,是把戏剧冲突由人民内部矛盾改为以敌我矛盾为主,把钱守维改为隐藏的阶级敌人。这一改动是有重大意义的。修改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剧本所反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从而使主题思想和方海珍英雄形象的塑造都深化一步。”⑥芭蕾舞《白毛女》则将原作中的爱的成分掏空了,极端强化了阶级仇恨的内容。巴金在谈到样板戏时说:“据我看‘四人帮’把‘样板戏’当作革命文件来学习,绝非因为‘样板戏’是给江青霸占了别人的艺术果实,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他们作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⑦样板戏成了“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宣传工具。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电影事业遭到了重大的摧残,大多数影片被打成毒草。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控制下,文革期间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几乎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工具。1974年以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工作者凭着艺术热情和敬业精神仍拍摄了不少电影:《火红的年代》、《渡江侦察记》、《无影灯下颂银针》、《一副保险带》、《第二个春天》、《小将》、《战船台》、《春苗》、《征途》、《江水滔滔》、《难忘的战斗》、《新风歌》、《金锁》、《年轻的一代》、《欢腾的小凉河》、《补课》、《祖国啊,母亲》、《青春》、《连心坝》等,其中虽然仍然有一些如《难忘的战斗》等尚有艺术价值的影片,但众多 影片受到了“四人帮”“三突出”理论的影响,有的甚至受到“四人帮”直接干预,使影片成为“四人帮”政治阴谋的宣传品,其中最突出的是影片《春苗》、《欢腾的小凉河》。《春苗》改编自剧本《赤脚医生》。原作意在通过描写农村优秀的赤脚医生李国华的先进事迹,表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竭力控制剧本的修改,将原作中救死扶伤的赤脚医生修改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将原作中犯一般错误的干部杜文杰升格成了走资派,作品的主题也变成了与走资派作斗争。影片着力描写发生在朝阳公社中的一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突出了湖滨大队赤脚医生田春苗的英雄形象。朝阳公社卫生院院长走资派杜文杰,实际上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的后代、医疗组长钱济仁在党内的代理人,杜文杰、钱济仁遵照县里的指示、省里的精神行事,执行了一条从上到下的修正主义路线,赤脚医生田春苗坚决执著地与他们展开斗争。影片将公社卫生院写得乌烟瘴气、一团漆黑:医生、护士对于病人麻木不仁,酿成了“小妹之死”的事故。钱济仁医生支持巫医,暗中下毒药谋害贫农水昌伯,却嫁祸于春苗,并得到了杜文杰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春苗等造了杜文杰的反,夺取了农村的医疗大权。1975年8月,影片上映后,张春桥说,影片只写了一个公社卫生院,“概括的深广度也不大”,要“写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一个部”,作用就大了。“四人帮”的亲信也露骨地叫嚣:“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走资派不光是邓小平一个人,和文艺一层人,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邓大平,还有王小平、唐小平。”⑧与《春苗》相比,《欢腾的小凉河》的政治阴谋色彩更加露骨,艺术上更为拙劣。这部于1976年7月上映的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原作中主要描写农村中两种不同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以及与小生产者势力的斗争,影片却将主要矛盾改编成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将是否治理小凉河作为矛盾的主要事件,为了突出影片的当下意义,改编者将原作的1972年的时代背景改变为1975年,将走资派县革委会夏副主任塑造成一个“辛辛苦苦的走资派”,他“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到地主家里去吃饭”,却坚决贯彻执行“三项指示为纲”,顽固地反对根治小凉河的计划。造反派的代表———某公社二队队长周昌林与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造反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周昌林成为造反的英雄。影片特意将走资派夏副主任的造型、姿态和讲话都处理成邓小平的摸样,露骨地对邓小平进行攻击诬陷,使《欢腾的小凉河》成为一部政治意图非常明显、艺术形式极为粗糙的影片。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上海在“四人帮”篡党夺权中的重要地位,上海在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的同时,也就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虽然此期间还有丰子恺创作的《缘缘堂续笔》、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这些当时并未发表的“潜在文学”在当时上海的语境下也是寥寥可数的了。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文学所造成的巨大灾难,通过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文学沉沦的勾勒,也就可见一斑了。#p#分页标题#e#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811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③ 于会泳:《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
④ 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年4月版,第101—104页。
⑤ 丁学雷:《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里程碑》,《人民日报》1967年5月27日。
6 Shanghai Peking Opera troupe the harbour cast of: "reflect socialist era working class life of struggle", "the red flag 23, 1972 issue.
7 ba jin: the SuiXiangLu ", /shlunwen/the joint press, 1987), pp. 811-
8) the xinhua news agency: "unite as one levy FuE", "the light daily dec. 17, 1976.
摘要：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沦。上海成立了《红旗》上海组稿小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长篇小说《新桥》、《虹南作战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都成为“四人帮”政治宣传的工具。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上海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