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Death euphemism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phenomeno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is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i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analysis uses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Florence R. Kluckhohn’s five orientation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Key words:death euphemism; anthropology; analysis; orientations
摘 要:上海论文网 死亡委婉语是存在于英语和汉语中的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用美国人类学家Florence R.Kluckhohn的五个价值取向,并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可发现中西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
关键词:死亡委婉语;人类学;价值取向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科学。随着对自身认识资料的积累,人类学家开始去思索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等问题。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人类学家发现不同种族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模式,而不同的文化模式又影响人的思维以及行为模式。因此,文化模式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人类学家Florence R. Kluckhohn在比较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上确立了五个价值取向(Five Orientations),概括来说,即人性特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取向,活动取向和人际社会关系。[1]这五个取向构成比较文化的基础框架,对五个取向的不同解释则显示出各个文化之间的区别。古今中外,“死亡”都是一个避讳莫深的话题,人们往往出于一种趋吉避凶的心理,不愿直接道出,而是使用各种委婉表达,由此产生了死亡委婉语。正如John Gross所说,“死亡,……已经代替性成为最令人禁忌的话题”[2]。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文化的创造离不开语言,但它一经产生便会对语言起着制约作用。死亡委婉语反映了人性对“死亡”的敏感,并告诉人们“一种文化的价值”。由于不同社会文化模式,敏感方面与敏感程度都可能有所差异。掀开死亡委婉语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发现,在它们身上烙着民族文化深深的印记。以下就以美国人类学家Florence R. Kluckhohn在比较不同民族文化模式上确立的五个价值取向为座标,对死亡委婉语作一粗浅分析。
一、人性
几乎所有对人类行为的评判都是以人性问题开始的,对文化模式的比较也不例外。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以来,对人性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而各个文化对人性的理解并不是总在两个极端:或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而是处在一个连续体上,即人性中既有善也有恶。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们坚信“人之初,性本善。”而人类之所以会变得邪恶是受社会的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证实了这个观点。人类时时面临被诱惑、堕落的危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榜样人物的力量由此可见。而这些榜样人物的死,就是“永垂不朽”,他们“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这些死亡委婉语反映了中国人在对待人性问题上的本质,即人性本善,榜样人物则是这个观点至高的表现。西方传统文化认为,人性本恶。这一点从《圣经》中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可以得到证实。他们因偷吃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便有了“原罪”之说。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爱护自己的儿女,而儿女们也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人类本来有罪,因此如能虔诚地信仰和服从上帝,就能赎清原罪,得到赦免,在来世获得拯救,进入天堂。从“最后审判日”(Day ofJudgment)而来的死亡委婉语“hand in one’s accounts”(交账)则清楚地表明死亡之日,人人都要把记载自己在世上所作所为的账本交给上帝加以审判:赎罪并得以拯救的人进入天堂(go to heaven),去见上帝(go to see one’s Mak-er),安睡在上帝的怀抱(sleep in the Arms of God);而拒绝忏悔赎罪并纵容人性邪恶发展的人毫无疑问要下地狱(goto hell)。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依据/shyylw/ Kluckhohn的模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是人的主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说。中华民族生活在广阔的内陆土地上,内陆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使中国形成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文化体现出一种“合”的倾向,即所谓的“天人合一”。自然界万物遵循季节变化,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与此相似。人的童年、青年、壮年及老年好比自然界的春夏秋冬,人生“各季”与自然界各种生物四季特征极其相似。冬季花草树木枯萎败落,动物冬眠,由此人生结束也不过像是植物的“凋零”,“零落”,或是动物的“永蛰”。西方文化大都起源于海洋。人们生活在浩瀚的海上,以捕鱼和贸易为生。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在险恶环境中显得软弱、虚无与渺小。他们需要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自然界。虽然他们的主观意识也觉得冥冥之中大自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世界,他们也祈求上苍的保佑,但理性因素使他们更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定胜天。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而对自然的崇拜渐被淡化。
三、时间取向
不同的民族文化对过去、现在、将来态度的不同,产生了三种时间取向:过去取向、现在取向和将来取向。中国文化以过去取向为主,传统在中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富的历史文化是中国的骄傲和宝藏,一代代的中国人都是在悠远的历史文化熏陶中长大,历史文化无处不在,代代相传。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死亡委婉语得以流传至今。而中国文化深受佛教文化影响,时间是循环型的,并遵循一定的模式。世上万物都经历从天堂到人世再到地狱的循环。人死不过是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所以被称为“轮回”,“转世”。人都有前世和来生,今生做善事,来生可到“极乐世界”,而作孽导致“见阎王”和“下十八层地狱”的煎熬,来生会转为动物。而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则以将来取向为主,这与其短暂的历史密不可分。与中国历史相比,短短几百年的历史的确对其文化影响不深。而美国人富于创新,以超越前人,超越历史为骄傲,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尝试,这就使历史在他们心中只作为一个要超越的目标而几乎没有其他特殊含义。而身处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人人着眼于未来而无暇回顾历史。时间只是单方向无限向前延伸的,过去的都已不重要,也并不存在循环性。
四、活动
以人类活动的目的和特点为标准,活动可以分为三种取向。中国文化侧重身份,即你是谁(who are you)。在中国社会,身份是行为的标准,什么身份说什么话,这在古代尤为明显。中国传统中维护尊尊的等级关系和亲亲的伦理关系靠的是礼教。封建礼教在避讳习俗中的体现,其核心就是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左传•昭公七年》中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十个等级的关系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逐级制驭的关系。等级不同,所用死亡委婉语自然不同,以人生前地位的尊卑而定。不仅如此,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人在家庭中的长幼身份不同也有不同的词语。婴孩死称“杏殇”,少壮死称“夭”,长者死称“寿终”,父死“失怙”,母死“失恃”,妻死“失俪”。中国人重“礼”,言谈举止都受礼约束,所以便有了不同身份的死亡委婉语。西方社会重视“你是做什么的”(what do you do )。对他们而言,成就比身份更重要。这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在西方,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国家的封建社会时期长于中国,有的国家甚至直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尚未完善就被摧毁,因而体现在语言上并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西方重天赋人权之说。在西方社会,父母与孩子无尊卑之别,孩子可直呼父母姓名。同事或上下级以名字相称以示友好平等。 #p#分页标题#e#
五、人际社会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大致分为三种,即等级模式,群体模式和独立个人模式。在礼的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或大或小的一个集体中,而他在这个有等级之分的集体中的社会地位决定他的言语行为举止。中国文化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角色的总和,认为人的本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所以人需要通过自身与群体的关系来定位自己。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把人定义为“仁者,人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群体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给自己或别人下定义。在中国传统文 化里,这种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个人与集体等。这种强调人具有人伦关系和本性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体现在死亡委婉语上,有“成仁,赴义,殉道,殉节”。这说明汉文化中“仁、义、道、节”备受推崇,而这些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老子,孟子等人创立的哲学理论的核心。他们长期以来主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更注重死的社会价值。古往今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希望自己的死能够重于泰山,死得是否有意义是以对集体、社会是否有意义而定的。“为国捐躯,以身殉职”等死亡委婉语则体现出这一点。西方崇尚“个人主义”,其文化源自犹太宗教和希腊哲学的融合,二者之间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个体灵魂的观念。有了这个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西方的个体灵魂观念不仅将人类同自然界明确区分开来,而且也将自我作为个体同他人作为群体明确地区分开来。西方文化的上帝信仰一方面产生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另一方面也使人可以不必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对自己下定义。“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实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把个体作为一切现实和社会的出发点;二是认为个体的性质体现于个体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中”。体现在死亡委婉语上,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人愿望的实现,希望自己死后能与上帝同在。虽然也有为正义、真理而献身的英雄,但也大都因为是为完成上帝赋予的“拯救他人”的使命。因此,西方人对死很少有豪言壮语,即使是源于军旅的死亡委婉语也大都不带有悲壮的色彩,如to be present at the last roll call(出席最后一次点名), to be written off(被勾销), to fire one’slast shot(射出最后一发子弹),而to lay down one’s life(放下自己的生命),to make the ultimate sacrifice(做出最后的牺牲),便是比较壮烈的说法了。以上是用Florence Kluckhohn的五个价值取向来分析的中西死亡委婉语,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分析的中西文化是以两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观念为准的,但大多数不代表所有人。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借鉴,人们的传统观念都在经历着变化和相互融合,不同文化可能在同一国家得到体现,所以说以上的划分并非绝对。死亡委婉语这一普遍语言现象说明了人类都有趋善趋美的心理,但这一共同的心理却是由不同的伦理道德,不同的价值观念所驱动的。从现象走入本质可以使我们更加看清这一语言现象的实质。
参考文献
[1] Kluckhohn, Florence Rockwood & Strodtbeck, Fred L[M].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Evanston, IL: Rowe Pe-terson & Co. 1961.
[2] Enright,D.J. Fair of Speech———The Use of Euphemism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Scollon, R. & S. W. Scoll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discourse Approach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1995.
